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世事沧桑知天命, 神离红尘耳目清。 香茗一杯思绪远, 任尔东南西北凡。 ——李醒民《五十感怀》 这首题记诗是我在岁逾“知天命”数月后写下的,它凝聚了我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和人生体悟,也能比较准确地映现出我此刻的心理情势和思想情趣。它与我今年6月26日为自己的一本关于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的著作所写的下述片言一拍即合,无声地奏出了我的情愫和心曲: 哲学不是敲门砖和摇钱树,因此我鄙弃政治化的官样文章和商品化的文字包装。 远离喧嚣的尘世,躲开浮躁的人海,拒绝时尚的诱惑,保持心灵的高度宁静和**自 由,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按自己的思维逻辑和突发灵感在观念世界里 徜徉——这才是自由思想者的诗意的栖居和孤独的美。 不用说,这样的内心独白(读者不难看出,这显然受到爱因斯坦的思想和品格的强烈影响)绝不意味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怎样经磨历劫,其骨子里生来似乎就注入了古代士人(仁人)修齐治平的心理情结和先忧后乐的优良传统——“位卑未敢忘忧国”。因此,在他们的人生中,“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尤其是在世纪之交这样的历史转折和社会转型时期,作为一个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正直学人,又怎能将**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世俗化、民族现代化置诸脑后,不闻不问?因此,我多年来出于良知和兴趣,一直在做我应该做的事和我喜欢做的事,为中国的学术建设和思想启蒙略尽微薄之力。尽管自觉才疏学浅、势单力薄,外加命途多舛、时势易变,未能尽如人愿,但是可以告慰自己良心的是:我著书未为稻粱谋,立言没敢随风走。也许是对我的拳拳文心和孜孜潜心的酬答或补报,我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甚至在国际学术界也得到了一些承认,这多少使我稍觉宽慰。 *近一事使我感到十分突然和吃惊。10月31日晚,应沈昌文先生之邀赴东单小聚。席间,庞朴和孙长江先生告知在座诸位,傅伟勋(1933—1996)教授不幸于日前去世。闻此我顿时为之愕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与傅教授的*后一次交往。那是去年10月中旬,我在寄出《迪昂》书稿的同时,也给美国费城发了一封信,谈及拟写批判学派*后两个人物皮尔逊和奥斯特瓦尔德的意愿。傅教授在11月4日的回信中说:“醒民兄:10月11日来函敬悉。完成之后,请先撰写尸前书撰成之时,告诉我一下。我已决定退休,转到台北做事。从今以后一切联络请用上面南加州的自家**地址为盼,因我不再返回东海岸。”今年8月31日,我赴“第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参观,在台北正中书局的展台有幸看到傅伟勋和韦政通教授的学术自传。尽管由于时间紧迫,只能稍稍浏览一下,但是傅教授书中的《我与淋巴腺癌搏斗的生死体验》一章却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我因初次闻知此事而震惊,也为他的达观胸怀和顽强精神而感佩不已。当时,我很想立即给他写封信,表示慰问之意和心仪之情,但考虑到他是个诸事繁多的大忙人,真不忍心打扰他,于是便按下心中的欲望,想遵照他的嘱咐在《爱因斯坦》完稿后再写信。谁知他竟这么早地离开了人间,怎能不使我扼腕叹息。先生如今已乘鹤西去,但先生的生命的学问将长留天地,先生的学问的生命将永葆青春——“长江一曲年年水,应为先生万古青”。我辈后学唯有视学术如生命,用生命来做学问,才能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手抚先生的新著,不禁感慨系之,诚不能自已了! 在书展看到韦政通教授的大作时,也想回家写封信谈谈感想,何况林正弘教授7月中旬由台北赴北京、太原参加学术会议时,还向我转达了韦教授称赞我已出版的几部著作文笔优美。出于同样的缘由,我也未写信去打扰他。说起来,形成那样的文笔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记得上小学时,我把语文课从头至尾都能背诵,特别是高小的课本美文不少,有些至今还没有忘却。在高中时,我用了一两年的课外时间,攻读唐诗宋词和《古文观止》,许多篇章都能朗朗上口地背出来,古文的基础就是在那个时候打的。大学两三年,数理课程很重,基本无暇顾及所好。“文革”十年内乱,不让读书,不敢读书,无心读书,也无书可读。1978年考取研究生,有时间和条件读书了,但是补外语、挣学分、做论文,一环套一环,还是没有时间读文学书。此后的十五年,翻译、研究、写作任务一大堆,也挤不出多少时间博览群书。近两三年,我才下了决心,晚上不干正经事,杂七杂八地看一些书籍报刊。我真想封笔两年,一心读书,把书架上买来的书读它一两百本。不过,有一个好习惯我终始保留着,就是几本工具书总是摆在案头,碰到问题随时查阅。在这里,我想寄语海峡两岸的青少年朋友,要提高你的文字修养和写作水平,唯有多读、多记、多背、多查,此外别无什么灵丹妙药,而且*好从中小学就注意做起。 我是按部就班研究和写作的,既没有夜猫子的癖好,也没有打鸣鸡的习性。有人说,白天工作干扰太多,只有深更半夜才是写作的黄金时间。对此,我不以为然:在外边少拉些关系,在内心保持恬静的灵境,何扰之有?我虽说一年到头从未有过什么节假日,但每天上下午也只是干六七个小时正经事。因此,时间未荒废,节奏并不快,这样也无形中少了许多心理压力。过去写一本书时如重压在身,写完后如释重负,现在这样的感觉淡化多了,因为我已把写作视为一种生活形式,就像平常过日子和过平常日子一样。有这样的平常心,什么事情都不很难办。 考虑到有关爱因斯坦的中文资料不少,我自己过去又做过诸多研究,写了一批论著,原想夏初就能完稿。后来,由 于搜集到较多的外文资料,一直拖到暮春(5月14日)才迟迟动笔。面对如此之多的新材料,我决定抛开原有的研究成果和写作构架,另起炉灶,从而延缓了撰写的进度。就这样,除去中间开学术会议和看《迪昂》校样的不到一个月时间,净费时将近五个月,直至“草槭槭以疏叶,木萧萧以零残”之时才搁笔。 半路出家修行,十五年的学术研究甘苦,也使我悟出了一些做学问基本路数:一是要尽可能多地掌握足够的资料(**手资料是立论的坚实基础,第二手资料是熟悉语境和借鉴他人的重要源泉)。二是要开动脑筋,独立而周密地分析思考,提出不同于前人的看法和见解。三是要细致而缜密地厘清和梳理自己的思想,熟悉所积累的材料,拟定写作纲目,把材料和观点糅合起来,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四是要有一点灵性和才气,下笔如有神,使叙述和议论生动鲜活。学术研究像爬山一样,不下大力气和苦功夫是很难攀上峰巅的;学术研究也像登顶一样,只有站得高,才能一览无余,尽收美景于眼底。我在1968年9月19日写的《水调歌头•忆华山》,也许能传迖我的上述体验和心境,现不妨照录如下——“嘤其鸣矣,以求友声”: 光阴荏苒去, 犹记太华山。 雄姿威震三省, 俯瞰古潼关。 万初奇峰竞险, 胜似镆铘利剑, 欲刺九重天。 壮哉不老松, 腾空萦云烟。 千尺幢, 百尺峡, 庸夫叹。 更有鹞子翻身, 猨猱尚心寒。 御风登临绝顶, 遥见众山小小, 黄水若带然。 心畜凌云志, 无高不可攀。 李醒民 1996年11月8日煞笔于北京中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