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作为撰写人物人生故事的作者,对比仅仅作为人生故事的陈述者。创作一个好看的故事,对比讲述真实的故事。 心理**师是这些故事为悉心的聆听者。倾听与分析叙述中的抗拒情绪。其中**的目的在于:释放病人的自由表达能力,以及病人的叙述性想象。 v J.M.库切(以下简称JMC)——什么是一个好故事(一个看似合理,甚至是令人信服的故事)的特性?当我把自己的人生故事说给他人听的时候——更甚而言之,我对自己讲述我的人生故事——我是应该迅速跳过那些风平浪静的时间段,而浓墨重彩地描述发生事端的时间段,使叙事更为有型,并营造一种期待和悬念呢,还是相反,以一种中立、客观的态度,尽可能道出某种臻于法庭标准的真相:真正的事实,整个的事实,毫无保留的事实? 我和我的生活经历是什么关系?对于我的生活经历而言,我是有意识的作者,还是应该仅仅作为一个讲述者的角色,尽可能不干预从自己内心流淌出的言语细流?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处理记忆中保存的大量素材,一辈子的素材,哪些东西我应该删除,或者说必须略去。弗洛伊德的警告却是,那些未经思索而被删除的记忆(例如,无意识的思考),难道不是抵达自我深层意识真相的关键所在?但是,从逻辑上来说,又能怎样确定哪些是我未经思索而删除的记忆呢? ® 阿拉贝拉·库尔茨(以下简称AK)——我想,也许只有精神分析才能抵达深层意识的真相;抑或,更审慎更确切的说法是,分析其叙述中的抗阻因素,以使个人故事得以在任何一个节点上呈现出来——因为这是一种连续过程,具有全方位、连贯性和啮合性特点。一个真实故事所包含的体验,在幼童时期、青少年时期以及成年人等不同年龄段的叙述是不一样的。 弗洛伊德认为,自由联想是心理诊疗室中能够达到无意识经历呈现的方式,不过在我的经验中,它却未如人们所期待的那般奏效。病人被要求尽可能随意言说,不必考虑通常的社会准则以及是否**,但是他通常会发现,自由表达能够达到何种程度,其实是受到限制的——恰恰止步于自己内心的私密之处。这确使我们看到心理防卫机制的个体作用,乃至付诸对抗拒的分析,成为大部分**中的实质性挑战。 关于精神分析,有一种思路是说这一方法旨在对叙述或自我经历的想象的自由释放。如果我们遵循这一思路,那么像你这样的作家就有可能对“在心理诊疗室中叙述”这一形式提供见解与看法。 ® JMC——好吧。那么让我来问一个使我困惑已久的问题。作为一个临床心理**师,是什么促使你希望你的病人去面对他们自身的事实真相,而不是与一个故事合作或勾结——这个故事,我们不妨称之为虚构小说,但是一种自我赋能的虚构小说——这故事难道不会让病人对自己产生良好的感觉,以致认为自己足以在这世界上拥有更好的爱情和工作? 一个更进一步的同类问题是:是否所有的自传,所有的人生叙事(不是虚构小说),至少在这种意义上,都是一种建构(虚构一词fiction,来自拉丁文fingere,意为形成、产生)?这里我不是说自传是自由产生的,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自己的生平故事。我是说,在创作自传时,我们经历的自由就好像在梦境中一样,在梦里,我们植入自己的叙述形式,即便是受到那些我们无法清晰自知的力量的影响,但也都是基于对现实的记忆。 正如我们彼此都知道的,各种自助式**相当清楚地表明,其目的是使被**者对自己感觉良好,如果真相难以应对,那就倾向于无视真相的准则。一般来说,我们不太看得起这样的**。我们会说,他们的治愈,只是看起来治愈而已,**对象迟早会在现实面前碰壁。可是,如果我们依照某种社会共识,不把事实戳穿,而是像某些心理**团体所做的那样,确信彼此的幻想,情况将会怎样?这样就没有在现实面前碰壁这档子事了。 在自由开明、后宗教文化中,我们倾向于把叙述性想象视为我们内心的一种良性能力。但是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根据我们许多人生活中的自我叙述经历:作为一种能力,我们以往常常详尽描述适合自己和自己的圈子的故事,这种故事替我们以往和当下的行为方式做辩护,在这故事中,我们总体无甚大错,而其他人却总的来说是不对的。当这种自我叙述在现实面前公然碰壁时,我们作为观察者,将此归结为**对象受到了迷惑,**对象的想象所产生的自我真相与实际真相发生了矛盾。所以,**者的职责之一,是否应该让病人明白他们不能随意编织自己的人生故事,编造自我会导致现实世界中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