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在改革开放以后刊发了大量道玄佛研究论文，2012年出版的《道玄佛：历史、思想与信仰》因为收录了三大组魏晋玄学笔谈，只好将大量**论文忍痛割舍。此番《续编》，再次遴选《文史哲》1979至2016年间发表的相关论文精品，予以结集。其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是思想解放与道玄佛研究重新浮出水面的见证。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论文的深度与厚重程度明显提升。道玄佛与中西比较研究论文，尤能反应当今学界之知识结构与思想背景的全面扩张。

老子善推天道以明人事。他认为“人之道”亦应符合“天之道”，应是填平补齐，以求得人类社会的和平共处、平衡和同一。他阐明了“人之道”的罪恶。面对贫富对立的日益两极发展，贫者不厌糟糠，而富者金玉满堂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他除了警告和恫吓统治者、剥削者“则大威至”、“不道早已”之外，便是提出了合“道”的人类社会应普遍遵循的社会生活原则，诸如“俭”、“啬”、“慈”、“不争”等。对应“天之道，利而不害”，他提出了“人之道，为而不争”，要统治者对人民“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针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积”，他提出了“不积”的原则—“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第八十一章）。他号召人们实践“有余以奉天下”。不过他认为“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道者”（第七十七章）。应当指出，从其“物壮则老”、物极必反的理论出发，他的天道损益观不应被看作是简单的求平均，而实则是要循此道以求共存、发展和前进，这一思想很重要。将天道损益观移之于人类社会，则可产生经济上的均平思想，政治上的公平原则。老子是我国古代社会**个揭露了“人之道”本质的哲学家。他的揭露带有很深刻的批判意义。由此亦足见他是民间民意的代表，是被“损”者—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代言人。他的揭露之所以成为深刻的批判，是因为：他在不公的“人之道”之上，横放下一个大公的“天之道”，以为衡量“人之道”的准则。同时，“损不足以奉有余”的言论，也正是一语破的而触着了一切剥削**社会的本质。此等“人之道”正是剥削**之道。在通行此道的社会里，正如俗语所说：“越穷越吃亏。”它专为富者锦上添花。杜甫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语言虽极淋漓，然这讲的还是现象。而老子则早已看透了世道的本质，他把压迫剥削的现实上升为规律—“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这揭露和批判还是入骨三分的。老子的愤世嫉俗之情，深沉的忧患意识，对小民的无限同情，皆可于此而显见之。 人的生命整体可以分为“躯体”与“精神”两个对立而又统一的方面。在我国古代，躯体称为“形”，精神称为“神”。形神合一不离才是活生生的人。《庄子·应帝王》篇说：“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掌舞乐之官为“胥”，掌占卜之官为“易”，胥易都被技能所累，劳苦形体扰乱心神。《大宗师》说“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形即形体，知即精神。可见庄子已经从形、神两方面来描述人的生命整体。从内篇看，在养形与养神的关系上，庄子重在养神。 如何才能心神安静平正？《庄子·庚桑楚》篇归结为四个方面，即“彻（撤）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撤除意志上的勃乱，解脱心灵上的束缚，却除德性的负累，疏通大道上的阻塞。庄子进一步说明，“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荣贵、富有、高显、威势、声名、利禄这六种东西是悖乱意志的。容貌、举止、颜色、辞理、气度、情意这六种东西是束缚心灵的。憎恶、爱欲、欣喜、愤怒、悲哀、欢乐这六种东西是牵累德性的。去舍、从就、获取、施与、智虑、技能这六种东西是阻塞大道的。庄子认为：“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这四类，每类六种，二十四种追求或心态如果不在胸中扰 乱，就可使心神平正，平正就能安静，安静就明彻，明彻就能心境空明，心境空明就能恬淡无为，因而任何事情都可做成，养生长寿自然不在话下。庄子在《天地》篇中，借凿隧入井，抱瓮而灌的丈人之口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机心”指机巧之心，与《庚桑楚》篇中二十四种追求与心态相类似，同样是影响心神安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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