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第二卷（1928—1937）·多元共生》从1928—1937年这一时段文学批评/研究的基本形态、“作家论”的作家历史定位、文学文体研究的规则构建、新文学史的历史编排等角度来展开，勾勒出了该十年文学批评/研究发展的主体脉络和线索，呈现了新文学批评/研究实践的丰富复杂面貌。作者不对各种批评研究成果做褒贬评价，而是让各方批评/研究的声音都有一席之地，强调该时期多元的文学批评研究的共生性。书稿勾勒此阶段新文学批评研究的基本格局，以“作家论”为线索考察这个时期关于作家的研究，缕析了这一时期新文学问题形式的批评，探究了这一时期的新文学史写作等问题，具有较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

导言 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一股质疑、反思、调整乃至试图扭转五四新文化方针路线的潮流悄然兴起。首先是新文化反对派的发难。1922年1月，《学衡》诸君有备而来，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胡先骕的《评〈尝试集〉》、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以集体发言的阵容，言之有据的驳难，改变了原先新文化倡导期没有阻力、一路畅通的局面。1923年8月21—22日，吴宓在上海章士钊主办的《新闻报》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以他批阅大学生入学试卷为例，指出目前学生作文的白话、文言的运用都不理想，细算起来，恰好是胡适发动文学革命五年整——正是这群学生进入中学，乃至毕业、应试大学之时，其责任“应由适之全然负责”。吴��：《评新文化运动》，《新闻报》1923年8月21—22日。可谓言之凿凿，有理有据。由此他重提文言优于白话之说。也于此时，教育总长章士钊在小学推动尊孔读经，利用手中权力，直接让时代轮子倒退。其次是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分化、反思和调整。《新青年》的解体，马克思主义者与实验主义者的分道扬镳，标志着新文化人自我调整的开始。胡适办《读书杂志》，此为整理国故思路的发端。1923年1月《国学季刊》创刊，胡适在该刊《宣言》中提出整理国故的“三大主义”胡适《国学季刊》宣言提出“三大主义”：**，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上海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206页。——清算旧文化的主张。此举旨在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整理国故，区分精华与糟粕，在保留精华的基础上重建新文化。尽管胡适《〈一个*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类举措颇受质疑，但这一主张还是得到若干稳重推进改革的新文化人的呼应。郑振铎主持下的《小说月报》展开“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专题讨论，出版“整理和研究中国旧文学”的专号，是一种呼应。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研究，是这方面直接或间接的成果。周作人、顾颉刚等也赞同整理国故：“研究本国的古文学，不是国民的义务，乃是国民的权利。”整理国故是“要满足历史上的兴趣”。顾颉刚：《我们对国故应取的态度》，载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上海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211页。0000不少青年学生也由此转向学术，汇入“国故”潮流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整理国故对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反拨、一种调整。新文化人内部，对此也有异议者。郭沫若就很不以为然：“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一种旧价值的重新评估，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载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上海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221页。茅盾也说，旧势力对新文学的反攻，正是新文学自己内部不巩固造成的。近两三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这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有人怀疑做“白话文”是否必须文言打底子，这是退了一步；当白话文根基尚未牢固时，有人又要搞所谓的“整理国故”，这算退了第二步。茅盾：《进一步退两步》，《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445页。因此，整理国故的这一调整，如果分寸把握得不好，容易对新文化自身造成伤害。再次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等从《新青年》分化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人，致力于倡导社会革命，以之替代文化改革。1923年《中国青年》《向导》《学生杂志》等联手的棒喝新诗人、抵制泰戈尔，参见姚玳玫《“青年”与1928年的革命文学运动》，《中国文学学报》2013年第4期。扭转沉迷于自我的文学风气，对新文学青年作思想动员，培养社会革命的基础人群，已初见成效。至1925年前后，瞿秋白就指出，各**人群都在发生变化，“革命的小资产**及智识**也就逐渐显现他们的左倾，——*近半年来北京方面有《猛进杂志》《莽原杂志》，上海方面有《洪水杂志》等等；至于国民党内如柳亚子、朱季恂、甘乃光、陈公博等居然形成强有力的左派，汪精卫、蒋介石等革命倾向之确定更不用说。”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分化——国民党右派与**主义派之分析》，《新青年》1926年第3号，1926年3月25日。他所举的几份杂志都是当时激进的青年文学刊物，走文学创作、社会批评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之路。社会革命之风气对新文化的渗合，改变着新文学的走势。 这种变化在悄然进行着，至1925年“五卅”上海工人运动爆发，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社会局势急剧变化，国共两党的矛盾迅速表面化，对社会出路和制度的选择，成为两党纷争的关键性问题，**斗争一说被摆到桌面上。这一变化在新文学领域的直接表现是，1928年1月无产**革命文学运动的轰然而至。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1928年是特殊的一年。革命文学运动高调兴起的**个举措，就是清算五四新文化，尚未站稳脚跟的新文学马上面临改道换辙的局面。革命文学运动，从文化改革到社会革命的目标转换，对文学重新定义的性质更新，文学以“**论”替换“人性论”的价值重建，从选材到创作方法的奔赴革命性，都是釜底抽薪式的扭转。在这种局面之下，新文学家群体的分化，就颇有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意味。整体而言，革命文学运动声音虽大，但毕竟仍是少数革命青年人的所为，从五四走过来的被排除在“革命”行列之外的新文学作者依然占绝大多数。在文坛形势陡转的背景下，多数人在沉默中观望，且走且看。1928年3月，朱自清在《一般》上发表长文《哪里走？》，以致四位朋友的信为形式，表达他内心的惶惑和不安：“现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无源的水一样，教它如何能够滔滔地长流呢？”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他深究思想的来龙去脉，发现自新文化运动发生这十年来，社会变化有“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的解放，从**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从另一面看，也可以说是从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从政治的革命到经济的革命。”“在**步骤里，我们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骤里，我们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主义的宣传。这两种精神的差异，也许就是理想与实际的差异。”他说：“在解放的时期，我们所发见的是个人价值。我们诅咒家庭，诅咒社会，要将个人抬在一切的上面，作宇宙的**。我们说，个人是一切评价的标准；认清了这标准，我们要重新评定一切传统的价值。这是文学，哲学全盛的日子。……社会科学虽也被重视，而与文学、哲学相比，却远不能及。……三四年来，社会科学的书籍，特别是关于社会革命的，销场渐渐地增广了，文学、哲学反倒被压下去了；直到革命爆发为止。”朱自清：《哪里走？》，《一般》第4卷第3期，1928年3月5日。他道出了当时绝大多数新文化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惶惑和忧虑。1928年之后，新文化知识分子面临多种选择。血腥现实面前的政治选择姑且不论，局势的急剧变化也使文化改革遇上瓶颈。五四思想文化启蒙思路，在严酷现实面前，显得空洞、高蹈，有失迫切的现实感。何去何从，正处进退两难之境。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的掀起，文学工具论的张扬，几乎撼动了五四“人的文学”的基本价值根基。“人的文学”观念在新的形势下也发生内涵的质变，经历了一个更为复杂、迂回、多种意见相抗衡的重建时期。在这种背景下，第二个十年的新文学批评和研究重新起步。 这是一个群龙无首、多元共生的时期。不同文学观念在抗衡中并没有互相取代，而是各行其是。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带来了新文学实践的多元形态：繁杂的、多面的、多层的，多方砥砺共生的。直至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新文学并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局面，它是开放式的，在外部环境与内在坚持的互动中耦合生成。这一生成过程并非清晰的、线性的，充满目的性和必然性的，而是错综的、迂回的、多线头的，充满偶然性和随机性的，一种过程性、细节化、多元互动的垒建和确立。将1928—1937年的文学批评研究摆在这一格局中，才能真正回到历史的原本状态，回到文学批评研究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形中。 现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历史研究本属于学术史的问题。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事之秋的中国，文学为社会革命、文化运动所裹挟，纯粹的关于文学的学术批评研究很难存在，政治社会环境对于文学始终是一种制约和规定，甚至从思想观念到方法方式主导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政治观念与学术观念相缠绕，构成这种研究的特色，这其中，文学的社会学批评成为主流。充分考虑这种复杂性，考虑社会政治现实对文学的学术研究的全面渗透和制约，才能把握这段历史的真实底蕴。 福柯的“谱系学”“知识考古学”研究方法，给本书以启发。福柯认为，所谓“谱系学”，是“要将一切已经过去的事件都保持在它们特有的散布状态上；……它要发现，真理或存在并不位于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根源，而是位于诸多偶然事件的外部”。载福柯论文《尼采·谱系学·历史学》本著努力摆脱“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历史结论的干扰，逐一检视“散布状态”的历史碎片，以“个案史”为基础，缕析各条线索的来龙去脉，描述特定情境中各方批评研究的冲突和耦合的情形，还原新文学批评研究实践的复杂面貌，考索诸种事象前后的关联性关系，在此基础上，浮现该时段文学研究史的主体脉络线索。 本书共四章：《重建地基：新文学理论批评的多元格局》《“作家论”热潮中的作家经典化实践》《新文学文体形式批评的美学规则构建》《“史”的构建与新文学的知识图谱确立》，从1928—1937年文学批评/研究的基本形态、“作家论”的作家历史定位、文学文体研究的规则构建、新文学的历史编排等四个角度来展开，在勾勒历史基本结构线索的同时，尽可能让历史细节浮现出来。本著不预设1928—1937年的现代文学批评研究有某种达成一致的目标奔赴，不对各种批评研究作褒贬评价，对那种由后见之明而带来的一刀切的宏论保持警觉。让各方声音都有存在的一席之位，强调该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的多元共生性，承认各方存在的合理性。总之，努力呈现该十年现代文学研究丰富复杂的面貌，是本书的目标所在。

导言 **章重建地基：新文学理论批评的多元格局 **节扭转与坚持：1928年之后的新文学生态 一、强势扭转：以清算五四作家起步 二、重新定义“文学”：革命文学理论的提出 三、自我反省：《地泉》五序言的调整 四、时代潮流裹挟下的各方坚持 五、文艺自由论辩背景下多元局面的确立 第二节确立新坐标：社会/历史批评**主流 一、**论的登台：钱杏邨与革命文学批评 二、“为人生”传统的延伸：茅盾的社会/历史批评 三、“左翼”文艺批评路线的形成：从瞿秋白到冯雪峰 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落实：从胡风到周扬 第三节站在自由的角度：新文学理论批评的另一面 一、呼吁文学纪律：梁实秋的文艺理论 二、建构诗学理论：从朱光潜到梁宗岱 三、以个人的方式介入现实：沈从文的文学批评 四、我说我话：李健吾、李长之的体验式批评 五、新文学学理研究的开端：朱自清的《纲要》 第二章“作家论”热潮中的作家经典化实践 **节“鲁迅”热点、“鲁迅”定位及其经典化实践 一、 众声交汇中的“鲁迅”热点和“鲁迅”定位 二、走进深层：鲁迅作品的文本细读与艺术评论 三、小品文热中的“鲁迅”笔法和“鲁迅”象征 四、进入文学史：关于鲁迅的史学定位 五、盖棺之论与鲁迅学的起步 第二节自我阐释与他人论述：“周作人”的经典化构建 一、 唱和、生成：苦雨斋文化圈的自我彰显 二、论辩的效应：两种“周作人论”的交锋及协调 三、“一座孤傲的山峰”：小品文标杆形象的确立 第三节“作家论”热潮中的作家等级化实践 一、时代性思想性价值优先的“作家论”主流 二、“作家论”写作中的几个典型个案 三、以“女”为群的“女作家论” 第四节为历史留“传” 一、记人叙事之风的流行 二、亦评亦传：关于作家的多重叙述 三、社会热点与传记写作：以“丁玲事件”为例 四、自传的史学意识和多样化实践 第三章新文学文体形式批评的美学规则构建 **节小说文体批评的规则化实践 一、“现实主义”笔法在小说美学等级中的优势地位 二、从形式着眼：抒情小说批评的“艺术至上”取向 三、构建小说学：以“巴金”“老舍”“新感觉派”研究为例 第二节散文新秩序的确立 一、为现代散文溯源：散文秩序化的前期工作 二、文体包含思想：杂文与小品文的价值论辩 三、散文个案研究与个人的“散文史” 第三节新诗价值再衡定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批评 一、诗论诗学的多元交汇和诗群的理论表达 二、 诗评的参与：诗的观念开拓和规则确立 三、中国诗歌会理论批评的另辟路径 第四节戏剧批评和研究的起步 一、超越或推进：戏剧运动的理论探讨 二、新剧批评的多元形态 三、规范与反规范：“曹禺”现象讨论及戏剧范式重建 第四章“史”的构建与新文学的知识图谱确立 **节撰史：新文学的秩序设计 一、初期新文学撰史的两种框架：运动史与创作史 二、新文学运动史的率先** 三、 梳理细节：新文学创作史的艺术倚重 四、 大学课堂上的“新文学史” 五、保守主义者的另建规则：钱基博的撰史 第二节专题研究：新文学历史化、制度化的初期实践 一、 专题史研究的立场和角度 二、 社团、地域研究的历史构想 三、年度研究：编结历史时间之网 第三节《中国新文学大系》：绘制新文学的历史图景 一、搭建历史框架：理论、史料集《导论》的铺排 二、从不同角度切入：三卷小说集《导论》的各有说法 三、构筑新文学多个侧面：散文、诗、戏剧诸集《导论》的叙述 四、“选本”的历史考虑与个人角度 余论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