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精选数十年来《文史哲》杂志所刊发的多篇概观或分析当代学术研究中某一学科、领域、问题、流派或范式的文章，作者多为所在学科的代表性学者。这些撰作从多个角度反映出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状况与趋向，合而观之，亦可窥见当代人文研究之整体面貌，对现今及后世研究此段学术史，具有极高的价值。梁启超尝言“史学以记述现代为重”。当代人写当代史，虽然存在种种弊端或局限，然因其对原始资料搜集之便利、与研究对象距离之切近等等，往往能够提供为鲜活也可宝贵的观察和记述。

近年来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追求“原汁原味”的努力和尝试，值得一提的大致有：，关键词的梳理。在对西方哲学的译介和研究中，对关键词的梳理，成为近年来的一个令人注目的迹象。它甚至成为论文的标题，和重要学术杂志开辟的专栏。2001年，中外学者合编的大型工具书《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特点之一是“所有条目都包括一段引自[西方]古典文献或现代文献的例证性文字”③。这些无疑都体现了一种本然地解读并消化西方哲学术语及其负载的特定内涵的诉求。第二，西方哲学英文文本的引进和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批英文版的“西方基本经典”，其中哲学（���伦理学）方面的自古希腊直到当代约有三十五种之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西学影印丛书”，包括哲学及诸分支学科的经典著作（英文版）选读若干部。第三，对西方哲学语境的还原和追溯的努力。例如“Being”问题的讨论，不仅仅是单纯术语语义之辨析，更关乎哲学视野的确立、哲学的契入方式和领悟方式，进而规定着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言说方式，因而是一个带有本然性和始源性的元哲学问题。由于其本根性，它所折射出来的内涵几乎比所有其他问题的内涵都更为深邃而丰富。因为它涉及哲学的双重本真性：一是回溯性的，即能否回到西方哲学的源头；二是异质性的，即中西思想在跨文化理解中的可通约性，包括语言和思想的本真追求是否可能。总之，它涉及古今、中外、思想、语言等多重差异和不同层面，全息性地成为哲学之为哲学的首要问题，体现出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本真地把握西方哲学精神和实质的冲动。这一讨论折射着西方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即通过对基本范畴的词源学追溯，重新将其置入它的原初性语境中，以便再现性地生成其应有之义。
与之相反的动向，是对中国式解读方式的默许和肯认。2002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以译介外国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为宗旨的《哲学译丛》易名为《世界哲学》，其定位和职能亦随之发生了某种嬗变。可以说，这次易名和改刊，是西方哲学研究界的一个有象征意味的变化。“哲学译丛”是单向度的，“世界哲学”则是双向互动的，它所提供的是一个对话式的平台。此举意味着杂志不再囿于翻译作品，而且发表国内学者的原创作品。它显示出更加开放的姿态，且预示着西方哲学研究范式的某种转变，即由单纯移译到阐释的过渡。更深层的含义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哲学研究中角色的转换，即由译介者转变为解读者、对话者，折射着中国学者对学术自主性的期盼，即在创造性地诠释西方哲学中自觉地融入东方视角。在这里，东方立场已不再被看成是消极的、负面的、有待被剔除的规定，而是被看作正当的、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前提。从某种角度说，它体现了中国哲学家的自信和自主意识的提高。但也不得不承认，它也可以被理解为学术挫折感造成的对现实之局限性的无奈的默许和正视。也许后者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中而不太愿意被显化为自觉清算的问题。叶秀山、王树人主编的八卷本《西方哲学史（学术版）》于2006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齐。该书的特色也许就在于把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变成正当的探究方式加以确认，从而代表一种西方哲学研究的新叙事模式的诞生。
对西方哲学进行原汁原味的研究，始终是中国研究者孜孜以求的崇高目标，甚至成为挥之不去的情结。但客观上的不可能迫使人们只有退而求其次，应该说这不失为一种现实的态度。西方哲学研究呈现出某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通过追溯和回归以求还原其本真性，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强调中国式解读的合法性。这一尴尬意味着什么呢？前者体现了埋藏在西方哲学研究者内心的理想，后者是对研究现状和客观限制的无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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