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她生存的工具 “……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类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也许真是过于意外怔住了。 也许人总是胆怯的动物,在明确的舆论未成立以前,明哲的办法是含糊一下再说。但舆论还得大众去培植; 而文艺的长成, 急需社会的批评, 而非谨虑的或冷淡的缄默。 是非好恶, 不妨直说。 说错了看错了, 自有人指正。——无所谓尊严问题。 ……” 1944年5月的 《万象》 刊登了一篇署名 “迅雨” 的 《论张爱玲的小说》 的文章, 作者正是翻译了 《约翰· 克里斯多夫》 的翻译家傅雷, 那年他35岁。 在今天, 重读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张式小说, 依然能感觉到犀利的文辞, 锋利如刀刃, 严谨之处一丝不苟。 傅雷在文章中指出的诸多欠缺, 不是一般的指出不足之处,而是直指文字背后的人的创作心态。 不同时期重读傅雷的文学评论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对于彼时正意气风发的张爱玲, 这样的评论更像冒犯, 让人愕然。 她后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反驳, 绕来绕去地替自己的文章做个说明, 几十年后, 她写了篇比傅雷直白得多的文章来批评自己。时间很致命, 比起当初, 有**会更反感曾经的幼稚。沉浸于张式文字的魅力中, 需要出来一阵子, 或者干脆分道扬镳, 要是还有**遇见, 或许发觉当初只是一场迷惑, 或许是真的错过太多。 正如张式文字给人的感觉, 华丽、 荒凉, 仿佛熟悉了一辈子, 离开时无声无息。
“他们唱歌唱走了板, 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 《倾城之恋》 )
她和姑姑住在单身女子公寓里,张茂渊是职业女性,受过高等教育,收入不菲,妙语如珠又伶俐。旧照片上,爱玲的长相并不怎么像她父亲,亦不像她出了名的美丽母亲,反倒和姑姑站在一起时,让人一看就觉得是一家人。外形同样细瘦、高挑,戴着眼镜,齐耳短发, 布旗袍, 完全是女学生的模样。
一个从9岁就开始对编辑发起突袭的小女孩, 她的**笔稿费是5块钱, 她用这笔钱买了一支口红, 试图用来为自己的童年增加一点色彩, 成年后仍念念不忘, 她的眼睛里从来就没有缺过色彩。正如她文章中写道: 我不��欢壮烈。 我是喜欢悲壮, 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 没有美, 似乎缺少人性。 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 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 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 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旧式的折子戏里,才子佳人、 英雄美人,色调浓重、 强烈,既然是爱情, 浓墨重彩地登场, 是悲是喜, 只此一回。 出名要趁早。 在她成名之前, 她的人生、 一言一行, 也似暗合了某种命中注定会发生的事, 她大约并不意外她的成名, 但不在乎后世对她的评价。 以胡兰成的文学修为, 以及精明老辣, 对于张爱玲, 他很有自信能拿下情窦初开的她。 以他的阅人无数, 张爱玲如果是葛丽泰· 嘉宝式的女子, 他犯不着浪费时间, 而他也确实是个很难有“空窗期” 的人, 即便爱玲侥幸逃脱, 他照样有不少备胎和新欢。从张式的文字可以看出, 一个如此欢喜注重生活各种细枝末节之人, 精神世界固然丰富, 现实生活必然是单调的。 快乐的人都是健忘的, 过得好的人不会沉湎过去。 极少文字看到炎樱对胡的评价, 炎樱和爱玲是亲近的闺蜜,以炎的热情活泼, 大约早在**眼看到胡就已猜到他的为人, 张茂渊对他的评价也极少。 张爱玲身边两个*亲近的人都默契地没有异议, 也许反对也没什么用, 谁能阻止陷入爱情的女子呢? 父母的缺席, 多少让人诧异, 了解她的姑姑, 更清楚她的个性。 人有两件事无法隐瞒, 幸福和贫穷。 20岁出头的年纪, 任她聪明、 细致, 生有一双看透世故的眼,面对她等待中的爱情, 她也会一头扎进去, 全然不顾。 因为战事中断学业, 返回上海, 她带着文稿登门拜访前辈文人, 独立先从经济上开始。 1941 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25日日本占领香港, 1942年她动身离开。 1943年4月发表 《**炉香》, 使沦陷区的上海如平地惊雷, 一片诧异, 这也是傅雷在文章中提到的 “太突兀, 太奇迹了”。 若没有沦陷区的低气压时期, 还会有她的奇迹吗? 历史没有如果, 它就是这么发生了, 成全了张爱玲的文字。
在 《自己的文章》 中, 她兜来兜去地为自己辩解, 底气显然不足。 傅雷的话切中要害, 抛开她文章中的弊端, 是让她对自身状态进行重塑。
傅雷写道:
“……还有那漂亮的对话, 似乎把作者首先迷住了; 过度的注意局部, 妨害了全体的完成。 只要作者不去生活在人物身上, 不跟着人物走, 就免不了肤浅之病。 小说家*大的秘密, 在能跟着创造的人物同时演化。 生活经验是无穷的, 作家的生活经验怎样才算丰富是没有标准的。 人寿有限, 活动的环境有限; 单凭外界的材料来求生活的丰富, 决不够成为艺术家。 唯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 才会使作者和人物
同时进步, 而且渐渐超过自己。” 沾着人就沾着脏, 一向推崇葛丽泰· 嘉宝的张爱玲, 依着她遗世独立的信条, 怎可能与人千丝万缕地牵扯, 闹中取静是她的写作姿态。 柯灵的 《遥寄张爱玲》 重提了傅雷的评论文章, 看过 《小团圆》 这段后, 深感很是不对味: “荀桦在文化局做了官了, 人也白胖起来, 两个女人都离掉了, 另娶了一个。 燕山跟他相当熟, 约了几个朋友在家里请他吃饭, 也有九莉, 大概是想着她跟荀桦本来认识的, 也许可以帮忙替她找个出路, 但是他如果有这层用意也没告诉她。 在饭桌上荀桦不大开口, 根本不跟她说话, 饭后立刻站起来走开了, 到客室里倚在钢琴上萧然意远。” 这些的小动作, 晚年的柯灵莫非选择性失忆? 向来细节决定一切的爱玲, 并没忘记在 《小团圆》 里提上一笔。 看尽人世温凉,她怎可能妥协地装作从未发生。 民国的文人们, 本身有才华, 也是时代造就人, 彼此之间的恩怨瓜葛说也说不完。 张爱玲文字里的不听话, 是纯粹的忠于文字本身的意志, 即不是文人相聚的互损、 互捧, 也不是拿来献宝时的犬儒主义。 在 《小团圆》 初稿完成后, 她将底稿给宋淇夫妇过目, 当时就说免不得往她身上泼污水。 书中的人物当时大都健在, 以她的独善其身, 又无后人势力撑腰, 势单力薄, 难说一旦发表出来会被曲解到什么地步。 忠于文艺与自身要付出大代价, 世人不会听话地只看到前人**无缺的那一面。 她的缺憾, 成就了她身后之名, 她的文字与真实穿过时光被感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