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鼓励生育和支援育儿的层层政策，一边是迟迟得不到改善的低生育率；一边是日益短缺的劳动力资源，一边是不断呈现全新成果的AI技术；一边是岌岌可危的社会保障制度，一边是仍有望继续延长的人均寿命。 当人口负增长已成定局，每个人的心中都难免充满困惑：数量庞大的老龄人口真的只能成为社会的包袱吗？AI技术到底是会夺走我们的饭碗还是会为我们带来新的转机？等待少子老龄化社会的是不是只有经济衰退这一条路？ 日本的成年人纸尿裤**超过婴儿纸尿裤，面对这一事实，是束手无策地陷入悲观绝望，还是从中寻找新的生机？本书提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观点和启发。 深入讨论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往往容易使人心情沉重，但本书作者却凭借多年以来的深入思考和博闻强识，通过轻快、洒脱又充满睿智的文字，指出经济衰退并不是必然，人们完全可以从更广阔、更乐观的视角找到未来的希望。

经济学家的人口观 自古以来，人口问题就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做过探讨。在工业革命推动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中，在18 世纪迎来人口爆炸的欧洲，经济学家作为全新学科的承担者，自然地对人口问题展开了研究。 尽管详细论述过程可能略有不同，当时的标准观点是，人口众多是社会富裕的象征，反之则是社会贫困的表现。被誉为“经济学之父” 的亚当· 斯密（1723—1790 年） 在《国富论》（1776 年）一书中曾作如下阐述： 在任何**，衡量其繁荣程度的*明确的尺度都是人口的增加数量。（《国富论》第八章“论劳动工资”）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是“人口的增加数量”，而不是人口本身的多寡。另外，亚当·斯密还指出，带来（实质）工资“提高”的不是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而是持续的“增长”。 除了亚当·斯密，还有不少经济学家也相信人口增加是好事。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 年）就经济学史留下了浩瀚著作，他在书中指出，在18 世纪中期之前，经济学家都是“人口膨胀主义者”： 无一例外，经济学家均认为人口众多、人口增加是好事。在18 世纪中期之前，与其他问题相比，众人在这一点上的意见要一致得多。人口规模大、人口增加是财富*重要的象征，同时也是创造财富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有学者甚至认为人口本身就是财富—一个**所能拥有的*大资产。（《经济分析史》第五章）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 马尔萨斯正是在这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他生活在欧洲“人口大量增加时期”，他的《人口原理》（1798 年初版）对后世带来的影响力****。很多读者一定听说过这本书。 罗伯特·马尔萨斯于1766 年出生在英国的萨里地区，他是一名富裕的农场主的次子，他的父亲曾与卢梭和休谟都有往来。马尔萨斯曾在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求学，毕业后当选为耶稣学院院士，成为家乡牧师候选人。两年之后，马尔萨斯匿名出版了**版《人口原理》，当时他年仅32 岁，还是单身。马尔萨斯后来与同时代**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1772—1823 年）多次展开论辩，留下了《政治经济学原理》《价值尺度、说明和例证》等著作，但他还是将年轻时所著的《人口原理》视为自己的代表作，直到60 岁之际发行第六版为止，他在近30 年的漫长岁月中一直对这本书不断进行修订。然而遗憾的是，凯恩斯（1883—1946 年）在为自己的老师马歇尔所写的传记当中，曾对《人口原理》做出如下评价： 在经济学领域，杰出的学术著作在教育上或许是有用的。每一代人可能都需要一本这样的著作。但是，现实中的经济是不断变化的，游离于现实的经济理论只会徒劳无功，考虑到这一点，为了确保经济学的持续进步和现实意义，想构建新经济学的人就应该多创作一些小 册子，而不是大部头的学术专著……《人口原理》原本是具有讨论性质的小册子，但马尔萨斯却在第2 版时将它改成了学术著作而毁掉了这本书。李嘉图的许多伟大成果基本都是以小册子的形式面世的……经济学家们应该把撰写大作的荣耀全都让给亚当·斯密一人，自己则必须紧紧抓住时代的核心问题，专心从事广泛传播小册子的工作。尽管有时，他们也会因为命运的偶然赢得不灭的价值……（Keynes，J. M.“Alfred Marshall，1842-1924”） 被凯恩斯评为*精彩的初版《人口原理》，的确是一本具有明确批判对象的讨论性书籍。也就是说，这本书的创作宗旨是正面批判当时英国政府推行的《济贫法》，全盘否定了以英国的威廉·戈德温和活跃在革命后的法国的尼古拉·孔多塞为代表的“进步史观”。马尔萨斯在论述中所依据的正是他有名的“人口原理”。 人口原理 《济贫法》产生于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等统治下的16 世纪都铎王朝，主要内容是**以税收为财源来救济贫困人口，类似今天日本的生活保障等制度。在马尔萨斯所处的18 世纪末，英国政府又对此进行了改革，计划提高向贫困**支付的薪资水平。针对这一改革方案，马尔萨斯提出了猛烈的抨击。 身为牧师，马尔萨斯不可能对穷人的困苦漠不关心。他曾在剑桥大学求学，所提出的批判都是极为理性的。人口问题是他批判的焦点。 年轻的马尔萨斯在讨论人口问题时，是从以下两条公理入手的： **，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 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 马尔萨斯宣称，这两个原则是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因此，在粮食充裕的地方，人口会增加，但这将带来严峻的现实问题。也就是说，只要不受控制，人口就会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却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马尔萨斯列出下列数列来说明这个问题： 设世界人口为任一数目，比如说十亿，则人口将按1、2、4、8、16、32、64、128、256、512 这样的比例增加， 而生活资料将按1、2、3、4、5、6、7、8、9、10这样的比例增加。 谈到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任何人都会首先想到这个命题。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粮食充足时会按几何级数增长，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妄断。他以美国为例，认为美国可以满足人口增加的条件。原为英国殖民地的美利坚合众国发布独立宣言是在1776 年，当时马尔萨斯10 岁。在被称为新英格兰的北部各州，人口每25 年就会增加一倍。根据这一数据，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和粮食即便在*初能够保持平衡，但很快便会出现缺口。他是这样论述的： 225 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比将为512 比10，300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比将为4096 比13。 数量方法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初版发行的1798 年，正值日本的宽政10 年。江户时代到这时已经历了近200 年，被称为经世家的儒学家们出版了大量经济、政治方面的著作。但在当时的日本，与和算（指日本独自发展的数学）及天文学领域不同，一般来说，社会、经济方面的讨论几乎都不会有数据的佐证，只停留在纯粹思辨式的探讨阶段。 而早在17 世纪下半叶的英国， 威廉· 配第（1623—1687 年）便出版了《政治算术》（1690 年），主张对人类社会现象也必须像研究自然一样进行定量分析。配第曾是医生，他与牛顿等一道参与了英国**学会的创设，是位**型人物。在这个时代，数量化方法已经不**于物理学，在人类社会的研究中也成了关键因素。这是当时的日本（东方）与欧洲的巨大差别。 配第写道： 作者立论的方法和态度，也就是我写这本书所采用的方法，在现在还不太常见。这是因为，我不会只用比较级和***的词汇，也不会进行思辨性讨论，而是使用数量（Number）、重量（Weight） 或尺度（Measure）等来表述自己的观点（作为我从很早以前就坚持探索的政治算术的一个示例），我只凭借能够述诸感觉的论述，只考察能够在自然中可以实际看到其基础的各种原因。我采用的就是这种流程（Course），至于那些受每个人的变化、意见、喜好、激情等左右的各种原因，便交由其他人来考察好了。（《政治算术》） 马尔萨斯的考察继承了配第的精神。依据美国等许多**人口增加的数据以及反映英国农业现状的数据，他确信，如果没有粮食等**因素的限制，人口将按几何级数增加。 那么现实中，人口会受到哪些限制呢？马尔萨斯指出，担心生育了孩子却无法把它养活的恐惧心理以及由此导致的晚婚化和不婚化可以限制人口增加。在社会上，这种限制应该能在贫困**中发挥作用。在指出现实中确实有许多男佣和女佣未能结婚的基础上，马尔萨斯提出，调查未婚者数量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未婚率”，便能够明确某个**的人口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他还严谨地指出，未婚率归根结底只与人口的“增减”密切相关，与人口的多寡即人口“水平”没有关联。 接下来，马尔萨斯由此展开对《济贫法》改革的批判。显而易见，改革《济贫法》、提高薪酬标准的目的是想改善挣扎在贫困中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但马尔萨斯提出了下列观点： 即使提高薪酬水平可以暂时改善贫困**的生活水平，或者不如说如果这种做法收到了良好效果，结果却只会导致人口增加，使这些人的生活不得不再次陷入与以前一样的悲惨境地。马尔萨斯认为，只要粮食总供给不变，即使对贫困**进行收入再分配，也无法长期改善他们的生活状态。马尔萨斯的“辛辣”论述继续指出，如果有很多人明明难以养活家庭却偏要结婚，导致人口增加，*后就只能由饥饿或疾病来限制人口。相比这种悲惨的情景，贫困***好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抚养家庭的艰辛，直接放弃结婚，从而使人口得到控制，这样反而要更好。 《人口原理》一书的中间部分（第七章结尾处）再一次简要地概括了支撑马尔萨斯观点的严密逻辑，即“当生活资料增加的时候，人口总是增加。较强的人口增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因而实际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平衡”。马尔萨斯的这些主张后来遭到卡尔·马克思（1818—1883 年）的猛烈批判。 关于交易条件 马尔萨斯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并列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强调，要实现人口增长，必须增加粮食总供给量。那么如何促使粮食增加呢？《人口原理》中记载了青年马尔萨斯关于薪酬和物价等的美好设想。正如凯恩斯所言，初版《人口原理》的魅力在于作为争论性著作的尖锐性，而不是“年轻时代所写下的经济学”。 我无意在这里深入探讨《人口原理》中的经济学，只想谈及其中一点，即关于粮食供给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问题。这正是《人口原理》的基本命题。许多增加的人口都是在工业革命新催生的“工业”部门中谋生的。农业生产确实发展十分缓慢，正如马尔萨斯以算术级数为例所强调的，但工业不同于农业，工业可以实现高速发展。如果英国把自己擅长的工业产品卖给土地充裕的“新世界”，再将那里生产的粮食运回国内会怎样呢？这样的话，英国不就能不受国内有限土地的制约，依靠进口的农产品养活众多人口了吗？ 对马尔萨斯而言，大卫·李嘉图是他一生的论敌。李嘉图认为“自由贸易”会给英国带来利益。也就是说，英国完全可以专注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在出口工业产品的同时，从外国进口农产品。他从这个立场出发，认为英国应该废除对小麦等农产品征收的高额关税。 但马尔萨斯认为，英国应该坚持使用关税来保护本国农业。马尔萨斯的主张背后隐含的观点是，出口工业产品、进口农产品的确可以“暂时”增加可供国内消费的粮食，但农业与即使不断扩大规模也能保持一定生产率的工业不同，即便在土地充裕的“新世界”，随着新土地被不断开拓出来，农业的生产率也将逐渐下降。其结果就是，与工业产品的价格相比，农产品的价将会逐渐上涨。一般来讲，与生产率较高的产品价格相比，生产率较低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会更高。例如许多家电产品的价格不断下降，而理发等服务的价格却在相对上涨。 如果英国在出口工业产品的同时进口农产品，那么随着农产品价格逐渐上涨，英国将不得不在不利的“交易条件”下开展贸易。交易条件是指一个**国向外国出口1 单位商品，能够换得多少进口商品的交换比例。具体来说，交易条件就是出口商品价格除以进口商品价格得到的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比。就英国而言，其“交易条件”便是工业产品价格/农产品价格。马尔萨斯认为，从长期来看，这个交易条件将会对英国越来越不利。因此，进口农产品并非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对策。事实上，在21 世纪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过程中，交易条件的恶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人类社会进步了吗 在《人口原理》后半部分，马尔萨斯将批判的矛头由《济贫法》转向了戈德温和孔多塞等人的“进步史观”以及具有理想色彩的“平等社会”。 英国的戈德温和法国的孔多塞高度宣扬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对于二人的进步史观，马尔萨斯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人类历史可以说是人口与粮食之间的格斗史，充斥着悲惨和恶德。 孔多塞著有《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后来在法国大革命后的混乱中丧命。对于这位高举自由、平等、博爱旗帜的狂热的革命支持者，马尔萨斯的态度始终都比较冷淡。 他看到世界上*开化的**之一的人类精神，在开化几千年以后，竟然会在各种可憎恶的、即使*野蛮的时代*野蛮的部落也引以为耻的感情——恐怖、残忍、恶意、报复心、野心、狂热和放荡等等的骚扰下堕落，他的人类精神必然而不可避免地会进步的想法当会受到极大的打击，以致不管他表面表现得如何，只有靠他对自己的原理的真实性抱有极其坚定的信心，才能经受住这种打击。（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马尔萨斯的用辞很尖刻。用他的话来讲，法国大革命本身从一开始就是“愚行的**”。 对法国大革命，人们的看法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肯定的，认为它将人类从封建压迫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启了近代社会的大门。法国大革命高举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在**仍被视为人类的理想。在日本，应该也是这种积极评价占有优势。 另一方面，著有《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的埃德蒙·伯克（1729—1797 年）和马尔萨斯所代表的英国保守主义者们从正面否定了法国大革命，认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的愚蠢行为。他们认为，既然人类的理性存在极限，那么听任理性引导建设理想社会的尝试就必然会遭遇挫折。社会的发展应该遵循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过滤下来的智慧，即“传统”。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特别批判了孔多塞和戈德温等作为理想提出的“平等社会”。他认为，在人口与粮食互相较量的“自然法则”之下，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 很明显，按照我们本性的必然法则，有些人必定会因匮乏而受苦。这些不幸的人在生活的大抽彩中抽了空彩。这种索取者的人数很快就会超过剩余生产物的供应能力。 这些话里透露着满不在乎的语气。接着，马尔萨斯又进一步说道： 用仁爱取代自爱作为社会的推动力，非但不会带来有益的结果，反而会使人对这一漂亮字眼感到失望，而且还会使现在只是一部分人感受到的困苦被整个社会所感受到。天才人物的全部**努力，人类心灵的所有美好而细腻的感情，实际上文明状态区别于野蛮状态的一切东西，有哪一样不是人赖于现行的财产制度，有哪一样不是仰赖于表面狭隘的自爱心呢？现行的财产制度和自爱心是人类得以上升到目前这一高度的梯子。文���人的本性尚未发生足够大的变化，使我们能够说他现在或将来能抛开这个梯子而不摔下来。 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如果人口与粮食同步增长，贫困不复存在的话，恐怕人类就会贪图安逸，而无法从野蛮状态中摆脱出来。正是因为有贫困的压力，人类才通过不懈努力推动了文明的进步。 马尔萨斯把人口与粮食的不均衡以及贫困控制人口的机制称为“自然法则”。翻开《人口原理》，你会感觉尽管这是一本关于人类社会的书，但马尔萨斯观察人类社会的目光却仿佛是在观察虫类世界。事实上，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 年）正是从《人口原理》中获得了很大灵感，由此创作出生物进化领域的不朽名著。在《物种起源》（1859 年）的绪论中，达尔文写道： 第3 章要讨论世界上一切生物的生存斗争，这一现象是生物按几何级数增加的必然结果。这正是马尔萨斯理论在动植物界的具体应用。由于每种生物繁殖的个体数，远远超出其可能生存的个体数，因而常常会引起生存斗争。（达尔文，《物种起源》） 可见，达尔文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中获得了**的自然淘汰（natural selection）这个灵感。 凯恩斯的“人口论” 距马尔萨斯时代100 年之后，在20 世纪上半叶，凯恩斯是众所周知的英国经济学家。从年轻时开始，凯恩斯就很倾慕同为剑桥大学出身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还为他写过传记。凯恩斯也非常关注人口问题，尽管这不太为人知晓。 大学毕业后，凯恩斯在印度事务部工作了几年，但他逐渐厌倦了公务员的生活，便返回母校剑桥大学教授经济学（1908 年）。在**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4 年5 月，这位年轻的教师讲授了一门名为“人口”的课程。直到20 世纪末，一直躺在剑桥大学档案室深处的讲义草稿（未收入凯恩斯全集）才被人发现（Toye［2000］）。 从年轻时起，凯恩斯的才气便得到了周围的认可，不过他成为“英国的凯恩斯”而闻名世界则是在写出了畅销书《和平的经济后果》之后（1919 年）。 **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胜国在法国召开巴黎和会，凯恩斯作为英国政府的随员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缔结的《凡尔赛和约》完全反映了主持会议的战胜国法国的意向，对战败国德国提出极为苛刻的赔偿要求。凯恩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份条约丝毫无助于欧洲的稳定与和平，只是毫无现实意义的复仇行为。在抗议之后，他向英国外交使团递交了辞呈。之后，凯恩斯一气呵成，写出了《和平的经济后果》，这部全球畅销著作被翻译成包括日语在内的13 国语言。 在《和平的经济后果》开头部分，凯恩斯指出，**次世界大战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这是当时拥有时代洞察力的欧洲智慧的共同认识，也是之后的历史印证了的正确认识。 凯恩斯写道，虽然处于**混乱之中，但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荷兰、俄罗斯、罗马尼亚、波兰仍是一个统一的世界，拥有共同的欧洲文明。然而，这个欧洲正濒临危机，而且是“人祸”导致危机不断恶化。所谓“人祸”，正是《凡尔赛和约》。 凯恩斯的阐述从对**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分析开始。回顾历史，在19 世纪末之后的50 年里，看似稳固的欧洲繁荣实际上却如同沙丘上的楼阁一般，建立在不稳定的经济之上。进入19 世纪70 年代之后，伴随欧洲人口的大幅增长，前往新大陆的移民越来越多。新大陆的不断开拓使农产品的供给急速增加。到世纪之交的1900 年前后，与工业产品的价格相比，农产品价格一直在相对地下降。对于出口工业产品、进口农产品的欧洲而言，“交易条件”在朝着有利的方向变化。如果让马尔萨斯来看，这只是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黄金之城”，但在19 世纪下半叶的欧洲，这种幸运却延续了几十年。 这一幸运使欧洲得以讴歌繁荣。但随着1914 年6 月的一声枪响，所有繁荣都化作了灰烬。在繁荣的几十年里，马尔萨斯曾经警告世人的人口增长压力的恶魔一直被锁链牢牢锁着，但此刻这个恶魔再次骚动起来。 《和平的经济后果》在前言之后开始分析现状，*先提及的主题正是“人口”。凯恩斯呼吁人们注意，德国在1870年拥有4000 万人口，但在1914 年已经剧增至6800 万。人口快速增加的原因在于，德国由半自给自足的农业国转变成了工业国。他认为是人口的增加催生了德国的扩张主义，把全世界都拖入大战之中。进入20 世纪以后，曾给欧洲带来繁荣的有利“交易条件”在大战之前就已经开始不断恶化。“黄金之城”的时代未及大战爆发，便已成为过去。 在繁荣的19 世纪，财富的不平等通过储蓄的形式推动了经济发展。一个**创造出的财富如果均分给所有国民，那么将会全部被人们消耗殆尽，整个社会就不会形成储蓄。而由于不平等的存在，富裕的有钱人会拥有储蓄，将其用于资本积累，才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不平等是人类社会实现进步的“必要之恶”。这是19 世纪保守主义者们的观点。 但是，**次世界大战破坏了这种社会秩序。人们难以再期待储蓄具备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不被用于投资的储蓄只是单纯的“不消费”，会给经济带来“需求不足”的弊端。新的时代由此拉开了帷幕，不平等不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成了桎梏。 在这个历史大转变时期，世界又蒙受了**次世界大战的灾祸。欧洲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然而《凡尔赛和约》却出于孩子气般的复仇心理，对德国提出苛刻的赔偿要求。这将与战后重建的方向渐行渐远，催生出新的危机。《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将理想与历史图景以及冷静的现状分析绝妙地交织在一起，为年轻的凯恩斯赢得了不可动摇的声名。 人口减少的经济后果 1937 年，即《和平的经济后果》问世18 年后，凯恩斯在马尔萨斯人口问题研究所发表了演讲，题目是《人口减少的经济后果》。在前一年的1936 年，凯恩斯推出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完成了被后世称为“凯恩斯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 不同于竭力宣扬人口增长压力之祸的马尔萨斯所处的时代，凯恩斯所处的20 世纪20 至30 年代，英国面临的问题是“人口减少”对经济的影响。除了英国，在普法战争（1870—1871 年）中战败的法国也早从19 世纪末就已开始面对本国人口与邻国德国相比趋于减少的危机感。时代变了，此时人口减少已经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凯恩斯认为，英国迎来了由人口增长走向人口减少的大转变时期，未来将是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世界。他尤其重视人口对投资的影响。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时代不同，工业已经成为经济的主要力量。与使用锄头和铁锹的农业有着天壤之别，工业必须具备工厂、机器等大规模的“资本存量”。每年都进行设备投资，才能使资本不断扩大。这一点不难理解，如同向水池中注水。某个时间点水池中存储的水量便是“存量”，相当于资本。每分钟流入水池的水量便是“流量”，对应着每年的投资。 一个**的经济在一年里创造的生产总额（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流量，由人们的消费、投资以及出口和公共投入等政府支出构成。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可以发现，消费一般不会发生剧烈的变化。相比之下，企业的投资则堪称“脱缰的野马”。这种投资的起伏不定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景气循环”。这是凯恩斯在1936 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因此，在考虑人口由增加转为减少这一长期性转变时，凯恩斯首先研究的是人口变化对投资的影响。 长期来看，投资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其中之一正是人口。人口决定了经济的规模。但人口也不是**的因素。能够提升人们生活水平的“技术进步”也会对投资产生重要影响。此外，资本的“耐久性”也是决定投资的重要因素。资本的“耐久性”不太容易理解。为了解释这里所说的“资本耐久性”，举例应该是*便于理解的方法。比如说以住所为例，与游牧民族的移动帐篷相比，用石头建造的坚固公寓当然是“耐久性”更高的资本存量。与汽车相比，自行车则是耐久性较低的“资本”。总之，同样都是创造相同服务和生产力的“资本”，越大越耐用的东西作为资本的耐久性越高。 凯恩斯认为，从这个视角来看历史，19 世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文明便都是以庞大、耐久的东西为特征的。我们在伦敦的街角看到用石头建造的壮丽建筑，便能得到这样的印象。而20 世纪的文明则不同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是 “轻量化”的时代。在人们普遍将“轻薄短小”视作便利的特征的今天，我们自然很容易理解凯恩斯的这个观点。 为了构建具有较高耐久性的大型资本存量，自然需要庞大的投资。而较小较轻的资本则只需要较少的投资就可以了。既然在20 世纪已经不能寄希望于耐久性较高的大规模的资本存量，那么能产生投资的主要因素就只剩下人口的增加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技术进步”了。但是，能充分推动投资的技术进步还没有指望，而且，人口也在减少。因此，凯恩斯警告说，在**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投资将不得不陷入缺乏动力的困境。 投资堪称资本主义的引擎，一旦投资不足，经济将会陷入萧条。这就是凯恩斯在1936 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结论。尽管制造产品的机器和工厂十分充足，但由于产品生产出来也卖不出去，即市场需求不足，人们便会失业，机器设备也将停止运转，陷入闲置状态。这便是经济萧条，即“富裕中的贫困”。 恶魔P 与恶魔U 凯恩斯提出的“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学”的源头其实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与李嘉图截然相反，马尔萨斯是支持地主**的。针对那些认为地主**的**消费如同猎鹿一般，对社会利益毫无裨益，纯粹是无用的浪费的观点，马尔萨斯反驳道，地主**的消费看似浪费，但却可以带来就业机会。 马尔萨斯年轻时认为过剩人口会导致恶德和悲惨，凯恩斯便根据人口（Population）一词的英文首字母，把这种恶德和悲惨命名为“恶魔P”。此外，他还把马尔萨斯晚年提出的失业（Unemployment）问题，称为“恶魔U”。在19世纪上半叶之前，恶魔P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在人口减少的20 世纪，我们又由于投资过少而处于恶魔U 的阴影之下。 法国历史学家让·德吕莫认为，恐怖一直徘徊在人类社会中。历史上，天灾和传染病等“自然”是人类面临的*大威胁。进入20 世纪以后，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核武器以及恐怖袭击等又成了恐怖的来源。此外，失业和贫困等经济问题也对人类社会造成很大的威胁。2014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欧盟七国当中，所有**都有半数以上的人认为“孩子这一代在未来的生活将会比父母这一代更加艰辛”（Global Attitude Survey，Spring，2014）。在日本，NHK 也曾在2016年以当年刚刚获得选举权的18 至19 岁年轻人为对象展开过问卷调查。其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中有38.4%“认为日本的将来是光明的”，有60.9%“不认为将来光明”，更多的人会对未来感到担忧。可见，凯恩斯在20 世纪30 年代的英国发现的恶魔U，依旧徘徊在21 世纪的世界之中。 那么怎样才能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降服恶魔U，享受富裕生活呢？为了弥补投资的不足，必须增加消费。在投资机会极为充裕的19 世纪，储蓄直接与投资相连。因此，富人的储蓄可以通过资本积累的方式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但是，那个时代已经终结。在20 世纪，人们不再有那么旺盛的投资，必须由消费代替投资支撑有效需求。因此，必须从把收入转为储蓄的富裕**向将收入用于消费的普通大众进行收入的再分配。这就是在迎来人口减少时代的20世纪30 年代的英国，凯恩斯所做的演讲的主要内容。 瑞典的人口论 在18 世纪至20 世纪上半叶的200 年里，马尔萨斯和凯恩斯是代表当时世界经济领头羊英国的两位经济学家。前文介绍了他们是如何看待人口问题的。除了英国，我们不能忘记还有一个**也在探讨人口问题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它就是瑞典。 如今，瑞典是世界闻名的福利大国，但福利大国绝非一朝实现的。在瑞典，由该国引以为豪的众多经济学家主导探讨这个问题。 克努特·维克塞尔（1851—1926 年）是瑞典经济学大家，活跃于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他是**的理论经济学家，*初正是出于对人口问题的关注而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也是一位激进的社会活动家，致力于向世人阐述自己的人口理论。 《国民经济学讲义》（瑞典语版，1901 年刊行）是维克塞尔享有盛名的著作，其第1 卷第1 章就是从“人口理论、人口构成与人口变动”开始的。1910 年出版的第二版《国民经济学讲义》删掉了原第1 卷第1 章。维克塞尔作为社会活动家在1909 年因过激言行被捕入狱，他在服刑的两个月期间，将有关人口问题的第1 卷第1 章以独立的小册子的形式出版。 作为杰出的理论经济学家，维克塞尔针对人口问题的讨论堪称精彩。他对人口所做的严密的统计分析即便在**也毫不褪色。 维克塞尔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讨论了对于一个**而言的“*优人口”。人口的增加或减少固然重要，但说到底多少人口才能算“*优”人口呢？在维克塞尔之前，学者们都将一个**能够抚养的“*大”人口作为分析“过剩人口”等问题时的标准。但*优人口与*大人口是不同的。 所谓*优人口，是指人口增长一旦超过这个标准，人均福利水平就不再上升，反而会转为下降。也就是说，*优人口指的是能使人均福利水平*大的人口。 维克塞尔在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欧洲各国的人口已经远远超出了*优水平。因此，正确的政策应该是在数十年内推动人口减少。限制生育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但与传统的宗教观念对立。这就是维克塞尔的言论与社会发生冲突的原因。 维克塞尔还提出了其他一些引人深思的观点。有些人常常担心有意识地减少人口，会导致人口开始减少以后无法轻易逆转，*终会造成社会消亡的后果。维克塞尔认为这些担忧只不过是杞人忧天。如果想使人口增加，只要从财政上对多子女家庭提供补助，出生率很快就会上升。对于通过补助提高出生率的做法，维克塞尔表现出惊人的乐观。他强调，减少超出*优人口的过剩人口才是应该追求的目标。这正���宁可为此入狱也不悔的维克塞尔的信念。 育儿援助政策的起源 维克塞尔就像一匹孤狼，不断就人口问题奋力宣扬自己的主张。后来，冈纳·缪尔达尔（1898—1987 年，获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继承了维克塞尔的精神，但他从相反的立场出发，也对现实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缪尔达尔同其妻子阿尔瓦合著的《人口问题的危机》一书在瑞典引起巨大反响，对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劳动党的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缪尔达尔在旅美期间撰写了论文《人口问题与政策》，简要介绍了夫妇二人的观点，并被翻译为《缪尔达尔：福利、发展和制度》一书的第3 章（关于缪尔达尔的信息可以参考藤田菜菜子著《缪尔达尔的经济学》）。 进入20 世纪以后，人口减少的趋势已经变得十分明显。很多人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一现象意味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是文明进步的象征，即人类终于摆脱了长期以来被“过剩人口”束缚的烦恼。对此，缪尔达尔夫妇大声疾呼，指出放任人口减少是错误的。 诚然，对一个人、一个家庭来讲，孩子数量的减少意味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生活也许会因此变得更加富裕。但其结果是，全国人口持续减少，将“对整个社会的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产生**的恶劣影响”。缪尔达尔认为，限制生育给个人带来的利益并不等于整个社会的利益。 当然，缪尔达尔并不是从保守主义立场主张禁止限制生育的。他认为生育应该听由个人自由选择，必须尊重人们自愿限制生育的权利，但另一方面，就和瑞典通过公共养老金把对高龄者的援助从家庭内部的补贴转换为整个社会的制度一样，在生育、养育方面，也必须转变制度，将各个家庭的负担改为由整个社会来承担。 无论是否拥有孩子，市民作为纳税人都必须承担（抚养孩子的）负担……因此，人口政策的一般性策略应该是，从个人和没有孩子的家庭向拥有孩子的家庭进行收入转移。（《缪尔达尔：福利、发展和制度》） 无须多言，这就是如今人们所说的“育儿援助政策”。此外，缪尔达尔还指出，比起现金给付，实物给付要更好。具体来讲，他建议**实施增设托儿所数量、提升卫生及教育水平等措施。 在20 世纪30 年代，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也曾实施促进人口增加的政策，但缪尔达尔强调，自己提出的人口政策与这些**的政策截然不同。德国和意大利的目标是“促进”生育，而缪尔达尔则主张“我们应该消除妨碍普通人生活的障碍，以便人们自然而然地希望结婚和拥有孩子”。无须赘言，这正是21 世纪发达**“育儿援助政策”的基本思想。在先于日本采取此项政策的70 年前，即20 世纪30年代，缪尔达尔便在面临人口减少问题的发达**瑞典，提倡新型“人口政策”，对现实政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回顾漫长的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围绕人口问题的讨论一直有进有退。现在从整个地球来看，人口仍是过剩的。而另一方面，发达**的人口减少趋势日益严重，少子老龄化催生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对日本而言，人口减少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下一章将具体介绍人口减少对社会保障、财政乃至地域社会带来了哪些问题。 人口减少的问题虽然严重，但就日本经济的“发展”而言，“人口减少悲观论”言过其实。有很多人认为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日本经济没有未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发达**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并不依赖劳动力人口，而是由创新来驱动的。下一章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