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并非人类的天然居所。在300多万年的漫长进化历程中，人类的祖先曾在野外的开阔空间里，过着狩猎—采集的部落生活，与自然共生、合作。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里，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与过去天差地别，但我们从狩猎采集时代继承的基因组，仍然决定着我们的健康质量，以及我们如何本能地思考和行动。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当今许多“生活方式疾病”，如肥胖症、糖尿病、抑郁症等，开始在城市流行的原因。 英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米尔恩借助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许多证据，探讨了我们该如何重塑现代生活方式，如何重新构想、改善城市居住环境，以更好地适应现在和未来的人类生活需求。 城市化进程无法逆转，我们也无法改变身体内的基因组，但人类完全可以改变自己的日常习惯和居住环境，消弭当前的城市生活方式与古老生理习性在本质上的不协调，*终过上真正“人”的生活。

不可调和的差异 罗马人为我们做过什么？他们*大的文化和社会贡献之一是城镇——为我们首创了城市化的文明概念。然而，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对他们在英国的墓地的研究表明，他们还给这些岛屿带来了**批疾病：坏血病、佝偻病、骨软化症、赖特综合征、痛风、强直性脊柱炎、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性关节炎、化脓性关节炎、结核病、骨炎、小儿麻痹症和麻风病。在公元43年罗马入侵之前就居住在这里的基本上未城市化的部落人口中，没有发现上述任��一例疾病。因此，文明似乎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情。 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住在城镇，但现代城市对我们来说更好吗？不幸的是，越来越多的“西方生活方式疾病”——以惊人速度增加的肥胖症、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提供了明确的证据，即使是在21世纪，城市生活实际上也可能对我们的幸福有害。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现存的大部分城市文化与我们古老但没有多少变化的基本生理习性并不一致。这种生理习性经过了几千年的进化，在不同的环境中支撑着不同的生活方式。本书将讨论现代城市生活和我们未开化的基因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在*后为这一非常现实的挑战提供解决方案。 在长达600万年的漫长进化中，我们这个物种、我们的直系祖先都生活在户外，而不是城镇里。人类和黑猩猩的祖先是类人猿，但在400万年前至700万年前的某个时期，两个不同的谱系发生了分化。从那以后，经过大约30万个世代，我们身体形态的独特属性逐渐得到发展——包括直立的姿势和更大的大脑容量，并进入了旧石器时代。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是杂食动物，从事采集狩猎活动，生活在小部落社会的土地上，与自然发展出某种合作（如果不总是和谐的话）关系。在这段漫长时期里，我们的基因组成中有一个特殊的部分是为了支撑这种生活方式而进化出来的。我们都继承了一套完整的基因，一套仍存在于我们现代DNA中的遗传物质，在此我们称之为“旧石器时代基因组”。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重要的文化变迁发生在5000—10000年前，这一时段通常被称为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农业（包括种植业和畜牧业）得到发展，依靠随之而来的大量物质积累，人们建立了城镇、城市、**和帝国。新的发展对社会各方面都影响深远，包括社会的组织、土地和领土的占有、征服和捍卫。这对人类营养和健康也有不利影响，且在早期农民和城镇居民的骨骼中有明显体现，直到今天，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解决。在约30万个世代的时间里慢慢进化的生理机能，可以对日常狩猎采集制度的产品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加工，但其中只有约300个世代的生理机能适应了全新的世界秩序。我们的城市化文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而我们的生理习性对新需求的反应却非常缓慢，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正给我们的幸福带来巨大压力。 人性？ 是什么让我们做我们所做的，以及为什么要那样做？至少有四种因素参与其中：我们的遗传基因组成、遗传思维模式、文化和理性。但我们很难估计哪一种是日常生活的主要驱动力。这四种因素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优先次序因时间或环境而异。虽然后两者都可以互相改变对方，有时也确实改变了对方，但它们又深受前一对因素（我们的基因）的永恒影响。 先说我们的基因组成和思维模式，也就是我们旧石器时代基因组的生理和行为遗传。这不仅决定了我们眼睛、头发、皮肤的颜色和我们可能拥有的“天然”才能——这些特征因家庭而异，而且还决定我们共同拥有一套天生的、本能的、基本的情感反应，这些反应是在人类及其直系祖先还是觅食者的时候，经过长时间进化而来的。人类遗传行为的本能和特质，是为了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生存和繁衍后代，包含我们对生存、社会、战斗和逃亡的需要，以及实施暴力和爱的能力。其中许多属于我们通常说的“人性”一词，但可能称之为“灵长类天性”会更好，因为这些特质的起源要比人类古老得多。我们从父母那里获得这些特质，父母又从他们的父母那里获得，而同样的基因编码束也会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包含其中的一些强烈的情感和驱动力，反映了那些嵌入我们深远过往的生存本能。这些无关对错，但在今天完全不同的城市环境中，有些本能和特质必须得到道德或文化指南针的引导。 这将引导我们讨论下一个对生活、我们成长的文化环境产生关键影响的主题，包括我们小时候所吸收的家庭价值观、受过的教育，可以从周围观察到的社会习俗、职业道德和生活方式，以及当代的法律和宗教，无论它们是否过时。这些影响不是强加于心灵的“白板”，而是作用于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直觉和情感反应上。因此，所有这些文化元素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我们有意无意地在有生之年习得的。它们不能通过基因传给下一代，但仍然可以通过教育和人类几乎普遍拥有的相互模仿能力，传给我们的孩子或任何其他人（这取决于他们有多大的接受度）。 然而，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提出，我们学到或采用的每一个概念都可能以与基因相同的方式进化，因为其本身就是遗传，然后由新主人复制。这些文化单元被称为“模因”（memes），但其确切定义仍有争论。观念在人与人之间或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发生变化，这点无可争议，而这种传播和变化的过程与我们目前理解的基因的遗传具有相似性，可以说十分形象。 不论文化传播的实际过程如何，很明显，人类是社会性动物：群居和学着模仿成功的邻居，这于进化是有利的。但是，大规模的群居生活还需要交通信号灯来避免过多碰撞，因此，城市生活需要强加一些基本的规则和条例，不断变化的城市文化才能得到进化。这就涉及第四个、也是*后一个因素，我们的理性——人类的逻辑思维和广泛思考的能力，可以说是将人类与动物王国（大部分）区分开来的**标准。我们思考科学问题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发展我们所依赖，但在日常中认为理所当然的技术：我们发明了数学，而科学和技术都是以数学为基础的。我们还发展出了不同难度的传递信息的语言，从简单的到高度复杂的。在我们今天生活的多媒体世界中，我们可以随时获得****的大量信息和想法。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先天和后天、基因和文化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冲突——它们确实有相当频繁的交集。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先天和后天的作用是相反的。理论上，我们应该能够利用我们优越的脑力在两者之间协调，确定一个谨慎的、社会可接受的、法律上正确的和道德上可以为之辩护的行动方针。但我们有吗？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么残酷的战争就永远不会启动了。即使是在*普通的层面上，如选择食物，我们也很难做出选择——我们是选择*有营养、*有吸引力、*便宜还是*甜的食物呢？在21世纪的世界里，谁的声音*大？是我们的理性、文化，还是旧石器时代基因组？ 从基因上讲，*好将“幸福”看作自然奖励系统的一部分，这是旧石器时代基因组对有利于我们生存的活动或情况（比如进食、社交、交配）做出的一种内啡肽反应。遗憾的是，这一系统是为模糊不清的过去而设计的，和我们其他根深蒂固的反应，如战斗或逃跑等在一个不确定和不合理的世界里必需的求生本能类似。今天，暴饮暴食仍然可以在用餐过程中让你的脑海产生同样良好的感觉，但随后，旧石器时代的生理机能对不能明显消化的物质产生反应，会抵消这种良好的感觉。 因此，如果我们发展出一种“从生物学成功繁殖的角度来看不适应”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对我们不利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文化遗传系统完全有可能与基因遗传系统背道而驰”。这本书的**主张正是：我们目前正在发展的城市生活方式的许多方面，都与我们旧石器时代基因组的需求背道而驰，因此没有对我们的进化创造任何有利条件。然而，正如这本书试图展示的，这种基因和文化的错配是可以解决的。 城市福利：决定健康的社会和进化因素 复杂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因素，都会让现代城市社会变得健康或不健康。正如迈克尔•马尔莫教授关于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的一系列倡议所表明的，健康和幸福的水平，往往会随着社会**的提高而提升。例如，格拉斯哥等城市*贫困地区居民的预期寿命比富裕地区的居民少12年。解决人们出生时所处的健康方面的社会不平等，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也仍然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 然而，导致健康问题的不仅仅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在60年前针对伦敦公交（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其车队）的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中，这一现象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当时，私人驾驶汽车还没成为常态。1953年，公交司机会整天孤零零地坐在驾驶室里。相比之下，售票员会在公共汽车上来回走动，与乘客互动。这项研究采样的司机和售票员都是男性，都来自相同的社会**，工作线路也一样。但他们的健康状况存在着惊人的差异，司机的死亡率和冠心病患病率明显高于售票员。例如，心脏病发作后，司机当场死亡的概率是售票员的两倍。类似的研究在其他**的其他时候也进行过，但是结果类似。不论社会**如何，日常锻炼（或缺乏锻炼）是决定健康的关键进化因素。 因此，我们在本书中关注的是旧石器时代的基因组与现代城市生活之间的矛盾，我们目前所处的人为打造的人类世界（另见“美丽新世代”，第16页）与我们在基因、代谢、生理和心理上*适合的环境的矛盾。健康的进化决定因素项目正是要关注这些相关的问题：如何应对西方生活方式疾病和其他相关问题的惊人增长所带来的挑战。与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不同，我们与生俱来的健康的进化决定因素（如进行日常锻炼的主要需求）无法改变，相反，必须改变的是我们的城镇和城市生活方式。 城市优势？ 所谓的“城市优势”——居住在城镇的人比他们的农村同胞享有更大的健康方面的福利——不应被视为必然结果：不仅因为“即便在同一个城市，富人和穷人仍处在不同的流行病环境中”，而且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如饮食），农村可能比城镇更“健康”。事实上，18—19 世纪西方大城市中新增人口的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下降，这甚至发生在卫生条件改善之前的几十年。理论上，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因为死亡率的稳步下降和出生率的上升，人们的预期寿命也应该提高。但全球情况要复杂得多。虽然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和大大改善的健康服务消除了城市生活*初的许多祸害，如霍乱和伤寒，但这些恶疾似乎已被越来越多的新疾病和问题所取代，这些新疾病和问题在前一时代的存在和影响远没有这么严重。许多新恶魔是我们当前城市生活方式的直接产物，也就是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文化的一部分。 斯塔凡•林德伯格（Staffan Lindberg）博士的著作和他对基塔瓦（Kitava）人口的细致研究为以上论断提供了支持。基塔瓦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一个孤岛上未实现现代化的群落。当地人口的死亡原因似乎不包括与冠心病和脑卒中（旧称中风）相关的疾病、动脉粥样硬化、2型糖尿病、肥胖、胰岛素耐受性、高血压、血脂异常、阿尔茨海默病、乳腺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骨质疏松症、佝偻病，以及多发性硬化症这类自身免疫性疾病。人们承认，总有**我们都会因某种原因而死。尽管如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在全球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中，有52.1%的人死于在基塔瓦这样的非城市化地区罕见或根本不存在的疾病（见表格“城市中的死亡”），这一点无疑意义重大。可以说，非城市地区的优势得到了证明。 相反的做法 抛开移居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做法不谈，怎样才能使我们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更符合基塔瓦人的健康状况呢？现代医学研究往往是反应性的，倾向于以特定疾病、其潜在触发因素或针对特定条件的潜在**疗法的效果和影响为目标。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对导致特定疾病的被称为近似机械因素的潜在分子和生理机制的高度关注，给人类带来了重大好处。 然而，我们的项目采用了不同的视角，着眼于西方生活方式疾病——所谓的“富贵病”带来的主要挑战。考虑到我们的基因组成（旧石器时代基因组）的很大一部分与基塔瓦人的基本相同，他们之间在*常见死因上的巨大差异必然反映在饮食、活动和环境方面的显著不同。看来，我们越城市化，就越容易受到自己造成的不利条件的影响。因此，与其考虑现代城市居民患冠心病的原因和方式，不如在这里采取相反的做法：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基塔瓦人不患现在西方人常见的癌症和其他疾病？这种相反的做法将所有这些疾病都视为一个群体：病态城市综合征，而非个别需要击退的疾病。如果导致问题的源头从一开始就得到解决，而不是等下游发生水灾后再救援，我们就可能取得更快、更有效的进展。 伊甸园协议 我们需要重新调整饮食和活动体系，以及我们的社会和城市环境，以便说服我们的旧石器时代基因组“正常地”运作，而不是继续忍受（的确如此）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如此灾难性后果的异常和非自然的要求。一旦确认了原始生活方式和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实际“健康”差异，我们就可以开始设计可能的解决方案了。代理行为和模拟环境可以引入我们21世纪的城镇，使我们在享受城市化好处的同时改善恶劣的、诸如日益严重的肥胖及其并发症等问题。 **步是确定原始生活方式的关键和积极的生理和心理组成部分，涉及营养、活动、社会问题和与自然接触（对建立有效的免疫系统至关重要）。其次是制定符合进化规律的协议，而且这些协议要能轻松地在21世纪以及城市设计指南中实现。因此，本书建议将个人和机构的健康行为结合（本书称之为伊甸园协议），再加上更循序渐进、协调一致的公共卫生方案，推进目前已经在公共领域开展的倡议和相关研究。人类进化考古学的成果也因此成了重新调整城市生活方式、规划下一代城市生活的核心。

绪论 **章源起 第二章创世记 第三章伊甸园里的风景 第四章饥饿游戏 第五章精神食粮 第六章身体的证据 第七章少坐的生活 第八章消失的部落 第九章狩猎采集者vs 足球购物者 第十章音乐与文字 第十一章绿色宜人 第十二章**公园 第十三章旧城镇 第十四章城市再生 第十五章启示录 结语 附录1 生活在不同纬度的狩猎采集者 附录2 文明的疾病：英国墓地发掘的骨学证据 附录3 狩猎、运动和性别的讨论 附录4 你的城市绿化程度如何？ 致谢 部分资料引用来源 参考书目与延伸阅读 插图版权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