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即将来临 如果无法加入集团,就创建自己的集团 “一带一路”倡议并不仅仅用于分享中国的经济经验或经济问题的解决之道,从更深远和深刻的层面来看,它推动了人民币的全球化。 经验表明,无论中国如何努力,试图成为新世界秩序下建立的国际协定——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部分,这个协定仍然是由美国主导的。美国的政策内部由意识形态上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主导,建立在后殖民时期美国的优越感基础之上。 因此,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固有偏见的体系中的平等伙伴,毕竟该体系*初的构造就是不平等的。中国需要成为一个新的**集团的一分子,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这种秩序既要与现有的旧“新世界经济秩序”不同,也要与其共存。 这一过程取得成功的关键便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而且,人民币作为该新集团内部分**的储备货币,并不希望被旧集团掌控。已经有许多情况导致了结果往这个方向发展。其中之一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一系列金融干预,它随着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断累积,在现在的贸易摩擦中爆发出来。这些大事件的发生以大约10年为间隔,分别是1998年、2008年和2018年。 通过华盛顿(美国)此前金融干预或震荡的累积经验,北京(中国)与德里(印度)、莫斯科(俄罗斯)、约翰内斯堡(南非)等****一起得出结论,必须建立新的金融秩序。另一种情况或者说浪潮是发展中**的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殖民地自治化使所有那些去殖民化的**开始面临这样一个现实: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将建立一种后殖民结构,它能有效维持殖民主义的实质,即便没有殖民形式。 1955年,**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发展中**达成共识,希望制定能相互协调的独立政策,其愿望和集体经验将是相似的。第二次共识发生在1961年,一些**在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发起了不结盟运动。 虽然这些关于第三世界的运动发生在**层面,但在个人层面上,它也通过发展中**之间的有机运动持续着,例如一些非政府组织发起的论坛,通过对某些议题的自由讨论,致力于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重大问题。 中国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让我们创建一个新集团 从**层面上来说,直到“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全球发展中**才开始重新制定政策,在自由贸易、集体金融稳定、基础设施发展、清洁食品和能源优势的基础上达成政策协调、发展和协作的共识。 其中的关键是包括发展中**的新的全球秩序的出现。这些**的集体经验和挑战可以通过经验交流、基础设施投资合作和财政政策协调来达成。 在这方面,以中国的解决之道、“一带一路”倡议和生态文明建设为三大政策支柱,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展开了广泛合作。它们成立了新的开发银行,组成了“金砖**”(BRICS),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构建这一新金融秩序时的替代品。 然而,这些目标成功的关键在于人民币*终的国际化以及人民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兴起。该储备货币可以采取一种或两种形式,一是人民币作为实际储备货币;二是人民币作为外汇一篮子货币的主要权衡货币,它可以由新开发银行发行。或者是将二者结合,由联盟**共同创造区域性的“一带一路”货币。这些选项并不是彼此排斥的,它们都可以发挥一定作用。 成功的关键在于,一旦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美国控制全球金融的能力就会减弱。这实际上是从华盛顿和华尔街的控制下解放了全球发展中**,也许会给美国市场带来暂时的混乱,但从长远来看,通过为我们的金融体系创造多元化和民主化,它将在全球范围内使所有市场变得更稳定。 本书概述了人民币从一个计划制度中的高度限制固定汇率货币演变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历史过程。这是一个与中国的发展方式一致的过程,它是渐进、系统,且持续的,并不是令人震惊或者突然的。其中的关键进程可能完全违反了西方的经济和政治思维方式。 发展新体制,创建新集团 “华盛顿共识”一直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是一方面的,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属于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下,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手段,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是不正确或不完整的。中国的政党制度能够反映广泛的公众舆论,政党并非排外的个体利益集团。 在美国的**教育机构和智库中,由于人们局限的意识形态框架和世界观,他们仍然无法理解这种复杂的体制。 因此,这些机构坚持认为,除非货币完全可以自由交换,否则中国不可能使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然而,这种自由交换过程会因为中国自身的发展过程而变得不同。比如,人民币自由交换的关键是将其逐步引入全球市场,而非迅速完成交换过程。 这种交换过程和中国将市场经济纳入自身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类似。中国的经济制度在于将两种经济类型融合,创造新的经济模式。这也能反映出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 这一过程的实质是,首先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部分主要**迅速而直接地达成协议,中国会大幅增加对这些**的基础设施投资,而这些**的商品和服务可以用人民币来支付。这种直接交换不必经过美国纽约银行的全球金融机构自由兑换过程,中国可由此部分避免美国规定的货币自由兑换和法定存款准备金持有期流程。 因此,通过在“一带一路”**扩大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首先关注那些靠近中国的南亚、中亚、东南亚的**和地区,并逐步扩大货币直接互换的范围,人民币能自然地达到国际化,而不必迅速实现自由兑换。因为它已经实现了现有经济联盟和秩序内的自由兑换性,使货币能在受控框架和空间内使用。这是对西方有关货币交换的经济理论的突破,可以说,中国打破了所有对经济发展框架和理论的原有理解。 **部分早期的改革和货币政策 我永远忘不了我在1981年春末来到中国的那**。在那个暖春,中国货币的未来发展及货币政策的困境和挑战将用一个简单事件的等式阐明,这将会在一个普通的下午发生。 当时,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似乎是空的。机场仅有一号航站楼(T1),从美国飞往中国的**航班需要在东京中转,而东京飞北京的航线也并非每日都有,旅客需隔天再搭乘日本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北京。这或许是1981年中国的国际交流很少的原因。我是来中国进行国际交流的第二批学生之一,在1979年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得以从美国来到中国。 在离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受到南开大学教授的热情接待后,我在中国的**个清晰记忆是乘了很长时间的车进北京城,停在了友谊商店。我在那里将我的美元现金换成了外汇兑换券(FEC),当时两者的价值比差不多是1比1。当然,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外汇较少,这其实是一个人为估值。它完全基于苏联式的旧交易系统,通过将两种货币合二为一对外汇进行高度限制和保护。人民币是中国国内用于购买当地货物和服务的本地货币,而外汇兑换券是用于人民币和外币兑换的半可兑换缓冲货币。 那天下午,我花了1美元买了一罐可口可乐。中国的老师批评我花了太多钱,他告诉我,来自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的我可能不知道,我把中国人月薪的一大半花在了购买软饮料上。那会儿,大多数的中国人只能接触到一款名叫“汽水儿”的软饮料,这种饮料的颜色可以是粉色、紫色,或是像高尔夫球场一样的绿色,看起来更像是一些朋克摇滚歌手染的发色,而不是能喝的饮料颜色。 那天的那罐可乐显示了当时中国整个外汇和货币改革挑战的困境,而这种困境将在之后的四十年内结束。 当我离开友谊商店时,我看到有许多中国人站在商店外,穿着白色薄衬衫。他们太瘦了,我甚至能看到他们衬衫里的贴身背心。他们穿着绿色或蓝色的裤子,这取决于他们来自军队还是工厂。商店外的每一个人都想知道怎么进去,他们也想拥有外汇兑换券,购买只能在友谊商店买到的进口商品。这些商品主要供给外交使团,因为大多数的**都在附近。 美元或其他外币和人民币之间的兑换突然出现了黑市交易。外币与外汇兑换券之间也存在黑市交易,因为外汇兑换券的价值并不能代表人民币在实际市场上的价值。另外,外汇兑换券作为“访问通行证”,允许持有者进入友谊商店购买外国商品。因此,外汇兑换券具有比货币本身更高的价值。而由于关税等不同的限制因素,进口商品的价格过高,这也成为黑市交易大行其道的动力。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整体处于缺少物资的匮乏经济状态。城市的人们一般只能拥有通过政府分配销售的物资。 1981年的这段经历使我至少了解了中国当时面临的两难困境。中国正在改变束缚生产力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全球化经济,摸清如何在不造成社会和政治动荡或金融经济巨大波动的情况下,逐步实现这一目标。 要了解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走向,必须以全面的角度看待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摆脱这种困境的努力。中国以更宽广的整体稳定视角,要求有效和可持续地改革开放,并能对全球经济产生*终的影响。 接下来的部分概述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些转变的过程背后政策决策的每一步。正是这些步骤使中国决定了当前货币改革的顺序和达到了新金融秩序发展的门槛。它们将使中国成为与全球发展中**并肩作战的关键一员。 **章 消除匮乏经济中的债务 管理匮乏经济 在过去的匮乏经济中,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是因为已建立的贸易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商品和现金流。自1980年起,外汇兑换券作为局部可兑换货币发行,主要供外国人使用。在20世纪80年代,它成为限制配给消费品(尤其是进口消费品)的工具,也成为一种阻止中国外汇储备流失的手段。 中国对原材料和技术进口的需求,加上国内消费者对国外产品需求的增长,使外汇兑换券*终成为对国外产品需求和监管机制的一部分,直到1995年停止使用。 中国已将其货币推向可自由兑换的门槛,说明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举措的成功,这些举措涉及政策的实验和重新评估。可自由兑换的人民币的出现将明确标志着中国进入世界经济和贸易大国的行列。 管理外汇储备稀缺 人民币过去的不可兑换性必须结合考虑政府对国内资源的宏观调控以及对**外汇储备枯竭、人民币未来贬值、外债管理的担忧。因此,允许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的政策是基于多方考量后制定的,包括中国的经济改革、与成功的出口扩张政策相关的贸易顺差,以及向外界开放市场的决心。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可能认为这个问题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得到了部分解决。香港回归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个拥有了国际贸易可兑换货币(港元)的社会主义**。 新货币的诞生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PBOC)成立,人民币作为中国的法定货币发行。在1949年后,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规定人民币兑换外币的汇率,以促进对外贸易和投资。 然而,在中国的不同地方,物价水平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会设定各自的汇率,而仅是借鉴当时刚刚起步的**货币政策。 1950年7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被授权统一发布**汇率,这是中国建立统一货币体系的**次真正尝试。很快,国有外贸公司开始成立,对外贸易开始通过这些实体开展。 根据当时的苏联式指令性计划经济学,汇率是根据三个互不相关的因素的加权平均值来确定的:大宗出口商品的交易成本、私营贸易商的利润率和四口之家的日常必需品指数。这样做的结果是,只要有必要,汇率就会进行调整,它也会经常出现大幅波动。 用不可自由兑换货币开展的对外贸易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中国的外贸活动大都是由**规划的。外贸公司以国内价格从工厂购买产品,并在出口时上调价格。这些外贸活动获得的外汇会存入中国银行,而对国内产品的购买用人民币进行支付。 中国当时的外汇政策是维持稳定的单一固定汇率制,当1973年主要西方**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允许汇率浮动以应对国际货币市场的供需波动时,中国没有贸然采用相应制度来应对外币官方汇率的调整。 一方面,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为了促进对外贸易,人民币的走势必须与国际货币的波动相符。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关系,其经济环境仍然较为保守。因此,如果中国屈服于外部压力,它需要仔细考虑如何避免汇率浮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