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女性写作者的产生
把妇女们从家内“解放”到学校,就能产生真正的现代女性吗?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便没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真正意义上的完成。需要辨析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不缠足”“兴女学”运动与“五四”时期的女性运动有本质区别。康有为、梁启超号召女性放足进入学校,是为了培养健康的国民。他们看重的是女性的生产功能。换句话说,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们看重的是女性的生产力,其实质就是“妇女的生物性再生产(生育)被等同为民族的生物性再生产(繁殖),即健康的女性生育健康的国民,有学识的女学生将成为他日的贤妻良母。 新文化运动也号召妇女们从家庭中逃离,但看重的是对于个人自由意志的尊重。新文化运动���“妇女是人——有着独立自由意志的人”的认识,对于女性运动发展至关重要。这无异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对于妇女的发现,即发现她们的人格。 为数众多的学者都发现了晚清民初以来中国女性身上发生的从外表到精神的一系列令人吃惊的变化。这真是一场有关女性身体的改造运动。在当时,这个运动常以“母亲”与“女儿”的对比方式比喻。“母亲”,她们裹着小脚,梳着传统的发式,穿着长衫,目不识丁;而“女儿”们,脚是天足,发是短发,衣服的式样也开始变短,以利于运动,她们上新式学堂,敢于公开演讲,也有作品在杂志上发表。与此相应的是精神气质的变化:“母亲”的脸上的胆怯害羞被“女儿”脸上的活泼大方所替代。知识分子们以“旧女性”和“新女性”命名“母”与“女”,也暗示了新一代女性的出现。与旧女性迥异的人生观、价值观使这些新女性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才女。现代女作家们无一例外的“新女性”身份,为新文学的写作者都来自新的女性**这一论断提供了佐证。 对现代女性写作发生的探源将使我们意识到,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成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并不必然产生现代的女性写作。女性文学、女性写作有其自身的源头和轨迹。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她们的文字——“浮出历史地表”后的文学作品的确值得书写和铭记,同样,她们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情状——既丰富又模糊、既隐秘又诱人的空白之页,也值得记忆与 关注。 有必要借用伍尔夫的句式来讲述现代女性写作者的发生史:现代女性写作者的诞生,要感谢两场战争,一场是把妇女们从家内解放到家外的“贤妻良母”的战争,另一场则是在“五四”时代的“超贤妻良母”运动,它为妇女们的解放提出了“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的目标。如果说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只是为女性写作提供了客观条件的话,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则为现代女性写作提供了创作者——一批具有现代主体意识的女性。她们是勇于用“我”说话、勇于发表对社会的看法、勇于表达爱情、勇于内心审视,也勇于向传统发出挑战的新青年,是与男性青年并列走在时代潮头的女性青年。 如果把中国现代文学理解为“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女性写作史不只是女性文学史,它还是现代女作者出现的历史,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女性文本如何生成的历史。 现代女性作家的轨迹——逃离家庭、接受新文化教育、自由选择婚姻、自由写作,既是庐隐、冯沅君、白薇的生命经历,也是丁玲、萧红等人的人生体验。人的意识和女性意识的苏醒使她们参与现代文学的书写,并且,她们开创出现代女性写作传统的事实表明,“五四”运动之于女性文学的贡献之一,在于它为现代女性写作培养了一批有着独立意识的写作者。 这样的证明牵涉到以往人们对“五四”的理解。在诸多女性文学研究者看来,“五四”时代“女性文学之所以特别易于被主导话语同化或者取代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仅以人本身为目的运动,‘五四’运动、妇女运动都是以民族问题为前提”。 陈晓兰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仅用西方理论和西方的眼光、标准评价中国的妇女和妇女文学,则会走向死胡同,至少会走向简单化、僵化,沦为仅仅成为学术界妇女精英自得其乐的文字游戏而无助于中国妇女的现实。”但是,她提出来的论据却令人遗憾,在她看来,“五四时代,提倡妇女学文化是为了提高种族的素质,与男性进行交流。提倡妇女解放,把女人当人看,是以对弱国子民的反思和强国强种为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