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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着一周的粗粮馍馍,我从乡下跑到几十里远的城里去念书,一日三餐,都是开水泡馍,不见油星儿,顶**的时候是买一点杂拌咸菜;穿衣自然更无从讲究了,从夏到冬,单棉衣裤以及鞋袜,全部出自母亲的双手,唯有冬来防寒的一顶单帽,是出自现代化纺织机械的棉布制品。在乡村读小学的时候,似乎于此并没有什么不大良好的感觉;现在面对穿着艳丽、别致的城市学生,我无法不“顾影自卑”。说实话,由此引起的心理压抑,甚至比难以下咽的粗粮以及单薄的棉衣遮御不住的寒冷更使我难以忍受。
在这种处处使人感到困窘的生活里,我却喜欢文学了;而喜欢文学,在一般同学的眼睛里,往往是被看作极浪漫的人的极富浪漫色彩的事。
新来了一位语文老师,姓车,刚刚从师范学院毕业。次作文课,他让学生们自拟题目,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是我以前所未遇过的新鲜事。我喜��文学,却讨厌作文。诸如《我的家庭》《寒假(或暑假)里有意义的一件事》这些题目,从小学作到中学,我是越作越烦了,越作越找不出“有意义的事”了。新来的车老师让我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有兴趣了,来劲了,就把过去写在小本上的两首诗翻出来,修改一番,抄到作文本上。我次感到了作文的兴趣,而不再是活受罪。
我萌生了企盼,企盼尽快发回作文本来,我自以为那两首诗是杰出的,会震一下的。我的作文从来没有受过老师的表彰,更没有被当作范文在全班宣读的机会。我企盼有这样的一次机会,而且正朝我走来了。
车老师抱着厚厚一摞作文本走上讲台,我的心无端地慌跳起来。然而四十五分钟过去,要宣读的范文都宣读过了,甚至连某个同学作文里一两句生动的句子也被摘引出来表扬了,那些令人发笑的错句病句以及因为一个错别字而致使语句含义全变的笑料也被点出来,终究没有提及我的那两首诗,我的心里寂寒起来。离下课只剩下几分钟时,作文本发到我的手中。我迫不及待地翻看了车老师用红墨水写下的评语,倒有不少好话,而末尾却悬下一句:“以后要自己独立写作。”
我愈想愈觉得不是味儿,愈觉不是味儿愈不能忍受。况且,车老师没有给我的作文打分!我觉得受了屈辱。我拒绝了同桌以及其他同学伸手要交换作文的要求。好容易挨到下课,我拿着作文本赶到车老师的房子门口,喊了一声:
“报告——”
获准进屋后,我看见车老师正在木架上的脸盆里洗手。
他偏过头问:“什么事?”
我扬起作文本:“我想问问,你给我的评语是什么意思?”
车老师扔下毛巾,坐在椅子上,点燃一支烟,说:“那意思很明白。”
我把作文本摊开在桌子上,指着评语末尾的那句话:“这‘要自己独立写作’我不明白,请你解释一下。”
“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要自己独立写作。”
“那……这诗不是我写的?是抄别人的?”
“我没有这样说。”
“可你的评语这样子写了!”
他冷峻地瞅着我。冷峻的眼里有自以为是的得意,也有对我的轻蔑的嘲弄,更混含着被冒犯了的愠怒。他喷出一口烟,终于下定决心说:“也可以这么看。”
我急了:“凭什么说我抄别人的?”
他冷静地说:“不需要凭证。”
我气得说不出话……
他悠悠地抽着烟:“我不要凭证就可以这样说。你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歌……”
于是,我突然想到我的粗布衣裤的丑笨,想到我和那些上不起伙的乡村学生围蹲在开水龙头旁时的窝囊,就凭这些瞧不起我吗?就凭这些判断我不能写出两首诗来吗?我失控了,一把从作文本上撕下那两首诗,再撕下他用红色墨水写下的评语。在要朝他摔出去的一刹那,我看见一双震怒得可怕的眼睛。我的心猛烈一颤,就把那些字纸用双手一揉,塞到衣袋里去了,然后一转身,不辞而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