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情士心:明清文学评点的精神向度
朱万曙
“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得则如着毛点睛,毕露神采;失则如批颊涂面,污辱本来,非可苟而已也。今于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句一字之精神,无不拈出,使人知此为稗家史笔,有关于世道,有益于文章,与向来坊刻,迥乎不同。”这是万历年间容与堂刊刻李卓吾评点《忠义水浒传》的凡例之一则。它说出了评点已经成为时尚的批评样式的事实,它指出了评点能够“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的文学批评的功用,它还将评点的价值提升到“有关于世道,有益于文章”的高度。当然,它也对这部书的评点水平多所夸赞,不无自得地宣称“与向来坊刻,迥乎不同”。这则凡例说明,文学评点在明代后期已经完全进入了成熟阶段。
的确,明清时期的文学评点是一道值得玩味的风景,它同当时的文学创作以及勃勃兴起的各类刊刻一样,构成了明代中期以后独特的文化现象。近年来,对明清文学评点的研究日渐深入,取得了不少成果。诸如对评点刊本的文献梳理,对评点者身份真伪的辨别,对评点文学批评意义的揭示,对评点蕴含的文学理论价值乃至美学价值的挖掘,等等。但是,我们还似乎一直徘徊在评点者的精神世界之外,仅仅把文学评点当成一个客观现象,追问其意义,却忘记了它们是出自具体的“人”之手。当代日内瓦批评家乔治?布莱在论述加斯东?巴什拉尔的批评时说,批评是“一个主体替代另一个主体,一个自我替代另一个自我,一种‘我思’替代另一种‘我思’”。评点者作为批评主体,在面对作品展开批评时,是积极主动的“我思”的活动。如果仔细琢磨和品味附着于作品的批语,我们就能够发现,一个个侧身于作品左右的评点者的形象,同样活泼灵动、呼之欲出。我们可以触摸到他们的灵魂,感受到他们的心跳,从而捕捉到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所思所想,并通过他们体察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明清文学评点的批点者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当时的“名人”,如李卓吾、汤显祖、王世贞、徐渭、钟惺、陈继儒、李渔等,他们在哲学或文学上已早有建树,在当时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力。另外一类则是本无名气却因为评点批评而出名的文士,例如清初的金圣叹、毛纶毛宗岗父子、张竹坡,以及评点《红楼梦》的脂砚斋等,还有大量化名的评点者,如为李渔十种曲评批的“玄洲逸叟”“朴斋主人”等。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文人身份却是无可怀疑的。他们在进行文学评点的时候,必然地被自我身份角色潜在支配。他们首先是文人,他们评点的也是文学作品,因而审美批评是他们评点的**个精神向度。其次,他们又是“士”?D?D即使未入仕途,也是从小饱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读书人,因之在评点中他们往往会在作品的触动之下,唤起“士人”的情怀,展开社会文化批评,形成了他们文学评点的第二个精神向度。审美批评和社会文化批评共同构成了明清文学评点的两个重要精神向度。
一、文情:明清文学评点的审美批评
关于明清文学评点的审美批评价值,已有诸多论说,角度不同,视野各异。本文要申明的看法是,明清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文学评点实际上都是文人“文情”的流露和表达。因为面对的对象是文学作品,所以激发的是评点者们的“文情”,他们首先从“文”的角度打量评批的对象;而文学作品“情”的特质,又必然地唤起他们内心对“情”的体验、感受和联想。这种种批点文字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审美批评”。本文无意于对具体作品的具体评点予以论析,只侧重对涉及“文情”的几个层面略加申说。
**,从印象式批评到理论化批评。
印象式批评是从审美直觉出发的批评,侧重于表达批评家的主观感受,它不是从一定的学理出发,而是直觉判断。这在早期的评点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它们往往对作品中的一句话、一个细节加以品评,批语简略,表达出批评者直观的审美感受。以戏曲评点为例,容与堂刊李卓吾批评《琵琶记》(容与堂刊刻的曲本共有五种,分别为《北西厢记》《琵琶记》《幽闺记》《玉合记》《红拂记》。关于容与堂刊刻李卓吾批评曲本的真伪问题,参见笔者《明代戏曲评点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三章之考论。《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收入《古本戏曲丛刊》**集)第五出“南浦嘱别”,赵五娘道白:“官人,云情雨意虽可抛……”“云情云意”四字被抹,夹批曰:“俗”。显然,评点者认为,赵五娘是一个贤媳孝妇形象,让她说出“云情雨意”这样带有“风流”意味的话有损于她的形象。同剧第二十五出“祝发买葬”中,赵五娘唱【香柳娘】一曲后,舞台提示“做跌倒起科”,这一舞台动作对表现赵五娘此时此刻的艰难和当下的心境,进而表现她的“圣妇”品格,无疑是大有用处的,评点者为这四个字的提示加了圈号,眉批说:“关目好。”批语虽简单,却表明评点者被它的艺术感染力感染。又如王思任对第十出“惊梦”【绕阳台】曲的批语说:“屯蒙困诟,豫泰同人,忽醉忽醒,半真半假,俱妙。更佳处,声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