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暑假以后,丁则良复员北上,参加了战后教育部仅有一次的庚款留学考试,录取为**的史学留学生,与他同时考取的还有原联大外文系王佐良、数学系吴文俊、物理系朱光亚,化学系朱亚杰与艺术学院吴冠中等,都堪称相关学科的一时之选。次年,流金辗转沪上,执教上海师专与法政学院等高校,丁则良在这年夏秋之际远赴英伦留学。他致流金的两通来函都写在苏格兰皇后号上。 先来说**封信。《丁则良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附《丁则良先生生平及著译简表》1947年载:“7月,从上海乘船赴英国,船行两个月左右才抵伦敦”。而现存其**封来信明确说是“九月九日下午上船”,“十日上午十时开船”,再据其第二封信所说“预计十月六日可到利物浦”。则《简表》显然有误,不仅起碇之期不是9月而是7月,航程也非“两个月左右”,而仅一个月不到。 …… 在介绍船上饮食读写后,丁则良对“同行的人似乎都比我有钱”虽生感慨,转而“觉得也可以安慰自己”,比起那些带足罐头、装满行头的纨绔子弟,他尽管赤手空拳,却对自己过人的才学自信满满:“我带���一个不太世故的头脑去,将来总要打出一个天下来。”这种率真与自信,却让他后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二封信的信息量远比前信丰富。其一,这年6月签署了《蒙巴顿方案》,8月印巴正式分治,开启了迄今未靖的印巴纷争,丁则良在赴英海轮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完全为英人一手造成”。其二,在英国问题上,丁则良既揭露了英人在平等外衣下的种族观念,也点明了当时工党政府执政危机在于能否顺利完成战后恢复(艾德礼政府后来在这点上做得颇为成功),还充分肯定了英国在艰苦条件下实行配给制的做法,将其提到“社会主义之精神端在于公平享受”的高度。其三,丁则良*挂怀殷忧的还是中国问题,他比较中印两国而直抒己见,认为“中国人之**观念似不及印人”,预卜“中国**之问题不如印度之单纯”。 信末说到的熊秉明,是数学家熊庆来之子,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这年也考取公费,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后旅法不归,在雕塑、绘画与书法诸领域融通中西,成为大家。那个“小徐”,或即他们共同友人徐高阮。丁则良写此信那天是旧历八月十三, 故有“中秋已近,翘首云天,固不胜莼鲈之思”云云,也折射出他感情化的另一面。 作为公费留学生,丁则良在信里强调两点。一是在比较香港与联大学生的英文水准与思想程度后明确主张:内地“像样的大学,能使学生之英文达到能说能写之程度,则出国之后,获益将远较**之留学生为多,而其成就亦非若干买办子弟所能企及”。二是在探讨中印两国前途时尤其强调:“在**尚未大一统之际,**仍有其意义,而非到外国,似不能深切体会**地位关系之大”。 这种**观,在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其产生既与近代中国历经外患内乱息息相关,也成为1949年新政权成立之初许多海外知识精英毅然归国报效的主要动因。这种家国情怀,同样深刻左右了丁则良。据《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留美前夕,丁则良曾对他说:“我们不要学林语堂,搞学问专以美国人为对象;我们应该学胡适之,搞学问要以自己中国人为对象。”他自己在考取公费留学后随即致函何炳棣,表示决意进伦敦大学斯拉夫研究所修习俄文,改治苏俄史。何炳棣鉴于好友在国史研究,尤其宋史领域已崭露头角,驰函劝他修英国史,“不宜以大量时间投入新的语文;如能从高深的英史研究中了解并达到史学较高的意境,将较俄史更有裨于长期国史的研究”。但丁则良坚持己见,不为所动。他之矢志转攻苏俄历史和现状,与上述家国观似也密切有关。据其弟丁则民回忆,当他同年也考取自费留学资格时,丁则良就统一规划了兄弟俩的治学方向。他赞同则民专攻美国史,以美国作为年轻**而迅速发展,其历史值得“供我们振兴祖国的借鉴”;而自己则认为,“在当时两个对立阵营的世界中,苏联是一个阵营之首,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因而需要研究她,特别是考虑到祖国的发展前途,就更需要研究它。”足见他不听挚友规劝,乃基于“祖国发展前途”的考虑,与他致翁子与流金信里强调“尚未大一统之际,**仍有其意义”之间有着内在的契合。 惟其如此,赴英以后,他不遗余力强化新外语学习,仅用半年就顺利通过俄文考试,转入论文阶段。在英短短数年,他研究俄国历史与苏联现状都大有收获。1949年秋冬之际,丁则良致信何炳棣,激动表示,“英国费边式社会主义福利**无光无热,就要建国的中共有光有热”,决心放弃论文,迫不及待地准备回国报效。王永兴也忆及:“全国解放的消息传到伦敦,则良极度兴奋,他向导师提出辍学回国,为祖国效力。导师劝他再读一年,就可拿到学位,则良不能等,放弃学位,回到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