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畏友 巴 金 我说过,我在从文家做客的时候,他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读者见面了。单是为这个副刊他就要做三方面工作:写稿、组稿、看稿。我也想得到他的忙碌,但从未听见他诉苦。我为《文艺》写过一篇散文,发刊后我拿回原稿。这手稿我后来捐赠北京图书馆了。我的钢笔字很差,墨水浅淡,只能说是勉强可读,从文却用毛笔填写得清清楚楚。我真想谢谢,可是我知道他从来就是这样工作,他为多少年轻人看稿、改稿,并设法介绍出去。他还花钱刊印一个青年诗人的本诗集并为它作序。不是听说,我亲眼见到那本诗集。 从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喜欢表现自己。可是我和他接触较多,就看出他身上有不少发光的东西。不仅有很高的才华,他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工作多,事业发展,自己并不曾得到什么报酬,反而引起不少的吱吱喳喳。那些吱吱喳喳加上多少年的小道消息,发展为今天所谓的争议,这争议曾经一度把他赶出文坛,不让他给写进文学史。但他还是默默地做他的工作(分派给他的新的工作)。在困难的条件下,一样地做出出色的成绩。我接到从香港寄来的那本关于中国服装史的大书,一方面为老友新的成就感到兴奋,一方面又痛惜自己浪费掉的几十年的光阴。我想起来了,就是在他那个新家的客厅里,他对我不止讲过一次这样的话:“不要浪费时间。”后来他在上海对我,对靳以,对萧乾也讲过类似的话。我当时并不同意,不过我相信他是出于好心。 我在达子营沈家究竟住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现在讲不清楚了。这说明我的病(帕金森氏综合征)在发展,不少的事逐渐走向遗忘。所以有必要记下不曾忘记的那些事情。不久靳以为文学季刊社在三座门大街14号租了房子,要我同他一起搬过去,我便离开了从文家。在靳以那里一直住到第二年7月。 北京图书馆和北海公园都在附近,我们经常去这两处。从文非常忙,但在同一座城里,我们常有机会见面,从文还定期为《文艺副刊》宴请作者,我经常出席。他仍然劝我不要浪费时间,我发表的文章他似乎全读过,有时也坦率地提些意见,我知道他对我很关心,对他们夫妇,我只有好感,我常常开玩笑地说我是他们家的“食客”,今天回想起来,我还感到温暖。1934年《文学季刊》创刊,兆和为创刊号写稿,她的篇小说《湖畔》受到读者欢迎。她的短篇集后来就收在我主编的《文学丛刊》里。 我提到坦率,提到真诚,因为我们不把话藏在心里,我们之间自然会出现分歧,我们对不少的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要承认我们有过辩论,却不曾有争论,我们辩是非,并不争胜负。 在从文和萧乾的书信集《废邮存底》中还保存着一封他给我的长信《给某作家》(1937年)。我1935年在日本横滨编写的《点滴》里也有一篇散文《沉落》是写给他的。从这两封信就可以看出我们间的分歧在什么地方。 1934年我从北平回上海,小住一个时期,动身去日本前为《文学》杂志写了一个短篇《沉落》。小说发表时我已到了横滨。从文读了《沉落》非常生气,写信来质问我:“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我也动了感情,马上写了回答。我承认“我写文章没有一次不是为着泄气”。 他为什么这样生气?因为我批评了周作人一类的知识分子。周作人当时是《文艺副刊》的一位主要撰稿人。从文常常用尊敬的口气谈起他。其实我也崇拜过这个人,我至今还喜欢读他的一部分文章,从前他思想开明,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有过大的贡献。可是当时我批判的、我担心的并不是他的著作,而是他的生活、他的行为。从文认为我不理解周,我看倒是从文不理解他。可能我们两人对周都不理解,但事实是:他终于做了为侵略者服务的汉奸。 回国以后,我还和从文通过几封长信继续我们这次的辩论,因为我又发表过文章,针对另外一些熟人,譬如对朱光潜的批评,后来我也承认自己有偏见、有错误。从文着急起来,他劝我不要“那么爱理会小处”“莫把感情火气过分糟蹋在这上面”。他责备我:“什么米大的小事如×××之类的闲言小语也使你动火,把小东小西也当成了敌人。”还说:“我觉得你感情的浪费真极可惜。” 我记不起我怎样回答他,因为我那封留底的长信在“文革”中丢失了,造反派抄走了它,就没有退回来。但我记得我想向他说明我还有理性,不会变成狂吠的疯狗。我写信,时而非常激动,时而停笔发笑,我想他有可能担心我会发精神病。我不曾告诉他,他的话对我是连声的警钟,我知道我需要克制,我也懂得他所说的“在一堆沉默日子里讨生活”的重要。我称他为“敬爱的畏友”,我衷心地感谢他。当然我并不放弃我的主张,我也想通过辩论说服他。 我回国那年年底又去北平,靳以回天津照料母亲的病,我到三座门大街结束《文学季刊》的事情,给房子退租。我去了达子营从文家,见到从文伉俪,非常亲热。他说:“这一年你过得不错嘛。”他不再主编《文艺副刊》,把它交给了萧乾,他自己只编辑《大公报》的《星期文艺》,每周出一个整版。他向我组稿,我一口答应,就在14号的北屋里,每晚写到深夜,外面是严寒和静寂。北平显得十分陌生,大片乌云笼罩在城市的上空,许多熟人都去了南方。我的笔拉不回两年前同朋友们欢聚的日子,屋子里只有一炉火,我心里也在燃烧,我写,我要在暗夜里叫号。我重复着小说中人物的话:“我不怕……因为我有信仰。” 文章发表的那天下午我动身回上海,从文、兆和到前门车站送行。“你还再来吗?”从文微微笑,紧紧握着我的手。我张开口吐出一个“我”字,声音就哑了,我多么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我心里想:“有你们在,我一定会再来。” 我不曾失信,不过我再来时已是14年之后,在一个火热的夏天,城市充满阳光,北平解放了。 观众的奇思妙想 齐如山 在纽约演戏的晚,观客就没有不满意的。出梅(兰芳)君演《汾河湾》,进窑的一段演完后,观客大鼓掌,“叫帘”(Curtain Call)到五次。第二出《青石山》,是朱桂芳与刘连荣合演,朱桂芳耍大刀下场,极受欢迎,“叫帘”也有三次。第三出梅君舞剑一段,“叫帘”五次。末一出《刺虎》,这出更受欢迎,“叫帘”竟到了十五次,这实是剧场不多见的事情。演完以后,各界纷纷地送花篮、花把庆贺,花篮共有五十多个,花把有二十多个,梅君都抱不开了,赠花的还陆续地递给他,他又不能不接,于是拿着这一个,掉了那一个,引得台下乐个不得了。 又一位老太太看了《打渔杀家》,说:“中国的姑娘真好!无论自己多么不愿意,也要委曲求全,使她的父亲高兴。我们美国的姑娘,就永远不会将就人!”这大概是有所感的话。 又一位老太太,看了《刺虎》说:“费贞娥替她的皇帝报仇,思想真是高超,令人佩服。看她当着一只虎的面就笑,一背脸就恨,以那么年轻可爱的小姑娘竟有这样大的心事,又悲伤她的皇帝,又要敷衍她恨的仇人,她那心里不晓得多难受呢!梅君也真能做得到家!” 有一位老太太对梅君说:“你生得这样好看,薛仁贵一定非常爱你,他赔礼的时候,就是你再多一会儿不理他,他一定还得想法子来央告你,你往后好不要轻轻儿地就回心转意地就答应了他——非难难他不可。” 又一位老太太对梅君说:“我看了好几回戏,总没有看见你的手,直到今天看了《打渔杀家》,才得看见。你这两只手生得可是非常美观,不宽不狭,不长不短,不肥不瘦,指尖不秃不尖,皮肤又白又嫩,真是好看极了!我简直没见过这样美的手!可是你为什么把这么好看的手,永远用袖子遮起来呢?我盼望你以后演戏务必穿短袖,好使你那美丽的手,永远露在外面,让人可以看见。” 又一位老太太看了《醉酒》,来对梅君说:“皇帝约会下在一处饮酒,等人家把地方也打扫干净了,酒食也预备好了,他可一去不回来,杨贵妃怎么能够不难过,不闷得慌呢?心里难受发闷,就要借酒消愁,可是也就容易醉,这是一定的道理,我也替你怪有气的。不过我想若是你,派人去请皇帝,他一定会来的,既然他平常那么爱你,你为什么不派人去请他呢?” 又一位老太太,看了《打渔杀家》,也到后台来说:“可惜这么一位很可爱、很孝顺的小姑娘,闹了这么个大乱子,就逃跑了,她以后跑到哪里去了呢?我很想知道知道!”我们告诉她说:“她以后跑到一个城市,恰巧就遇见她的未婚夫,这也是一位又勇敢又俊秀的少年英雄。以后二人就结婚了,并且二人非常相爱,很幸福地一同生活着!”这位老太太听了非常高兴,说:“这样的老太师实在应该杀,可是这样可爱的小姑娘,却不应该受罪,老天这报应,怎么就这样对付呢?” 类似这种有趣的议论非常得多,可惜隔的日子太久,都不大记得了。这种评论乍看虽似颇幼稚,与戏剧的组织没什么关系,但因此足见他们的确把戏里情节和现实打成一片了,就是不通言语的人们,也深深地了解,深深地感动了。这正是戏剧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总计在纽约演了五个星期的戏,天天来看戏的人固然不见得有,但是看过五六次、十几次的的确很多,所以观客对于戏中情节和做工明了的人,也**比**多。在初演的时候,虽然有极详细的说明,但是演到可乐的地方观客们未必就乐,等到演了一个星期以后,凡是剧中有滑稽可笑的地方,观客也必定大笑,由此足见已经比起初明了得多了。 在纽约演戏的末一晚,刚演完要闭幕时,台下有人提议说:“梅君在纽约已经演完,不再续演,我们没有机会再看这样好戏了,可否让我们与梅君握握手,表示表示谢意?并祝梅君成功?”梅君立刻答应了。于是在台上摆了两张桌子,梅君站在桌子里面,大家上台站在桌子外面,和梅君握手,由右边上来,左边下去。一直握了几十分钟的工夫,还是好些人在那里拥挤着等,总也完不了,我们很纳闷:何以还有这些人?后来一详细察看,才知道有许多人下去以后,又转上来再拉手,不禁失笑。 自在纽约演戏头**起,所有来看戏的人差不多都穿礼服,情形很庄重。到了旧金山,在中国戏园演戏的头一晚,上座极满。可是中国人比较多,所以台下人声颇嘈杂,吸烟的有,嗑瓜子的有,小孩子哭的也有,颇有些像在中国戏园子里似的。后来经华侨邝秉舜君上台演说,梅君的戏是怎样高尚,这次来到美国是怎样的郑重,于国际上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看戏的人也应该自以人格自重等等的话。以后台下居然把烟卷、瓜子等都取消了,观客也非常安静。这固然是观客自爱,但也可见大家对梅君的重视。 观客对梅君的各出戏都很欢迎,评论好的是《刺虎》《打渔杀家》《汾河湾》《醉酒》。可是看完拍掌热烈的,却是各种舞,尤其欢迎剑舞,朱桂芳舞刀也很受欢迎。在纽约和芝加哥没有演《别姬》《散花》,到了旧金山因为有许多人要求,才开始演这两出,观客也非常地欢迎。《别姬》一戏,叫座的力量比哪出都大,在罗森的末一个戏就是用《别姬》作大轴子。华侨们却特别欢迎《廉锦枫》。 美国的习惯是每逢星期三、星期六总演白天戏,观客大半都是女子。按平常的情形不大容易满座,可是这次梅君演白天戏,没有不满座的,所以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种极特别的情形。 在美国一共演了七十二天戏,大致有五十几天满座,其余至少也有七八成,所以票价由五元涨到了十二元,由此可见观客的拥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