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曾活跃于“火星俱乐部”的舞娘罗米·霍尔被判处两次无期徒刑外加六年有期徒刑，被遣送至斯坦维尔女子监狱服刑。监狱外面是已经与她隔绝的世界，监狱里面则是她无法逃离的下半生：囚犯们一面讲着真真假假的人生故事，一面争先恐后地争夺生存必需品。《火星俱乐部》掀开了光鲜与亮丽的外壳之下美国被忽略的一角：在“监狱产业化”的背景下，那些被忽视的人和被掩盖的伤疤。

每周四的晚上是“镣铐之夜”，每周都会有六十个女人在此面对自己的关键时刻。对其中一些人来说，这样的“关键时刻”反反复复，已成惯例。对我来说却是次。凌晨两点我被叫醒，套上镣铐。接着有人点我的名字：罗米·莱斯莉·霍尔，囚号W314159。随后，我和其他囚犯一起列队出发，连夜乘车离开山谷。 当我们的大巴车驶出看守所外围时，我把身体紧靠在被铁丝网牢牢封死的车窗上，努力看向窗外的世界。并没有太多可看的景物，只有眼前掠过的一条条下穿交叉道和入口匝道，还有漆黑荒寂的林荫大道。街上空无一人，更深露重，连交通信号灯都停止了红绿交替，只剩黄灯不停闪烁。一辆车从旁边开过来，没开车灯。它通体漆黑，飞速超过了大巴，像被注入了某种恶魔之力。有一个女孩和我在县立看守所住同一个监区，她以前靠开车维持生计。只要有人愿意听，她就会说，不是她开的枪，她没有开枪，只是在开车，仅此而已。他们调出���控视频，用车牌读取技术进行识别，只看到了这样的画面：这辆车在黑夜里沿街行驶，车灯一开始亮着，后来灭了。如果是司机关的车灯，说明早有预谋；如果是司机关的车灯，就一定是谋杀。 选择在这个时间转移我们是有原因的，而且不止一个。如果有什么法子能把我们装进太空舱，直接发射到监狱里，他们一定乐得如此。他们费尽心机，就是为了不让普通民众撞见我们这群戴着镣铐坐在警用大巴里的女人。 开上高速公路的时候，几个年龄稍小的女孩一边流眼泪一边吸鼻子。一个笼子里关了一个看上去有八个月身孕的女孩，她的肚子很大，他们不得不给她套上一条加长的腰链，好把她的双手铐在身体两侧。她抽泣着，颤抖着，满脸泪痕。他们之所以把她关在笼子里，是出于年龄的考虑，这样可以避免让她受到来自我们这些人的伤害。她十五岁。 坐在前面的一个女人转过身来，朝着笼子里那个哭泣的女孩发出嘶嘶声，就像在喷杀虫剂。这招并没有奏效，于是她喊道： “你他妈的闭嘴！” “见鬼。”坐我对面那个人说道。我的家乡在旧金山，跨性别者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但这个人真的很像男人。她的肩膀和过道一样宽，下巴长了一圈胡子。我猜她是从县立看守所里的“老爹之家”来的，他们往往把这种男人腔的女人安排在那里。我后来才知道，他叫科南。 “见鬼，我是说，她只是个孩子。让她哭吧。” 那个女人让科南闭嘴，他俩随后争执起来，警察制止了他们。 在看守所和监狱里都有一类女人喜欢给其他人定规矩，这个坚持让人安静的女人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你按她们的规矩来，她们就会定下更多规矩。不想让自己受制于人，就得反抗。 我早就学会让自己不哭。两年前刚被逮捕的时候，我哭得停不下来。我很清楚自己这辈子算是完了。在看守所的晚，我多么希望当时的处境只是一场梦，更希望自己能从这场梦中醒来。然而，我醒来睁开眼，看到的永远只是散发着尿臊味的床垫，听到的永远只是摔门声、疯喊声和警笛声。和我住同一个囚室的女孩并没有疯，她粗暴地摇晃我的肩膀吸引我的注意。我抬起头来。她转过身子，掀起囚服，给我看了她腰上的文身，所谓的“浪女戳2”。她文的是： 闭上你的臭嘴 这句话对我起了作用，我止住哭声。 这是我在县立看守所里和室友之间的温情一刻。她是想帮我的。并非每个人都能闭上自己的臭嘴。我试过，但并不能做到像我室友那样。后来我才发觉，她是个神人。倒不是因为她这个文身，而是因为她对命令的无比忠诚。 警察安排我和大巴上另一个白种女人坐在一起。这位邻座有一头软塌塌又闪着棕色光泽的长发，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像是一直在给牙齿漂白剂做广告。在监狱和看守所里很难有人能够保持牙齿洁白，她也不例外。因此她的露齿笑是那样夸张和不合时宜。我烦透了，她看上去就像刚做完大脑局部切除手术一样。她主动介绍了自己的全名—— 劳拉·利普，还透露自己是从奇诺监狱转到斯坦维尔监狱的，说得好像我俩之间无须任何隐瞒。从那以后，再没有人告诉过我她们的全名，也没有人尝试在次自我介绍里提及任何暴露身份的信息。没人愿意这么干，包括我自己。 “利普这个姓氏里有两个p，是我继父的姓氏，后来又变成我的。”她自顾自地说着，像是在回答我并未提出的发问，又好像是以为这种事情跟我能有什么关系。 “我的生父是卡尔佩珀家族的一员。是苹果谷的卡尔佩珀家族，不是维克托维尔的。维克托维尔有一家卡尔佩珀鞋匠铺，但这两家没关系。” 没人会在大巴上聊天，但这个规矩并没能阻止她。 “我的家族在苹果谷可以追溯到三代以前。这地方听上去挺棒的，对不对？你可以实实在在地闻到苹果花香，听到蜜蜂的嗡嗡声，这会让你想起新鲜的苹果汁，还有暖烘烘的苹果派。每到七月他们就会开始在小工坊挂起秋天的装饰—— 鲜亮的树叶和塑料做的南瓜。在苹果谷，传统产业大多是烘烤和制备冰毒。但我家不是这样，我可不想给你留下错误的印象。卡尔佩珀家族都是对社会有用的人。我爸爸开了一家自己的建筑公司。不像我嫁的那家人，他们—— 哦！哦，快看！那是‘魔幻山地’！” 在宽阔的多车道高速公路远端，矗立着白色的弧形过山车道，我们经过的正是这里。 三年前我刚搬去洛杉矶时，那座主题公园对我来说就像一扇通往新生活的大门。在高速公路上向南疾驰，眼前个出现又逝去的庞然大物就是它，闪亮、丑陋而又令人兴奋，但那已经不重要了。 “我那个监区有个女人在‘魔幻山地’偷小孩，”劳拉·利普说，“和她那个变态丈夫一起。” 不用抬手，她也有办法让一头瀑布般的亮发甩动起来，仿佛这些发丝是通电的。 “她给我讲了他们是怎么干的。人们信任这夫妇俩，因为他们年事已高。你知道，就是那种和蔼可亲的老年人。有的母亲可能是看到孩子们朝三个不同的方向跑去，只得起身去追其中一个。那个老太太—— 我在加州女子监狱和她住上下铺，所以她把整个故事给我讲了一遍—— 装作要坐下来织毛衣，并提出帮忙照看小孩。当家长从视线中消失时，夫妇俩用刀抵着小孩的下巴把他劫持到一间厕所里。那个老太太和她老公有一套惯用的作案手法—— 他们给小孩戴上假发，换上另一套衣服，然后，这对鬼鬼祟祟的老夫妻就把可怜的小家伙强行带出了公园。” “太可怕了。”我说，同时在镣铐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让自己的身子不要靠向她。 我自己有一个孩子，名叫杰克逊。 我很爱我的儿子，但想到他会让我很不好受。我尽量不去想他。 我妈妈给我起了一个德国女演员的名字。这位演员在电视上的一个脱口秀节目里告诉一个银行劫匪她非常喜欢他。 “太喜欢了，”她说，“我太喜欢你了。” 和那位德国女演员一样，银行劫匪也在脱口秀接受采访。被采访者都坐在椅子上，位于主持人的桌子左侧，他们之间通常不会互相开玩笑。节目进行的过程中，他们都坐得越来越朝外。 你要从靠外的用起，某个白痴曾就一套银质餐具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并没有学过这样的规矩，也没人教过我。他花钱和我约会，作为交换，他觉得要是不在这一晚的过程中使点小伎俩来羞辱我，这钱就花得不值。那天晚上从他的酒店房间离开时，我顺走了门边的一个购物袋。他并没有注意到，好像是因为贬损我而放松了警惕，只顾享受酒店的**床铺。这个袋子来自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里面还有另外好几个袋子，都装着要送给一个女人的礼物，我猜是给他老婆的。我从来不会穿这种老气而昂贵的衣服。我拎着袋子穿过大堂，在取车的路上把它们全扔进了垃圾箱。我把车停在了几条街开外的米申街的一个车库里，因为不想让这个男人知道任何与我有关的事。 脱口秀演播间里靠外的椅子上坐着银行劫匪，他正在节目里讲述他的过去，而那位德国女电影演员转身对着这个银行劫匪说自己喜欢他。 我妈妈给我取的名字就源自这个女演员，这个不和主持人说话，偏偏和银行劫匪说话的人。 对于我偷走购物袋这件事，我觉得他乐在其中。从那以后，他想要定期见到我。他寻求的是一种女友体验。我认识的许多女人都有这样一条黄金法则：这些男人会预付一年的包养费；只要找到一个这样的人就万事大吉了。我之所以会赴那晚的约会，是因为我的老朋友伊娃劝我那么做。有时候，别人的欲望在你这里不过昙花一现，你自己真正的欲望很快会让它云消雾散。那个晚上，这个来自硅谷的呆子假装我们共谋成为情人。这意味着他把我当垃圾一样对待，让我知道自己的美貌不值斤两。他仗着自己有钱，就想在交往中对我颐指气使。好像在我俩的关系里，只因他付了钱，一切就得按照他的规矩来，规定我该怎么说话，怎么走路，该点什么菜，用哪一把叉子，该对哪件事强颜欢笑。我意识到，这种女友体验不是我的菜。我想我还是靠在马基特街的“火星俱乐部”专心当脱衣舞女来挣点钱吧。我并不在乎哪种工作是正经工作，我介意的只是那种令我厌恶的感受。脱衣舞教会我一点—— 贴身跳舞比聊天简单多了。当涉及个人标准和可以提供的价码时，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无法假装和别人成为朋友，也不希望任何人了解我，虽然有那么一两个男人对我有些许了解。比如大胡子吉米，他是个门童，他需要的只是让我假装正常看待他那种伤人的幽默感。还有夜班经理达特，我俩都对老爷车感兴趣，而且他老说想带我去看里诺的“热力八月夜”，不过也是说笑而已，他只是这里的夜班经理。“热力八月夜”并不是我喜欢的赛车活动。我和吉米·达林曾去过索诺马的泥地赛道，一边啃热狗，一边喝生啤，看疾驰而过的泥地赛车溅起的泥浆洒向链索。 在“火星俱乐部”中，有些女孩希望自己拥有常客，并且随时都在寻找和培养潜在客户。我并不想这样，但终还是有了个常客。他叫库尔特·肯尼迪——跟踪狂肯尼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