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先生乃一代大家，其学根基深厚，其识远见**，其文深入浅出，其人生波澜跌宕，其作品丰赡广博。我们邀请三位近年备受瞩目的青年作家、学者以主题立意，精选其相关散文、随笔，编就三册并撰写长文，以便于读者依循路径，领略各自奥妙。《续断编——金克木述生平》由张定浩编选，分小学生、少年时、十年灯、善知识四辑，并收录其自我访问一篇，可谓八十八年人生，一册写照传神。

越过艰险道路而结成的和平友谊 布和竹杖的故事 在公元前一百多年，我国汉朝时候，有个**旅行家叫张骞。他做了当时皇帝汉武帝的使者，到中亚细亚一带去。路上走了十几年，后到了当时叫做“大夏”的地方（现在阿富汗的境内）。他回国以后作了一个报告，提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说，他在“大夏”看到了四川的布和用竹子做的手杖，很觉奇怪，就打听这些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当地人告诉他，这是从南方一个大国来的。那个大国名叫“身毒”（古代念做“捐毒”）。张骞认为四川的货物既然能运到南方的大国去，这个**必定是在中国的西南方，而且中国西南部一定有一条道路通到那儿。布和竹杖能从四川到“身毒”，又从“身毒”运到“大夏”，一定是有商人经过那条路。照这样看来，从中国到西方的外国去，除了他自己走的“西域”（其中包括现在的新疆）一条路以外，还有西南一条道路。因此他建议派人试探走这条新路到“身毒”去，然后从那儿到“大夏”。汉武帝听了张骞的话，就派人到西南去。历史上记载说，这一次使者由四川分四路出发，到了云南，没有打通这条到“大夏”去的道路。不过这是指政府所派的人当时没有走通，运输布、竹杖和其他商品的人民是��在继续走那条道路的。 这个大国“身毒”就是印度。张骞的报告和后来汉朝使者到印度的事是中印关系的古的可靠的历史记载。这段故事记在我国伟大的历史书《史记》里。 印度有一部很大的古书叫做《摩诃婆罗多》，是一部很长的史诗。里面提到“支那”的马，“支那”的兵，等等。还有一部很长的史诗叫《罗摩衍那》，其中也提到“支那”。又有一部讲法律、政治、风俗习惯的书叫《摩奴法典》，那里面列举外国人时也说到“支那人”。佛经里列举六十四种书时也提到“支那国书”。“支那”就是印度人称中国的名字。不过这些书的年代不能确定。书虽然是公元以前的，可是书里有很多后来加入的成分。我们无法断定这些提到中国的诗句，是公元前还是公元后写进去的。因此，我们只能说，我国《史记》里记的张骞的话是中国和印度来往的早的记录。 当然，中国早接触到的“身毒”可能只是印度的北部，而印度古书所说的“支那”也可能只指喜马拉雅山以北的地区，只指中国的西南部分。印度上古时期的文化**在它的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印度河的名字本来是“信度”（也记作“新头”“辛头”“新陶”），在印度以外的人就用这个名字称呼印度。“身毒”这个名字也是“信度”的译音。至于叫中国做“支那”，一般人推测这是我国秦朝的“秦”的译音（西方人多半也这样叫中国）。中国和印度人民开始来往可以上溯到秦汉时代（公元前一二百年），算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了。 物质文化的交流 在上古时期，**和**或部族和部族的来往都是从战争和交换物品开始的。中国人民跟印度人民一开始就是由彼此交换物品成为朋友，却没有发生战争。这是很可珍贵的友谊。可是两国之间，在来往的初期，除了前面说过的四川布和竹杖以外，还交换过什么东西呢？这一方面的历史记载很缺。 中国有很多东西是从“西域”（新疆和中亚细亚）传到内地的。这里面包括了印度的出产。但是史书上往往不加分别。 从印度古代的物品名称可以看出有些东西是从中国去的。 丝绸是我国特产，很早就发明出来了。印度也产丝绸，但古代往往叫丝织品做“中国布”“中国衣”。旗子也叫“支那”，大概因为是绸子做的。丝的生产是从中国传到印度去的，这一点已经有学者考证了；不过，什么时候，从什么道路，怎样传去的，这些问题，因为史料缺乏，还没有确定。 钢，在古印度语言中也叫做“中国出产”，很可能炼钢术也是从中国传到印度去的。 有一种樟脑在古印度叫做“中国樟脑”，可见与我国有关系。 铅，古印度也叫做“支那”，就是中国。还有个名字叫“中国板子”，又叫“中国铅”。 印度古文中把一种线，一种布，叫“支那”。 一种谷物，我国的黍或稷，在印度古文中也叫“支那”。 梨树在印度有个名字叫“中国王子”。据说中国在公元一世纪时曾送过桃树和梨树到印度去。 “支那”在古印度也是一种鹿或羚羊的名字。 瓷器是我国的**出产，印度北方话把瓷器叫做“中国泥土”。 纸是我国的重要发明。有人考证我国的纸曾经传入印度。但是印度古代不用纸，书是刻在树叶子上面的，所以不能肯定从前印度人民利用过中国纸并且学会了造纸术。 砂糖，照中国《新唐书》记载说，制造方法是从印度学来的；可是现在印度人把白糖叫做“中国的”。是不是这里面有“交流”的痕迹呢？ 还有花生在现在印度北部有个通俗名字叫“中国的杏仁”。这个名字又是怎样来的呢？ 从上面所列举的看来，在印度名字上带着中国字样的东西都使人猜测到是中国传到印度去的。好像我们的“胡椒”等名字上带着“胡”字表示是外来的一样。当然，单靠名字不能证明就是中国出产，也许同音的字的来源不同，有的本来意义不是指中国。可是有些名字的确指出两国之间的关系（例如丝绸）。同时我们可以想到，还有许多东西的交流，既没有记载，也没有在名字上加上出产地名的“商标”。两国之间的物资交流，一经开始就会不断地扩大，生产技术方面的互相学习也会随着发展。可是古代历史家常常忽略了这些平常的人民的来往，不作记录。我们现在所能够提出来考证和推测的不过是其中的极少的几件罢了。 我国的《前汉书》记载了从汉武帝起中国和印度西北部的“罽宾”（现在克什米尔）发生了外交关系。书中并且记下了那儿的出产，有各种草木、五谷、竹、漆、蒲陶、文绣，金、银、铜、锡做的器具，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雀、珠玑、珊瑚、琥珀、璧流离等，还记载有印度南部出产的大珍珠、奇石、犀牛。不过古书所记早从印度到中国来的珍宝、白玉、玛瑙、水晶等，都是当时**所得到的，人民之间一定还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中互通有无的交换。《后汉书》记的印度出产就包括铜、铁、铅、锡、细布、好的毛席、香、蜜、胡椒、姜、黑盐等。 中国和印度的来往是从人民的物质文化交流开始的。 中印交通的道路 崇高雄伟的喜马拉雅山山脉横隔在中国和印度的中间。有一条大河从中国的西藏发源，经印度的东北角流到印度境内，这条大河在我国叫雅鲁藏布江，在印度叫布拉玛布德拉河（意思是“梵子河”）。但是这条河并不能作为通航的路线。 中印两国人民在古代往来要克服高山和大海的障碍。 山和海以外的道路要经过广大的森林和沙漠。 我们的祖先和印度人民的祖先用勤劳和勇敢，决心和毅力，打通了极其困难的自然障碍，结成了两千年不断的坚强的人民友谊。 人民所开辟的道路是怎样的呢？在汉武帝这位皇帝没有找到的道路上人民早已在行走了。这条道路经过一些什么地方呢？ 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来，从中国到印度去只有三个方向的道路可走。 向西走的路线要经过新疆到苏联和阿富汗的边境地区，然后从现在的西巴基斯坦或印度西北角的克什米尔进入印度（这条路线在新疆境内还可分为南北两路）。经过的路程大体上是：从甘肃西部出玉门关和阳关，沿着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唐代叫图伦碛）的南北两面，西行过葱岭，然后转向南到印度。这条路要经过“西域”的许多**，路上不但要克服自然界的困难，还要通过一些政治上的关口。这是一条极长的陆路。 向南走要搭海船去南洋，再由南洋向西到印度洋孟加拉湾，在印度的东南部入境。这要经过长期的海上航行，也要通过一些**。 还有第三个方向，向西南去。这就是汉武帝想打通而没有做到的路。这要从云南经中国和缅甸的边境地区，在印度的东北角入境。这条路线上有极大的原始森林，就在今天也不是一条畅通的道路。古代中印来往究竟经过印度和缅甸之间的什么路，现在还不能考定。此外还可以从西藏进印度。这要越过喜马拉雅山，还要经过尼泊尔（据说大约公元四至五世纪时曾有二十多个中国和尚经这条路到印度，印度一位国王还为他们修庙）。西藏和内地交通是到唐朝才发展起来的。唐朝有个和尚玄照到印度去经过西藏和尼泊尔，他是先走西路然后转入西藏的。那时西藏叫做吐蕃，是个很强大的**。在唐朝和宋朝时代西藏虽然和印度有了较密切的来往，可是西藏和内地的交通还是极困难的。所以这条西南路线只能算做中国西南部地方和印度来往的路线。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地区来说，这不是到印度去的经常道路。 我国古代的人民要从长安（西安）、洛阳或南京、广东等地出发，通常只有往西经“西域”的陆道和往南经南洋的海道，才可以到印度。走这两条路来回所需要的时间不是几个月，而是往往要几年。 《史记》和《汉书》记载的，中国在公元前一世纪时和印度的交通，一方面和印度西北部克什米尔来往，一方面也到了印度东南角的“黄支”（现在叫冈吉瓦兰，属马德拉斯邦），就是走上面说的西路和南路。 印度朋友到我国来也是走同样的道路，经历同样的艰险。 古代交通工具非常简陋，陆上主要靠步行和骑马、乘骆驼，海上只有帆船。要穿过高山，越过沙漠，渡过大海的惊涛骇浪，没有决心、勇气和毅力，没有克服各种困难的智慧，是不能做到的。 如果两国人民间没有深厚的友好感情，没有互相学习、互相沟通有无和彼此帮助的心意，那么他们就不会去冒极大危险走这样的长途了。 古代“西域”各国对于中印友好关系起了极大的作用。他们不但是交通要道上的桥梁，而且有许多东西是他们从印度吸收了以后才转到内地来的。新疆各兄弟民族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是我们应该重视的。西藏人民长期和印度人民来往，吸收了不少印度文化成分。云南、贵州、广西的兄弟民族在我国和印度的接触上也必然出过力量。我们和印度的经济来往、文化交流不是只由汉族进行的，其中也有许多兄弟民族的贡献。 在中亚细亚（苏联和阿富汗），在尼泊尔、巴基斯坦，在缅甸和印度支那半岛各国，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如果当地人民不给中国和印度的旅行家以友好的协助，中印交通也就不会这样悠久和广泛。 我们从中印来往的道路就可以看出中印两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勇敢和彼此之间的友情；看出我国的各民族真正是一个大家庭；看出我国和亚洲许多**之间在历史上久已存在的和睦的邻居关系。 （一九五七年）

前言 张定浩/001 一、小学生（1912～1925） 学说话 003 学读书 007 世纪儿 011 人之初 016 何处是家乡 028 描红 040 七岁成人 045 长嫂为母 050 天雨花 054 家塾 062 小学校长 068 国文教员 071 图画教员 074 大小研究系 077 二、少年时（1925～1936） 塾师 083 井中警钟 086 风雪友情 089 游学生涯 101 大学生 116 少年漂泊者 119 一板三眼 132 家庭大学 146 课堂巡礼 157 岁寒三友 174 数学难题 187 视学 203 一点经历，一点希望 206 送指路人 210 学英文 216 文丐生涯 227 译匠天缘 231 三、十年灯（1936～1946） 1936年春，杭州，新诗 237 遥寄莫愁湖 241 少年徐迟 244 挨炸记 246 坤伶 252 忘了的名人 255 由石刻引起的交谊——纪念向达先生 258 希望者 263 未完成的下海曲 266 梵竺因缘——《梵竺庐集》自序 280 四十三年前…… 285 “汉学”三博士 288 德里一比丘 293 父与子 298 四、善知识（1946～2000） 珞珈山下四人行 307 陈寅恪遗札后记 313 记“说瓜” 319 三笑记 322 废品 325 教师应考 328 保险朋友 332 风义兼师友 353 百年投影：1898～1997 357 末班车 368 告别辞 374 自撰火化铭 379 附录 如是我闻——访金克木教授 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