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梁启超魏万磊
罗伯特·J.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曾在他的作品《虽死犹生:广岛的幸存者》中用“幸存者”(survivor)概念来阐发人的政治心理,认为早年经历过与亲友和同志生离死别,自己却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通常会产生这种心理。“幸存者”的生存勇气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亲友和同志的歉疚,二对于“不朽”的追求。后来利夫顿又用这种“牺牲政治学”解释毛泽东晚年“继续革命论”的心理基础,获得很大成功(罗伯特·J.利夫顿《“道”之永生》)。人对死亡的焦虑与对长生的渴望常常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通过对梁启超晚年生活片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也有劫后余生的“幸存者”情结,但不同的是,他不是希望通过不断“革命”达到“道”(真理)之永生,而是将不朽与“立言”、“立德”紧密联系起来。可以说,梁启超晚年有浓厚的“流亡者情结”,因为长期的流浪生活与他变动不居的个人性格都将影响后人对他自己的评价,所以他对于寿终正寝有着深深的依恋之情,并希望后人给予他稳定如一的评价。
梁启超25岁之前比较顺利,此后便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甚至是极度危险的生活,到了50岁时,他已明显表露出了“老有所依”的渴望。1922年11月21日晚上,陈伯严邀请梁启超吃饭,拿出来50年的陈年老酒,梁启超就多喝了几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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