在人类的思想史上，或许没有哪段时期比法国大革命时期更加炫目。然而，*近几十年来，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政治、经济、文化和各种社会力量激发和塑造的，忽视了自由、平等这些抽象概念。在本书中，作为研究启蒙运动重要历史学家的乔纳森·伊斯雷尔，以革命思想为立足点，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各种思想和流派作为解释和探讨法国大革命起源、发展及终结的基础，为读者展示了革命思想如何从18世纪的激进思潮中**而出，又如何将革命的***分化成激烈冲突的阵营，乔纳森·伊斯雷尔对秉持不同革命思想的法国政治精英之间的分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人类思想的交融、碰撞，共同勾勒出了法国大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

第20章 恐怖统治的ZUI后岁月 1794年3月至7月 消灭埃贝尔派 恐怖统治扫荡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勒德雷尔后来回忆道：“这是场真正的疾病，在道德上和生理上持续发生作用；这是个放弃使用理性的**案例，几乎称得上理性的失常。它让所有人变得只关心自己，让他们有所保留，与一切隔绝，不再关心*重要的事务、*私密的感情与*神圣的职责，它让身体与灵魂同时瘫痪了。”1恐怖统治非理性与罪恶的属性看上去如此明显，以至于让很多身在法国的观望者大为惊骇，比如波尔多的日记作者布罗雄便倾向于这样的假设：雅各宾派的密谋者故意力求用屠杀和罪行“败坏大革命的声誉”，2但他没有意识到，恐怖统治的目的并非为了使王权与反动势力获益而中伤大革命，而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乃至敌对的意识形态去否定1788年至1793年间大革命的必要原则。 数据本身就能证明，恐怖统治影响了法国的所有**，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军官、教士。官方数据表明，在法国，政府的革命法庭在恐怖统治期间一共判处16594人死刑，这还不包括山岳派军队在里昂、土伦、南特、巴斯克和旺代未经审判就枪决的数千人。将近1.7万名经由司法程序处死的人，再加上一定存在的未经授权的杀戮，遇害总人数可能有2.3万人左右。有人估计，入狱与被杀的总人数超过了30万人。然而，任何针对非官方处决人数的统计数字都非常模糊。有人估计，在镇压旺代行动中惨遭屠戮的人数高达总人口的4%——即19万人——而这还**于旺代地区。3在被官方处决的约1.7万人中，约有31%是手工业者（既有民主派，也有保王派），28%是农民（往往都是保王派）。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只有超过8%的死者是**，包括“佩剑**”与“穿袍**”（地方高等法院法官），一共1158人，还有约2%是神父，相比其他群体在人数上要少很多。在巴黎，从1792年8月至1794年7月，共有9249人因政治原因入狱，其中有766人是男女**，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4 恐怖统治造成的心理影响广泛且难以估量。截至1793年1月，大约2.9万名流亡者离开法国，这是个大数目，但并不惊人。然而在恐怖统治期间，流亡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到了1794年7月，约有14.5万名**、神父和平民逃离了这个**。可以肯定地说，1793年至1794年的恐怖统治是大革命期间人们离开法国的首要原因，这段时间的流亡人数占到流亡总人数的五分之四。流亡国外的法国**人数上升至16431人，*后比法国**总人数的12%还要多。而流亡的法国教士的人数是**的两倍，占据法国流亡者总人数的四分之一。5若从流亡者的比例来看，我们确实可以认为，这些特权**是尤其受到迫害的对象。 罗伯斯庇尔的精神疾病，以及他在如何控制构成山岳派独裁统治支柱的敌对派系问题上表现出的摇摆不定，引发了1793年12月到1794年3月中旬法国政治瘫痪的危机。两个派系都严重威胁着他本人的地位。在2月10日到3月13日这段危机四伏的日子里，他正经受着严重的精神崩溃，因此缺席了雅各宾俱乐部和国民公会的活动。就连丹东、埃贝尔、巴雷尔和其他政府内部重要的知情人士，都看不出罗伯斯庇尔究竟何时牢牢掌控着权力的杠杆，何时又将手松开。他神经紧张，强迫性多疑，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同事，远离人民。“人民”对他来说永远是个抽象概念，并不是让他有过多少亲身经历或理解的东西。他是**个现代民粹主义的大独裁者，却从未获得过像马拉那样的群众崇拜，反而*终变得愈发疏远并漠视群众。直到1794年2月，他始终保持着距离，实际上却并未封闭自己，断绝一切联系。他经常在巴黎各地现身，衣冠考究，穿着由优雅的丝质刺绣布料制成的服饰，发型整洁，一丝不苟。他始终在观察，在培养联系人，不间断地与其他重要人物交谈，细心地记笔记。6如今他拥有的权力更多，更加专断，但在与日俱增的压力之下，他也变得越来越孤僻（就像丹东一样）。 罗伯斯庇尔的缺席扩大了他的直接下属与活跃代理人如圣茹斯特、巴雷尔和昂里奥的权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他的缺席也激励着其他恐怖统治的拥护者去扩张并巩固自身的势力范围。能干的官员与军事委员圣茹斯特也在1793年12月和1794年1月的大部分时间里缺席，他当时身处前线，和其他国民公会代表一起在现场督战。这个毫不妥协的美德教条主义者灵活地适应了罗伯斯庇尔的每一次立场转变，对他的每一次动向均附议并执行，迅速而有效。在阿尔萨斯，圣茹斯特并未对那里的去基督教化运动表示反对。然而一旦罗伯斯庇尔开始攻击去基督教化运动分子，说他们是志在刺激民众对山岳派进行反扑的“密谋者”，圣茹斯特便马上站到同一阵线上来，抨击去基督教化运动分子是伪装起来的反革命。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一样，要求对批评者和异见者毫不留情，残酷到底，认为这才是保障山岳派目标***的方式。他对批评恐怖统治的人极为敏感，认为他们正在竭力破坏山岳派的统治。 就在公众只看到恐怖统治的稳步扩张，只看到1794年整个春夏不断高涨的逮捕潮和处决潮的时候，**领导层却处在致命的自相残杀之中，这一点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罗伯斯庇尔时不时放松个人权力的做法不过是加剧了山岳派统治集团之间备受压抑却不断积累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分化了独裁统治极不稳定的政治基础。*后，罗伯斯庇尔不得不对盘踞在科德利埃俱乐部内部的煽动分子采取决定性行动，他们是一伙团结在埃贝尔、莫莫罗、樊尚和南特“屠夫”卡里耶周围的暴徒。自从2月被罗伯斯庇尔召回巴黎，卡里耶就成了其心照不宣的反对者。1794年3月4日，在科德利埃俱乐部某次挤满了人的会议上，他们仪式性地罩住了《人权宣言》的牌匾，樊尚和卡里耶则大呼小叫，批判那些假装留在山岳派阵营的重要人物，在他们两个人看来，这些人正在破坏“自由”—他们是德穆兰、法布尔、菲利波和沙博（11月17日，沙博和他的朋友巴齐尔因腐败罪名而一起被捕）。上述人物据信是布里索派原则的新旗手，他们奉行危害法国的温和主义。在科德利埃俱乐部，樊尚和埃贝尔向人们呼吁，要将关押中的“布里索派”残余尽快铲除，同时也要消灭其余凶险的温和派（即丹东派）。7埃贝尔派受到群众喝彩声的鼓舞，开始公开谈论发动新一轮无套裤汉起义的必要性。 科洛·德布瓦对这些声嘶力竭的会议表示遗憾，3月6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讲话，要求姐妹俱乐部清洗那些不负责任煽动无套裤汉的成员。莫莫罗和卡里耶回应道，眼下并无发生新起义的危险，但他们坚持认为，爱国者和真正的革命美德才面临着**的危险。迫在眉睫的问题并不是无套裤汉或任何引发他们怒火的人，而是温和主义、不负责任的疏忽和反革命阴谋。3月7日，科洛·德布瓦带领一个雅各宾俱乐部代表团来到科德利埃俱乐部，呼唤这两个元老俱乐部维持团结与和平。埃贝尔和莫莫罗认同维持团结的必要性。他们做了一番保证，重新揭开被盖住的《人权宣言》；在场的许多人高声欢呼。然而俱乐部里一些失望并有所不满的无套裤汉铤而走险，开始公开否定罗伯斯庇尔的做法，说他对待“布里索派”和温和主义过于手软。樊尚甚至在总结陈词中公然批判罗伯斯庇尔，尽管措辞隐晦，却还是指出（罗伯斯庇尔）使用“**革命者”（ultrarévolutionnaires）一词是种阴险的策略，旨在打击革命先锋，纵容温和派打压忠心耿耿的爱国者。8僵局直到3月中旬还未解决。随着局势日趋紧张，雅各宾俱乐部中多数人站到了罗伯斯庇尔和行政委员会一边，而埃贝尔-樊尚阵营则转向无套裤汉，加入他们从街头推翻罗伯斯庇尔地位的努力中去。9 危机的严重性再也无法掩盖了。即便在国外，眼光敏锐的观察家也发现了一场新的大规模冲突正在酝酿之中。流亡的保王派记者马莱·杜庞在伯尔尼观察法国局势，他充满信心地预计巴黎会发生新的“革命”。山岳派内部公开分裂的消息散布开来，流亡者为此士气高涨。3月13日，罗伯斯庇尔亲自回来掌舵，只有这样，独裁统治才有可能全面配合，集中力量面对埃贝尔派-丹东派的双重挑战。无论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是否已经意识到，他们采取的战略是压倒两派敌对力量的*佳方法，它事实上的确有效得可怕。圣茹斯特在罗伯斯庇尔回归前几天已经发起了新一轮攻势，强烈谴责温和主义，但暂时没有理会被罗伯斯庇尔称为**革命者的威胁。除了罗伯斯庇尔本人，圣茹斯特就是民主共和左派在大革命中*坚决的对手，他不是个街头煽动家，而是民粹主义官员与理论家，宣扬深受马拉喜爱的那种过分简化的卢梭主义概念。他热情赞颂马拉，而且与（私下总是对别人心怀嫉妒的）罗伯斯庇尔不同，圣茹斯特一直孜孜不倦地狂热践行着对马拉的崇拜。 正如坚信斯巴达式苦行主义的罗伯斯庇尔和肖梅特所做的那样，圣茹斯特也为将对革命美德的痴迷推至**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把雅各宾式的不宽容与旨在缓和经济困难、实现价格控制的新法律绑在一起。他在国民公会宣布审判温和派的进程必须尽快跟上的同时，还引入了一系列被称为“风月法令”（2月26日至3月3日）的举措，它们看上去带有严厉的惩罚性质，而且符合埃贝尔派的要求。这些法令启动了针对如今超过10万名流亡者的大规模财产没收行动，要求法国所有社区草拟贫困者的清单，以便将这些充公财产的变卖所得分配给他们。10用将密谋者财产充公所得的公共财富向穷人发放年金的可行性，是巴黎相对贫穷的街区讨论了好几个月的话题。因此圣茹斯特的提案看起来似乎正将政策转向无套裤汉与埃贝尔那一边。 3月10日夜里，救国委员会在圣茹斯特的授意下（有人推测这是来自罗伯斯庇尔的命令，但并不确定），秘密向革命法庭公诉人安托万-康坦·富基耶-坦维尔发出指示，叫他着手筹备针对埃贝尔、樊尚、龙桑、卡里耶、莫莫罗和其他科德利埃俱乐部**“密谋”并煽动暴乱的诉讼状。富基耶-坦维尔原本是个小官员，1792年8月被丹东和德穆兰提携至此高位。公共教育委员会的重要人物罗默和另一名带头反对食物囤积者的**不在起诉名单上，尽管他们在12月曾加入埃贝尔派阵营与德穆兰作对，也不是罗伯斯庇尔之友。3月14日晚上，罗伯斯庇尔刚在国民公会重新露面，就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圣茹斯特突然揭发埃贝尔和他在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同党，说他们是密谋者。这些人被当场拿下，送往古监狱。此事震惊了整个巴黎，包括被捕的当事人自己，他们此前对将要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根本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当晚雅各宾俱乐部召开紧急会议，比约-瓦雷纳对惊诧不已的听众解释道，他们及时发现，埃贝尔、龙桑和莫莫罗是“国外势力的代理人”，背叛了法国。他们谋划了“残暴的阴谋”，想要屠杀可敬的雅各宾党人和国民公会议员，将无政府主义传遍整个法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密谋把武器交给监狱中*卑劣的杀人犯。11比约发言结束后，罗伯斯庇尔站起来，想进一步说明，却突然觉得不适，雅各宾派的会议记录上写道：“他身体太虚弱，无法继续发言。”12科洛替他完成了总结陈词。大部分雅各宾派成员支持当局，开始攻击科德利埃俱乐部，但这样做是否足以让埃贝尔真正的大本营即狂怒的街区安静下来，是否足以把这些无套裤汉的英雄困在铁窗背后，尚且存疑。那天晚上，科德利埃俱乐部在**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会议，其成员尚未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没能做出积极的反应。13 无套裤汉发动大规模起义的可能性萦绕了好几天。市内到处贴出龙桑*近一次挑衅性演说的文本，与此同时，演说家们在科德利埃俱乐部里公然谈论发起暴动消灭“叛徒”“主子”和“克伦威尔主义者”的必要性。毫无疑问，在巴黎各街区中，反对罗伯斯庇尔独裁的情绪已经公开化并广为传播。街区议会中的争执越来越激烈。更多埃贝尔的同党被捕，尤其是他自己所在的佳音区的街区委员与手工业者，据警察汇报，那里有超过3000名忠诚的埃贝尔派支持者。为了消除无套裤汉同情被捕人员的情绪，有人开始蓄意传播埃贝尔腐败堕落，接受巨额贿赂的谣言。3月20日，伦巴第人区、社会契约区、香榭丽舍区、威廉·退尔区、兄弟会区和沙利耶区统统倒向罗伯斯庇尔一边。抗议活动终于平息下来，号召推翻无视人民需求的“主子”的声音逐渐消失，尽管还有一些街区—共和国区，以及一如既往的马拉区（莫莫罗的街区）—依然反应冷淡，焦躁不安。14 埃贝尔和18名共同被告一起被关在古监狱，他们的罪名是充当“**革命者”，按照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的说法，这与隐蔽的保王主义者别无二致。被告计划解散国民公会，谋杀“真正的爱国者”。总而言之，他们被捕一事似乎缓解了丹东、菲利波和德穆兰的压力。此三人如今可以宣称，他们一直都是对的。难道不是他们，*先向雅各宾派发出警告，说伪装成爱国主义的阴险的“**主义”十分危险？15然而对丹东集团来说，也有坏消息。3月18日，阿马尔终于炮制出指控沙博、巴齐尔和法布尔的“证据”，而法布尔是丹东*亲密的副手之一。沙博跟阿尔萨斯的犹太弗雷兄弟联系密切，困于财务腐败的泥沼，弗雷兄弟早些时候已经因被怀疑是奥地利间谍而遭逮捕，四个月来，身陷铁窗的沙博则始终否认针对自己的所有指控。作为雅各宾派**和恐怖统治的拥护者，沙博只与巴齐尔结盟，跟其他主要派系都缺乏密切联系。即便在维也纳，弗雷兄弟曾被当成“雅各宾派”，以至于其财产被充公，“画像遭人焚毁”，可沙博承认，兄弟俩还是发了横财；不过他们之所以把自己的姐妹莱奥波尔迪娜嫁给自己（还情意绵绵地附赠了一大笔嫁妆），完全只是为了赢得“爱国主义的名声”，并没有其他任何企图。16 当局筹备了新一轮的大型**审判秀，圣茹斯特、巴雷尔和阿马尔都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通过精心炮制的演出，他们把有关暴动的罪名与狂热的仇外情绪、腐化堕落的公职人员与间谍阴谋巧妙地结合起来，一切都指向战争部的腐败迹象。这样一来，埃贝尔集团这些长期为无套裤汉的不满发声，并要求施与穷人正义的无套裤汉核心领导人，因“叛国罪”而与富裕的克洛茨男爵并肩受审，而克洛茨受到的大量指控亦是全无道理；一起受审的还有来自赫斯登的（Heusden）荷兰爱国者，38岁的金融家约翰内斯·孔拉德斯·德·科克，他与杜穆里埃走得很近；佩雷拉，犹太人，烟草商兼军事物资供应商；比利时激进民主派皮埃尔-尤尔里克·迪比松；另一个比利时人皮埃尔-约瑟夫·普洛里。在有些人听来，这些莫须有的阴谋指控似乎很有道理，因为早些时候他们已经从法布尔那里听到过、从德穆兰的《老科德利埃人》那里看到过此类说法了。 普洛里是颇有成就的日报编辑，代议民主制的拥护者，与战争部联系密切，说起来还是樊尚的“手下”，17在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巴雷尔和阿马尔看来，他简直是**的打击对象。与克洛茨一样，在法国以外的地方，他在社会上享有“男爵”的地位，这个意大利人的后裔生于奥属尼德兰，住在巴黎，祖上是安特卫普的金融世家，他本人也是个成熟的经济理论家，在布拉班特革命期间，他站在冯克主义民主派一边。1791年12月，他在巴黎创办了日报《世界主义者》，把版面用于批评克洛茨宣传的在世界主义和普世主义方面与自己不同的理念，否定布里索派的好战政策，呼吁法国与奥地利维持和平而不是战争，指责法国吞并比利时的行为，称其为应受谴责的灾难性错误。他将一些法国人，以及很多身在法国的比利时和荷兰革命者吸收进他那个狂热的反天主教的民主派圈子，罗伯斯庇尔之所以讨厌这个圈子，是因为它毫不掩饰的哲学主义、世界主义和无神论。普洛里的死刑实际上已经预判，因为他批评过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点名揭露此人，对普洛里的定罪强化了当局指控埃贝尔派的“案子”，巩固了对去基督教化分子的污名化。18 位于巴黎的荷兰革命委员会**德·科克以其革命姿态与财务贡献而著称，包括为讨伐旺代的行动提供资金支持。他也成了被打击的对象。此人长期与杜穆里埃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又是埃贝尔及其夫人的密友，更有甚者，据《科德利埃人》称，他还是英国首相皮特派来的间谍。埃贝尔经常留宿德·科克位于帕西的别墅，据说在那里，他和他的夫人喝着“皮特的葡萄酒”，为“自由奠基人”的毁灭而干杯。19普洛里、佩雷拉和其他几个与埃贝尔一起入狱的人刚好都是埃贝尔的亲密友人，这对埃罗·德·塞舌尔来说十分不妙。20克洛茨等人的罪名是密谋屠杀雅各宾派，罗伯斯庇尔首当其冲，这是成就他们那“普世共和国”计划的一部分。但在受审的众人中，实际上只有埃贝尔、樊尚和龙桑真正关心街头的意见。 这样的作秀式审判持续了4天（1794年3月21至24日），在此期间，革命法庭传唤了超过200名证人进行问询。整个审判期间，热烈的讨论席卷了邻近的咖啡馆和街角，异见者公开表达了他们希望再次“审判马拉”的愿望，再以凯旋般的无罪释放和群众喝彩告终。尽管无套裤汉心怀不满，也不愿承认埃贝尔的叛国罪名（谁相信他们？），然而他们还是怕了，不敢像表达支持马拉之情那样表示哪怕轻微的抗议。21埃贝尔派**在被捕10天后被判处死刑并没收财产，囚车将他们集体拉到革命广场处决。在热月政变3个月零5天前，埃贝尔、樊尚、龙桑、德·科克、普洛里、克洛茨命丧断头台，埃贝尔排在*后一个。根据事后警察的报告记录，在现场围观的大量无套裤汉群众尽管闷闷不乐，却并未发起任何骚乱。22如今整个法国都知道，是雅各宾派将**从危险的“阴谋”中拯救出来，因为国民公会用巴雷尔签署的公开声明“解释了”整件事，这份声明印刷了10万份，并被发往全国。 消灭丹东派 消灭埃贝尔派为清除其他相对弱势的反对派系—丹东、德穆兰、菲利波、埃罗和法布尔—扫清了道路。丹东派自以为已经胜利，于是通过《老科德利埃人》提醒读者，他们才是组织起义并造就大革命的领路人。自始至终忠于自由和人权的丹东阵营曾坚持不懈地与“保王派、斐扬派、布里索派、联邦派”作战，如今更是为粉碎埃贝尔派做出了贡献。23德穆兰指出，认真研读埃贝尔那份《杜歇讷老爹报》的外国君主，有理由宣称巴黎已经成了野蛮和粗俗的世界之都。但真正的雅各宾派明白，无套裤汉并非真的如埃贝尔希望外国观察家推断的那样盲目、无知、愚昧。24另外，早在官方“确认”埃贝尔派的叛国罪之前，德穆兰就已经取得了确凿的证据。他的报道一次又一次先于官方审判，揪出了“巴伊、拉法耶特、马卢埃、米拉波、拉梅特兄弟、佩蒂翁、奥尔良公爵、西耶里、布里索和杜穆里埃”这些罪犯。25 更有甚者，丹东派还传达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好公民”若想看到卑劣、阴谋与罪行的终结，就必须拥有民主和言论自由，“要做到这一点不需要别的，只要人民得到启蒙就可以”。没有启蒙运动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罪行和不安就无法被清除。协助德穆兰在《老科德利埃人》上发起*后攻势的丹东是真正的共和派和民主派。与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的意识形态相比，再没有什么更加无法与民主共和理念相容的了。为了确保人民会经由启蒙运动和哲学而实现对民主的接纳，变得自由而幸福，就必须从根本上反对罗伯斯庇尔主义，这是德穆兰一贯的做法。圣茹斯特指控丹东和德穆兰的**也是针对这种倾向—与布里索派和解、强调革命阵营的团结、反对5月31日暴动。德穆兰声称，人的权利是共和主义自由的基石，是启蒙哲学*伟大的成就。他与丹东一起，不知疲倦地重申共和主义自由的核心价值，否定罗伯斯庇尔派的观点，即那种将平等自由与斯巴达式苦行等同起来，不承认个体应有适度经济自由的观点。（必须指出，德穆兰把布里索算在鼓吹过度平均的革命理论家之中，认为他拥护的也是斯巴达式的经济平等观点。）26与罗伯斯庇尔相比，丹东派诚实而开明。27 丹东曾有个**的说法，认为革命需要“大胆，大胆，再大胆”。28然而作为雅各宾派内部的重要派系，他从未真正在雅各宾俱乐部和国民公会对罗伯斯庇尔及其败坏大革命理念的行为发起过正面挑战。丹东派实际上正在逐步瓦解。3月15日，就在埃贝尔倒台后不久，罗伯斯庇尔下令逮捕埃罗。此人是1793年雅各宾派宪法的主要起草人，普洛里和丹东的朋友，他被关押在卢森堡监狱，罪名是将**机密泄露给“外国势力”。肖梅特于3月17日被捕，在罗伯斯庇尔看来，他是个狂热的无神论分子，是克洛茨的助手。尽管科洛·德布瓦、比约-瓦雷纳等山岳派先锋强烈要求罗伯斯庇尔与丹东决裂，但他还在犹豫。在拿定主意以自身力量支持逮捕并起诉丹东之前，罗伯斯庇尔还曾与他有过两次会面。29但在埃贝尔派倒台两周半以后，在争取足够支持并缓解恐怖统治的行动上遭到灾难性失败的丹东、德穆兰和菲利波，于3月31日被罗伯斯庇尔下令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另一名重要议员，丹东的朋友让-弗朗索瓦·德拉克洛瓦，他被控与杜穆里埃密谋，在比利时中饱私囊。出于某些原因，罗伯斯庇尔放过了比利时的狂热共和主义者弗朗索瓦·罗贝尔，他曾担任丹东的秘书，是个忠实的丹东派人士。30 就在丹东等人被捕前三天，伪装并使用假名的孔多塞*终被捕，当时他正在南部郊区的一家餐厅吃煎蛋饼，梦想着大革命有朝一日能够得救。作为“不受法律保护者”，他的被捕意味着将立即遭到处决。孔多塞抢先一步，在3月29日那天，他在牢房中服毒身亡。尽管他的遗体葬于何处已经无人知晓，但很多人当时就已意识到，他的死显然构成了斯塔尔夫人所说的“法国荣光之毁灭”的一部分。31对于这位伟大启蒙哲学家对大革命做出了何等贡献，人们众说纷纭，然而没人比罗伯斯庇尔在数周后的讲话中评论得更负面了。罗伯斯庇尔既痛恨又蔑视孔多塞。在向乡村地区传播“真正的哲学之光”这件事上，即便是城市劳工，都比这位所谓“伟大的数学家”孔多塞更有发言权。“所有派系都瞧不起”孔多塞，此人不知疲倦，惨淡经营，就是为了用“他那雇佣文人式的狂想曲”一类的垃圾，遮蔽哲学的光辉。32 两天后的3月31日，在1793年10月曾被埃贝尔派从狱中救出的克莱尔·拉孔布再度被捕。就在同**，罗伯斯庇尔亲自现身雅各宾俱乐部，“说明”近来令大革命失色的“阴谋”：狡诈派系图谋反对人民，他们分成两派，但其阴谋互相联系。埃贝尔派试图颠覆一切，而另一个阵营则巧妙地密谋向人灌输“**主义和温和主义的原则”。自从埃贝尔派被粉碎以后，温和派就加紧筹备，如今采取阴险的行动，试图将“纯粹的爱国者”（即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诬蔑为“埃贝尔派”。他们不怀好意的典型做法就是污蔑“光荣”而正直的沙利耶（马拉在巴黎遇刺三天后，沙利耶在里昂被布里索派送上断头台）。而“纯粹的爱国者”永远崇敬沙利耶，正如他们崇敬马拉那样。33针对丹东，罗伯斯庇尔当时没说什么；但他很快也将丹东说成是“密谋者”。他总结道，丹东试图通过反对可敬的昂里奥破坏5月31日起义，甚至阻止后者及其麾下部队“解救”落入敌手的国民公会。34 4月1日，圣茹斯特当着国民公会的面起诉埃罗，要求处死他。埃罗是杜穆里埃、米拉波、布里索和埃贝尔的同谋，在5月31日和6月2日的暴动中，他表现得像个两面派。他还否认神意的存在，公开否认“让苏格拉底临死时获得慰藉的”灵魂不灭，努力“将无神论打造成比迷信更不宽容的崇拜”。35上述观点让人难以容忍。在生命的*后几个月里，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本人一样，几乎成了病态地信奉*高主宰、灵魂不灭和无神论之邪恶的教条主义者。364月2日，圣茹斯特用罗伯斯庇尔提供的字条，在国民公会抨击丹东，他指控丹东在大革命早期向米拉波献媚，是个隐藏的保王派分子，后来又成为布里索派的同情者。37除了与杜穆里埃持续勾结叛国，尝试逮捕“可敬的”昂里奥，丹东还用不屑的目光注视“5月31日革命”，此外，他还与发生在比利时的那些严重的不端行为有牵连。38 针对丹东派的审判持续了四天，当局在他们的司法程序中引入了一项新元素：四名公安委员会成员坐在审判室内，监督审判程序，其中一人是公安委员会中*残忍的人物，布里索派对头中无可取代的一个，教会收税人之子，前军官马克-纪尧姆·瓦迪耶。瓦迪耶是招募狱中杀人犯实现阴谋屠杀这类故事的编造者之一，极其粗暴狡诈，他痛恨丹东，将丹东的倒台说成是“给那条吃得脑满肠肥的大比目鱼开膛破肚”。他们把摧毁埃贝尔派时运用得相当熟练的那套伎俩重新用在丹东派身上，指控丹东的圈子与外国势力和富有的投机者有染—拥有一半西班牙血统的居兹曼，埃斯帕尼亚克教士，来自摩拉维亚、先前在斯特拉斯堡活动的犹太军火商弗雷兄弟西格蒙德（尤尼乌斯）和埃马纽埃尔（与法布尔和沙博均有关系），他们现在全被正式以腐败罪名起诉。39马克·勒内·埃斯帕尼亚克教士是个富有且在某种程度上声名狼藉的前教会人士，他自诩为伏尔泰的信徒，在1789年以前很久就已经习惯于公开发表令人发指的反宗教言论，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他的恶名就已经传遍凡尔赛。1789年，他没能在三级会议中谋得一席之地，却在1790年至1791年间作为反教会煽动者声名鹊起，当时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强烈建议剥夺教会财产。与法布尔一样，他是**的迫害对象，因为这个大投机者享有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大量分红，与很多被控腐败者均有关联，还因提供马匹与其他军事补给，与杜穆里埃之间存在联系。 公共听证会上的气氛十分紧张。埃罗妙语连珠，讽刺意味十足。在被问及姓名与年龄时，德穆兰自称33岁（他实际上34岁），跟“无套裤耶稣”同龄。暴怒的丹东发表了气势惊人的演说，嘲讽加诸他们身上的“密谋者”罪名，谩骂罗伯斯庇尔，重申自己的无神论，他给法庭内外施加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让委员会开始担心会引发街头行动。反对罗伯斯庇尔“独裁”的声音重新冒头。为了预防可能产生的麻烦，审判程序被以极为卑劣的专断方式废除了。正如勒德雷尔强调的那样，毫无理由的独裁正是罗伯斯庇尔政权的精华所在。考虑到公众的同情，丹东案难以决断，然而，4月5日这天（芽月24日），革命法庭还是匆忙给其定了罪，并下令在当天立即处死丹东。40德穆兰、法布尔、埃罗和丹东被同一辆囚车送往革命广场。丹东高高在上，不为所动地俯瞰着人群。在凄凉而情绪激动的场面下，德穆兰被强行拖上断头台。同时被处决的还有巴齐尔，而沙博则像孔多塞及其共和主义的追随者阿希尔·杜·沙斯泰莱一样，提前服毒自戕，从而躲开了断头台。41倒数第二个走上断头台的是埃罗，他表现出惯常那种**式的泰然自若。当天晚上，巴黎歌剧院将名为《8月10日集会，或法兰西共和国的诞生》（La réunion de 10 aout ou l’Inauguration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这一无套裤汉日激动人心的庆典演出搬上舞台。

致 谢 i 前 言 1 第1章 导论 6 第2章 报业革命 29 第3章 从三级会议到国民议会 52 第4章 “人的权利” 71 第5章 大革命的民主化 101 第6章 僵局 139 第7章 对教会的战争 177 第8章 斐扬派的革命 201 第9章 “总革命”的开始 228 第10章 革命之夏 243 第11章 分崩离析的共和派 274 第12章 “总革命”：从瓦尔密战役到美因茨陷落 312 第13章 世界上**部民主宪法 340 第14章 教育：保卫大革命 368 第15章 黑人的解放 389 第16章 罗伯斯庇尔的政变 412 第17章 颠覆大革命核心价值 441 第18章 去基督教化运动 470 第19章 “恐怖统治” 493 第20章 恐怖统治的*后岁月 534 第21章 热月政变 563 第22章 后热月政变时期 582 第23章 “总革命”在荷兰、意大利与黎凡特 623 第24章 失败的大革命 657 第25章 总结：作为激进启蒙运动产物的大革命 681 人物群像 694 注 释 724 参考书目 784 出版后记 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