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去世已经五十年了,然而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依然活在法国人的心中。他是否活在中国人的心中,我不敢说,但是,我们中国人有必要全面地了解、全面地认识他的作品及他这个人。这里所谓“活”,是说普通的法国人一直喜欢加缪这个人,阅读他的作品,而在法国知识界,加缪却一直受到质疑,甚至嘲讽和攻击,他被轻蔑地称为“正义者加缪”。直到1978年,有人(让·达尼埃尔)指出,在法国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向加缪回归”的现象,加缪的命运才发生了根本的转折。法国亚眠大学教授雅克琳·列维—瓦朗齐在1999年10月号的《欧罗巴》杂志上说:“他的年轻读者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敏锐地感觉到一种没有谎言、没有幻觉的人道主义,感觉到他苛求的良心和他对的教条及狂热理论的拒绝;他们感谢他不顾一切地坚持幸福的追求,不顾一切地为人的某种纯洁、为一个友爱的世界辩护;由此感谢他帮助他们生活下去。”这番话对于经历过20世纪的人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流行存在主义,这是一种“实质上不能加��系统说明”(约瑟夫·祁雅理: 《20世纪法国思潮》)的哲学,它之所以流行,不过是因为萨特的几句话,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话语,例如“存在先于本质”“我们注定是自由的”“他人是地狱”“人之初是虚无”“自由选择”“人生是荒诞的”等等。所以,要谈加缪,首要的问题是确定加缪是不是存在主义者,他若不是,他是哪一种哲学的信奉者。
加缪说过:“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萨特和我总是惊奇地看到我们的名字被连在一起。我们甚至想有朝一日发个小小的启事,具名者声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但并不担保相互间没有受到影响。这是笑谈。我们各自写的书,无一例外,都是在我们认识之前出版的。当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是确认分歧。萨特是存在主义者,而我出版的的随笔《西绪福斯神话》,却是反对所谓存在主义哲学的。”此话是加缪在1945年11月15日说的。众所周知,正是从1945年开始,存在主义风靡法国,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这种思潮在知识分子中间蔚为时尚。
长期以来,尽管加缪自己多次否认,萨特也未曾首肯,他仍然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直到1951年,他发表了《反抗的人》(L’Homme révolté),与萨特展开了一场为时一年之久的论战,后与之决裂,这才使法国的一些批评家如梦初醒,看出了他们之间由来已久的分歧,加缪的哲学于是被承认为“荒诞哲学”(关于荒诞的哲学),一顶存在主义者的帽子也被摘去了。但是,在英、美以及其他许多**中,甚至在法国,加缪继续被一些人视为存在主义者,或被视为存在主义的右翼代表人物,例如,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就说:“加缪代表着成为存在主义的哲学运动,他通过否认一切个人的意义,只在其中见出了荒诞,来概括人在宇宙中处境的特征。”
阿尔贝·加缪被认为是存在主义作家,主要的根据是他的两部作品:中篇小说《局外人》(L’?tranger, 1942)和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 1942)。关于这部中篇小说(初作者称《局外人》为“故事”,译成中文仅五万字,在法国却被认为是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法国人不以长短论小说),加缪曾经说过,他在其中要表现的是“面对荒诞的赤裸裸的人”,而哲学随笔的副题则是《论荒诞》。早在1938年,萨特发表了《恶心》(La Nausée),把恶心当作认识到世界荒诞性的一种觉醒的表现。《恶心》在前,《局外人》在后,都是轰动一时的作品,人们很自然地把它们连在一起,拈出了“荒诞”二字作为它们共同的主题,加缪也就被归入萨特的存在主义一派中去了。实际上,荒诞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的人很多,而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却是不尽相同的。远的不说,马尔罗、萨特、加缪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却未见有人把马尔罗和萨特连在一起,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说到联系,加缪距离马尔罗恐怕比距离萨特还要近一些。确认加缪与萨特从同一点出发伊始即分道扬镳,这一点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正是由于没有看到这一点,有的批评家才把后来出版的《鼠疫》(La Peste, 1947)看作是对《局外人》的否定,作为加缪思想出现转折的证明,而实际上,这两部小说是一脉相承的,是加缪思想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并没有超出他关于荒诞的理论的范围。同样的道理,加缪后来发表的《反抗的人》,也并不是对《鼠疫》的反动,不是什么真实面目的“大暴露”,而是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这三部对加缪的创作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作品,它们之间只有阶段的不同,并没有方向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