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哲学家阿伦特在旁听耶路撒冷审判后，基于她看到的艾希曼形象——庞大体系下的小齿轮，只知服从命令而没有自己的思考——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然而，施汤内特在分析大量一手资料后却发现，艾希曼绝非盲目服从的平凡纳粹官员，而是一个善于伪装、不思悔改的谋杀犯。本书不仅纠正了长期以来对艾希曼的误读，更还原了战后纳粹与残余极右翼分子构成的逃亡网络，呈现了联邦德国的鲜活片段，揭示了美洲纳粹圈子的真实面貌。

导言（选摘） 这些事情让我一直不怎么摸得着头绪。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若是谈论起那场系统化杀害了数百万男性、女性和儿童的屠杀，任谁都无法不提及此人。然而，人们甚至都不确定他的名字：到底叫“卡尔·阿道夫”还是“奥托”？在我们自认为早已查清此人时，一些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却仍然让我们惊讶。但是就多年来一直被学术界和新闻界热烈探讨的这位先生而言，我们对他的认知果真还存在��此巨大的缺漏吗？毕竟阿道夫·艾希曼的名气，甚至让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或者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等知名人物都瞠乎其后。既然如此，何必还要另外写一本书呢？但这其实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我想要探究清楚，究竟有谁在“摩萨德”（Mossad）采取其**行动，把艾希曼从阿根廷绑架到以色列出庭受审之前就已经认识他了。 艾希曼在以色列回答得轻描淡写：“我在1946年以前几乎没有知名度，直到那位霍特尔博士（Dr. Hoettl）……给我加上恶名，说我是谋杀了五六百万犹太人的凶手。”任何人都不应因为被控有罪者讲出这种话而感到吃惊——更何况是这样一名被告。毕竟艾希曼曾经有过一句名言，声称自己“只不过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毁灭机器上的一颗小齿轮罢了”。然而着实令人诧异的是，各种关于艾希曼的研究文献直到今天依旧乖乖地附和那种论调。尽管这名大屠杀凶手已在其他方面引起了巨大争议，但每个人都还异口同声地认为：在耶路撒冷审判之前，只有一小撮人熟悉“艾希曼”这个名字。 然而在阅读旧报纸的时候我却开始产生怀疑，觉得无论艾希曼的讲述还是相关研究都有不对劲之处。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在1960年5月23日公开了一则震惊世界的消息，宣布已经逮捕阿道夫·艾希曼，并且将把他送上法庭接受审判。接踵而至的并非困惑的沉默，而是许许多多充满细节的长篇大论，描述那名据称没几个人认得的男子。浏览更加老旧的出版物，我的怀疑得到了明确的证实。早在审判开始很久以前，那个看似“默默无闻”的人就已经获得了比绝大多数纳粹分子都多的绰号，诸如“卡利古拉”（Caligula）、“犹太人的沙皇”（Zar der Juden）、“种族谋杀的经理人”（Manager des Völkermords）、“大审判官”（Großinquisitor）、“犹太人大屠杀的技术师”（Techniker des Judenmords）、“*终解决者”（der Endlöser）、“官僚者”（Bürokrat），以及“大屠杀凶手”（Massenmörder）等等。以上都是人们在1939—1960年间即已给艾希曼贴上的标签。那可不是后见之明，反而早就散见于各种报刊、小册子和书籍当中。我们只需要查阅一下，便能得知人们在什么时候对阿道夫·艾希曼知晓了多少，以及如何评价。在此期间，只有一小群人异口同声地唱反调，表示对他一无所知。这些人都是艾希曼昔日的同僚和战后的纳粹分子，不顾一切只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既然这样的话，又衍生出另外的问题：相关的知识为什么就湮没无闻了呢？回过头来看，那个人怎么有办法让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销声匿迹的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直指那个****的“反人类罪行”（Menschheitsverbrechen）——我们亦可称之为“大屠杀”（Holocaust）、“浩劫”（Shoah），或者“灭绝犹太人”（Judenvernichtung）。 我们总喜欢把犯罪分子想象成一群见不得人的家伙，由于害怕公众的评断而偷偷摸摸干下他们的勾当。等到东窗事发之后，我们又总是以为公众会有一致的反应，本能地排斥那些罪犯，并将他们绳之以法。于是*初有人设法探究欧洲犹太人如何被剥夺权利、遭到驱逐和屠杀的时候，人们依旧完全按照上述刻板印象，认为是一批见不得天日的家伙瞒着“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为非作歹。可是相关研究工作早已摆脱此种见解，不再认为那批肇事者仅仅是置身正派百姓当中的一小撮既病态又反社会的怪胎，假如百姓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必定会群起而大加挞伐。我们如今已对**社会主义“世界观”（Weltanschauung）所起的作用、对集体行为的互动，以及对极权制度的后果颇有所知。我们已经了解，暴戾的氛围甚至可以对本无残暴倾向的人产生影响；此外我们亦已探明，劳动分工能够对个人责任感造成多么灾难性的影响。尽管如此，人们在一个问题上依然争论不下：我们究竟应该把艾希曼这样的凶手归类到何处，要怎么看待他呢？艾希曼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因叙述者而异：他或者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却在极权主义之下被调教成缺乏主见的谋杀犯；或者是一名执迷于种族灭绝的偏激反犹太主义者；要不然根本就是一名精神病患，那个政权不过是遮掩其虐待狂本质的幌子罢了。于是关于艾希曼我们有了各种南辕北辙的形象，而且由于围绕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的论战，那些形象被激化得更加水火不容。然而迄今为止，有一个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略——公众的看法。人们没有把目光投向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现象”。也就是说，未曾针对艾希曼在人生不同阶段所呈现的形象进行考察。 卢梭告诉我们，任何导致不公不义的主张总会涉及两种人：提出主张的人，以及其他听信了他的人。我们只要看看公众对阿道夫·艾希曼的看法，便能很大程度上了解这种独特的共谋所蕴含的巨大危险——尤其是当有人像那个声名狼藉的“犹太事务主管”（Judenreferent）一般，已经彻底参透了这种共谋关系的时候。因此，本书既不按照年代顺序把艾希曼的故事描写成他的犯罪经过，也不讲成他的罪行发展史，而是要重建他这个人所造成的影响：在何时且有谁认得艾希曼？人们在什么时候对他有过怎样的看法，而他又对人们所知、所想的事情做出了何种反应？艾希曼现象多大程度上是他装腔作势的天赋塑造的？这种角色扮演对他凶残的职业生涯，以及对我们如今理解他的故事有什么帮助？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重建这个视角，要归功于极为丰富的**手资料：现存有关艾希曼的文件、证词和目击者报告多过其他任何一名纳粹领导人，甚至连希特勒或戈培尔也没能制造出更多材料。原因不仅在于艾希曼在战后又多活了17年，也不只是因为以色列警方为审判收集证据所付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反而是由于艾希曼自己的夸夸其谈和写作激情。艾希曼在其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为每一个新观众和每一个新目的重新塑造一个新的形象。无论身为下属、上司、凶手、逃犯、流亡者，还是被起诉者，艾希曼都随时密切关注自己所产生的影响，试图利用每一种境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若比较他所扮演过的各种角色，很快即可看出其行为背后的方法。 然而，艾希曼真正为人所知并得到详细描述的角色，却只有他在耶路撒冷登场的那一次。其背后的意图显而易见：他打算保住一命，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如果想要理解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表演与他的罪犯身份和“致命成就”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我们就必须回到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此外我们还必须更进一步，摆脱各种完全根据他在耶路撒冷展现的形象所做出的诠释。 如果我们听信艾希曼在以色列的说辞，那么他是在1945年，也就是狂妄的“千年帝国”已成废墟之后，才真正开始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的。按照其说法，之前的“犹太事务主管”转而变成一个与世无争的养兔人，回归到一直以来他内心深处的世界。毕竟邪恶的仅仅是那个政权，而且主要过错都出在别人身上，他在希特勒统治下耀眼的事业只不过是命运一个意外的转折罢了。可是艾希曼自己心知肚明，许多人可能抱持截然不同的看法，因此他小心地避免使用阿道夫·艾希曼的本名以策**。他甚至让妻子只称呼他名字的**个部分——得自其祖父的奥托。当其他人投降时，他冒用“阿道夫·卡尔·巴尔特”（Adolf Karl Barth）的名字隐匿在成群的战俘当中，随即用“奥托·埃克曼”（Otto Eckmann）的假名接受审讯。成功脱逃后，又以“奥托·黑宁格”的身份前往德国北部的“吕讷堡石楠草原”，与其他同样换了新名字的人共同砍伐木材。接着他摇身成为养鸡人，晚上还特地拉奏小提琴来取悦乡间的女性居民。奥托·黑宁格的生活已相当接近他日后在阿根廷养兔子时的情形，只有两个明显的不足之处——他无法联系自己的家人，而且是一名遭到通缉的战争犯：“像鼹鼠一般过着地下生活的那五年间，这成了我培养出的第二天性，每当遇见一张新面孔，我就会问自己一些问题，诸如：你认得这张脸吗？那个人是不是表现出曾经见过你的模样？他是否在回想有没有见过你？在那几年里，恐惧从未离开过我，仿佛随时都可能有人站在我的背后，突然大喊：‘艾希曼！’”他期盼，假以时日，纳粹大屠杀能够像所有杂草丛生的坟墓一般，也逐渐遭人淡忘。可是艾希曼的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后他除了逃亡之外看不到别的出路，于是1950年，奥托·黑宁格也消失不见了。他化身里卡多·克莱门特，经热那亚（Genoa）离开欧洲，在阿根廷获得了新的身份和官方证件，之后开始了他一直想要的那种生活：在一个水力发电站兴建项目中找到工作，率领一组测量人员纵横穿梭于阿根廷北部地处亚热带的图库曼省——当地的山脉与峡谷不禁让人联想起阿尔卑斯山区。他有许多时间骑在马背上长途跋涉、探索山地、驰骋于辽阔的彭巴草原（Pampa），甚至还两次试图登上美洲**高峰阿空加瓜山（Aconcagua）。两年后，当他的妻子终于能够跟三个孩子一同过来团聚时，他还带着儿子们参加探险活动，向他们传授骑马和钓鱼的技巧，以及他对大自然的热爱。项目执行公司的倒闭虽然迫使里卡多·克莱门特另谋高就，在一段时间内给和乐的家庭生活带来了阴霾，但*晚在1955年，几经波折之后，他又开始时来运转：他不但成为一家兔子养殖场的经管者，还有了第四个儿子，尽管他的妻子已经过了40岁。那个“小兔子”（Hasi）于是成了父亲的骄傲。无怪乎里卡多·克莱门特起心动念，决定盖一幢自己的房子来安置他那位体型富态的妻子、四个儿子、母腊肠狗菲菲（Fifi）、母德国牧羊犬雷克斯（Rex）、自鸣钟，以及一些阿尔卑斯风景画。要是没有被摩萨德绑架的话，他应该直到今天都还过着里卡多·克莱门特那种与世无争的生活…… 只可惜这个感动人心的故事有一个重大缺憾：里卡多·克莱门特或许是艾希曼在护照上的姓名，但这个已经改头换面的纳粹——如今完全不碰政治的大自然爱好者——却从没有真正来到阿根廷。艾希曼不是一个喜欢乡村田园生活的人。对他来说，战争——他的那场战争——从来都没有结束。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或许已经退役了，但狂热的**社会主义者仍然在役。对他来说，那个让他不必亲自动手就能杀死几百万人的极权**虽已遥不可及，但自己却还远远没有失去抵抗能力。这名年约50岁的男人或许会在结束**工作之后，拿着一杯红酒，坐在离家50公里外的养兔场阳台上，甚至演奏起小提琴，但以上种种都无法说服他，这种田园风情将成为他的人生前景。南纬35度看不见朦胧暮色和日落余光，天色会一下子昏暗下来——夜幕的降临比欧洲北部地区人士所习惯的更迅速、更浓烈。艾希曼一到晚上便开始读书和写作，但我们绝不应该把这种表现看作内敛自省的功夫。那可不是一位怡然自得的老大爷在享受阅读之乐。爱好和平的养兔者会把书掷向墙壁并撕得粉碎，没完没了地在页面边缘写下侮辱谩骂的眉批，并且仿佛着了魔似的在成堆纸张上写满评述。铅笔在他潦草涂画的力道下折断，而他战斗的意志始终不懈。那名纳粹世界观的战士从来没有被打败，而且他绝不是一个人。 我们今天之所以对艾希曼在阿根廷的生活知道得那么详细，是一个幸运意外造成的结果。*近两年，许多档案馆纷纷出现了研究人员从前接触不到的文件。于是这些“阿根廷文稿”（Argentinien-Papiere），亦即艾希曼自己的流亡手记，再加上**以“萨森访谈录”（Sassen-Interviews）这个不十分**的标题而闻名的访谈转录稿与录音带，**得以被用于重建真相。这总计1300多页的文件不光展现了艾希曼被绑架之前的生活与想法。率先试图对此进行总结与诠释，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挑战：应如何运用关于**社会主义反人类罪行*重要的战后**手资料。之前混沌不清的各种关联突然变得豁然开朗了。尤其变得再清楚不过的就是，艾希曼即便于逃亡之际也不打算躲在黑暗中秘密行动。他在阿根廷也想被人看见，而且他希望像从前一样，被视作一个新时代的象征。 谁要是寻找光亮，就会被人看见。1945年之后与艾希曼有瓜葛的人，在人数上显然比之前认为的更多。追踪艾希曼如何走入地下和走上逃亡之路，我们不仅会遇见纳粹猎人和暗杀小组，更会发现他的帮助者、同情者，甚至还会找到仰慕者和友好者，虽然之后很长时间，那些人都否认自己认识艾希曼，或者称跟他只有几面之缘。例如曾经自愿参加武装党卫队并进行战争宣传的荷兰人威廉·萨森，几十年来都声称自己只不过是艾希曼的“捉刀代笔人”而已。和他一样，艾希曼的大部分朋友都否认与那名通缉犯有密切往来。他们的论调如今再也站不住脚。“阿根廷文稿”甚至揭露了究竟哪些人曾主动联络艾希曼重温过往时光，而且更重要的是，共同研讨未来的政治计划。在阿根廷的时候，艾希曼并非一个生活在失败中的贱民，就好像威廉·萨森也不只是一名好奇的记者，或者希姆莱的**副官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莱本并没有成为一个痛改前非的纳粹。尽管有人千方百计对他们视而不见，但这些纳粹生活在阿根廷乃不争的事实。他们已于逃离盟军的法庭之后重新组织起来，其计划远不只是开始宁静的新生活而已。艾希曼周围的那些人士既已流亡远方置身自由之中，便评论起德国和世界的发展局势来。他们雄心勃勃地炮制出各种推翻政府的计划，忙于组建志同道合者的网络，甚至还开始伪造文件否认事实，借此捍卫他们眼中那个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艾希曼与他们为伍，充满自信且积极参与，是一名炙手可热的专家（有数百万件谋杀案证明他的专业性）——正如他昔日在“帝国保安总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RSHA）主管犹太事务时所习惯的那般。 因此，“艾希曼在阿根廷”并非一出独角戏，而���记录了那名前“一级突击大队长”如何惊人地展开第二事业，再度成为历史与“犹太人问题”的专家。尽管艾希曼后来竭尽全力试图说服所有人，他在战后已经洗心革面改过自新，可是针对他在阿根廷的所思所想和社交生活进行的研究，却得出了非常不一样的结论。假如艾希曼曾经在任何时候真心想要成为这个与世无争的里卡多·克莱门特，那就只有他在以色列身陷囹圄之际。他在阿根廷送给同志们的签名照片上，则自豪地署名为：“Adolf Eichmann – SS-Obersturmbannführer a. D.”（阿道夫·艾希曼——退役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 但1945年之后的艾希曼，不只是一个阿根廷的事件。在联邦德国，他的姓名同样留存于人们的记忆当中。尽管后来有些人假装对他一无所知，但存在的大量证人陈述、新闻报道和有关艾希曼的各种出版刊物，都展现出德国人如何早在1960年以前，就已经在关注他的名字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了。在研究“艾希曼现象”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间接资料来源可供利用，而且其重要性更是不可低估：艾希曼的受害者和追捕者——尤其是他昔日同僚和知己——的证词。那些人绝不可能忘记他，因为他们必定担心，艾希曼还会像他们记住他一般深深地记得他们。任何认识艾希曼，或者仅仅知道他是谁的人，都不希望被他回忆起来。美国情报部门的档案、缉捕名单，以及德国检察机关、联邦宪法保卫局和德国外交部对外公开的少数文件，都让人得以初步勾勒出艾希曼在战后初期，尤其是在成立之初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奥地利的重要性。艾希曼——或者其实是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只要那名纳粹“反人类罪行”的关键证人还逍遥法外，就足以对德国人试图“通过彻底遗忘来克服过去”的做法构成威胁。艾希曼即使在阿根廷也不想安静低调地生活，甚至还打算写一封公开信给德国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这个事实意味着他正在变成危险因子。难道果真有谁愿意让这个知道那么多内情的人，回到联邦德国来畅所欲言吗？ 所有这一切都使追捕艾希曼的过程比之前流传的那个关于爱情、背叛和死亡的传奇故事想让我们相信的复杂得多。其中不仅关涉一心要找到那名大屠杀凶手的上百万受害者与纳粹猎人，或者以不同技巧装模作样的各国政府，还有许多人坚定地百般阻挠，以免过去的一切随那名男子一起从流亡中蓦然重返。因而不仅需要阿根廷有一位机警的盲人，发现他女儿的男朋友就是那名反人类罪犯的儿子，更需要许许多多其他事项的配合，才终于克服了那种不顾一切闭口不言的愿望。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前的故事同时也是一连串错失的机会，未能通过在德国举行审判来创造一个真正的新开始。如果我们想要知道那个穷凶极恶的时代，其结构在多大程度上残存到了战后，以及如何必须设法在缺乏新人管理执行的情况下用一个新**取而代之，就必须深入分析这个故事。**在德国****内部仍然保存着不对公众开放的艾希曼档案，因为有人担心其内容会威胁****。这是一个丑闻！承认前任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是德国历史上的一页，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

书中主要人物 纳粹党卫队职阶名称 导言 “我的名字成了象征” 间奏曲：在中东的虚假踪迹 艾希曼在阿根廷 所谓的萨森访谈 虚假的**感 角色的转换：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余波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