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制度下,建立和实施公共贫困保护制度,其直接目的在于解决劳动者
和社会成员的基本贫困问题。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可以说贫困现象涉及面异常广泛,贫困文
化既古老,又现实。所谓古老,指的是贫困现象伴随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所谓现实,是
指当今社会,上至世俗政府的政治家、**、社会管理者,下至社会成员、普通老百姓的日
常生活和司空见惯的心理活动,都难以回避贫困现象的话题和与之相关联的贫困文化的各种
思考。由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文化的角度对久远的贫困问题,以及所涉及的相关贫困文化
进行系统梳理与审视,希望从中获得更深一些的规律性的启示。这是笔者讨论此问题的重要
目的和初衷。本文将在广义范围内对相关的贫困问题、贫困文化进行力所能及的梳理和讨论。
从广泛的人类社会文明历史角度看,贫困、穷人,以及如何解决贫困问题、如何帮助穷人走
出困境是一个非常古老而又长久的话题。如何看待贫困现象与贫困人群的社会性问题,世世
代代被社会广泛、反复地讨论和争论,反复地在对策上权衡、选择、比较,其观点也是反复
地纠结与博弈。而贫困现象又是检验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主流价值观取向的敏感、
核心的问题。时至**,人们的价值观取向仍然决定着他们是如何界定和看待贫困问题,如
何处置、对待和保护穷人,以及会倾向何种对策来预防贫困现象的发生。
一、人类之初和整个中世纪的贫困文化问题
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难以回避的一个重大的挑战。摆脱贫困是人类社会一
个长远的奋斗目标,是人类社会基本的艰巨任务。逃离苦难也是人类的本能
和本性。人类社会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便是挣脱贫困、实现温饱乃至过上富
足生活。归根到底,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与贫困做斗争的伟大历史,这场斗争
至今仍在继续进行之中。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贫困的认知已经从
单纯强调对食物、物质生活保障的维系,到对**保健、教育的获得、社会生
活的参与度、休闲的丰富度等多方面不断需求和满足要求的认知。
(一)贫困文化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社会文化内容之一
贫困文化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社会文化内容之一。自从有了人类文明,也
就有了贫困问题、贫困文化,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贫困问
题、贫困文化的内涵各不相同。考察历史发现,在现代公共贫困保护制度建立
以前,特别是漫长的中世纪及其以前,对贫困、弱势群体的帮助主要是靠慈善
之心,靠有钱人的施舍。
据相关的文化记载,救助穷人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圣经》中的利他主义的
道德说教。早期的贫困救助基本上是由慈善行为和教会施舍来承担的。宗教组
织早规模性地介入社会贫困问题。无论是早的犹太教,还是以公元纪年为
开端的基督教,都曾将帮助穷人作为教徒的一大基本责任。以基督教为例,基
督教救助穷人的思想可以从《圣经》的多处教义中得见。例如,是否要帮助穷
人?《箴言》3第27-28页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
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
自奥古斯丁时期开始(306-337年),人们之间讲求的理念是“博爱和慈善”
(Caritas),其意思是爱人如己,对上帝以外的所有有需要帮助的人都要给予无
私的爱。
在中世纪里,以教会的形式帮助穷人是基本的贫困救助形式。在早的
治病救穷方面,从寺院有治病经验僧侣的治病活动开始,到早的医院出现,
都是教会基本的活动内容。在贫困文化的倾向方面,虽然耶稣基督对穷人比
较偏爱,福音书里也有关于贫富对比的论断,但整体说来,初期的基督教既不
反对拥有财富,也没有仇视甚至贬低财富的思想倾向,个人命运与贫富也没有
必然的联系。耶稣基督批判的是那些缺乏爱心,且不愿帮助别人的人,尤其是
为富不仁的人。
考察人类贫困的历史发现,人类文明审视下的贫困现象充满着不同的贫困
观,不同的看法、主张。无论是宗教的济贫行为,还是英国都铎王朝于1495年
开始的世俗政府济贫立法的实践、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济贫法的颁布,及至
1834年的新济贫法,都有大量的、内容丰富且不同色彩的贫困文化。研究各个
不同时期的不同贫困文化内涵,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人类之初和整个中世纪,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贫困总
是与普通人相伴而生,它不仅影响着很多人的实际生活,而且也考验着全社会
的价值观理念和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在传统社会里,贫穷被认为是自己的过失,
地位低也被认为是个人的懒惰与能力缺乏的结果。谁拥有财富就证明谁有能力,
谁处于贫困状态,只说明他懒惰无能。
从文化和贫困文化的角度看,如若将“穷”字的词义高度概括,则可以有
两个含义—“褒义”和“贬义”。中世纪以前的“穷”字则更多的是“褒义”
的,可以说,人类之初和整个中世纪,并没有以“穷”为耻,甚至于贫困者都
曾经具有“美丽的光环”。在那个远古时代,社会结构简单,社会成员主要是
有土地的封建主和无土地的农奴;即使在中古时代,中世纪生产力低下,社会
**的区分除了社会上层,基本上是“有钱的富人”和“没有钱的穷人”之分。
在人类之初和整个中世纪,贫穷和富有是相对的,穷人遇到危难,只能靠富人
的帮助与慈善怜悯。人类之初和整个中世纪,各种宗教组织在开展其有目的活
动过程中,将慈善和救助贫困作为一种基本的文化理念和活动形式,救助贫困
是各种宗教组织的基本活动内容之一。人类之初和整个中世纪曾经是一个闪耀
着“慈善”的光辉,“贫困不耻”和“不加区分救贫”的贫困文化时代。总体而
言,整个中世纪期间,基督教文化以道德化的视角看待穷人,并且依《圣经》
所说,穷人有福,穷人可以穿过针眼而进入“天国”(富人则不能),穷人因此
被视为可以得到上帝的保佑。由此,古代教父鼓励人们多多行善,将救助穷人
与得到恩典联系在一起的“神恩济贫观”思想广为流行。“神恩济贫观”成为驱
动教会济贫事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
(二)人类贫困文化的历史阶段跨越
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回溯人类漫长的历史实践过程,应该说贫困文化经历
了几大历史阶段的跨越。
个阶段是人类历史所显示的,以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苏格拉底式
的,以区分需求和欲望所形成的“以穷为恶”的贫困文化观,即贫穷必然与罪
恶相联系,罪恶也导致贫穷。第二个阶段是进入中世纪,在基督教教义为主的
文化下,产生“以穷为荣”的贫困文化观。整个中世纪,贫困者都曾经具有
“美丽的光环”,并且穷人会受到上帝的关爱,出手救助贫困者是教徒的责任。
第三个阶段是人类社会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后,兴起了祛道
德化的贫困文化观,“以穷为恶”的贫困文化观再次占据主导地位,贫困与懒
惰,甚至与罪恶相联系。“以穷为恶”的贫困文化观进一步形成“惩贫”文化
思想,并延续数百年。祛道德化的贫困文化观鼓励勤劳创造,**懒惰散漫,
肯定了财富积累,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发展的理
由。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初,以韦伯夫妇发表的《少数派报告》为代表的贫
困文化的突破。《少数派报告》思想强调了造成贫困的社会性因素和穷人的尊
严问题,开拓了解决社会性贫困的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案。继而由其工作助
手贝弗里奇完成的《贝弗里奇报告》和之后的《福利**方案》展示了全新的
防范社会性贫困的方案与全新的解决社会性贫困的新思路。第五个阶段是20
世纪后期,随着社会保障的道德风险和负激励现象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冲击
和严峻挑战,警惕和寻求新出路的努力前仆后继。阿玛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
的提出则标志着西方贫困观的根本性转变,能力贫困观以其实现了对贫困本质
知的回归为公众所接受,全球范围内的反贫困也在能力贫困观引致的“革命
性”转变后,转入多维贫困观的视角。
(三)贫困仍然是当前全球普遍和棘手的重大挑战之一
应当说,迄今为止,贫困问题和反贫困仍然是目前全球现实、重大的
任务之一,许多权威机构不断地发布的许多数据在不断地证实这一观点。例如,
海外网一则数据显示,(张霓:《贫富差距大!英报告:46亿人财产难敌全球
富的两千多人》,2020年1月20日)英国扶贫慈善组织乐施会(Oxfam)发布
的一份2019年报告中指出,全球富有的2153人掌控的财产要超过46亿贫
穷者财产的总和。综合路透社和CNBC网站报道,这份报告发布于正值年度世
界经济论坛在瑞士达沃斯举办之际。在这份研究中乐施会指出,在过去10年中
全球亿万富翁人数增加了一倍,而他们要比全球60%的人口更富有。报告作者
形容称:“如果每个人都坐在100美元钞票堆成的、他们所拥有的财富上,那
么大多数人都坐在地板上。一个富裕**的中产**将坐在椅子的高度,而世
界上两个富有的人则将坐在太空中。”该组织的另一惊人统计数据还表明,
世界上22位富有的男性,要比非洲所有女性拥有的财富都多。的财富
表明经济体系正在崩溃,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从根本上缩小富人与社会
其他**之间的差距,并优先考虑所有公民的福祉,而不是不可持续的增长和
利润。
又例如,印度籍学者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V.Banerjee)和法国籍学者
埃斯特·迪弗洛(EstherDuflo)在其所著《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
贫穷》中所说:“我们所关注的焦点是世界上贫穷的人,就全球穷人多的50
个**来说,其平均贫穷线为每人每天16印度卢比,各国政府将生活费低于这
一水平的人定位为贫穷状态。根据写作本书时的汇率标准,16卢比相当于36美
分,但由于大多数发展中**的物价水平较低,如果穷人以美国的物价水平来
购物,他们就需要花更多的钱——99美分。因此,要想知道穷人是怎样生活的,
你就要想象如何在迈阿密或莫德斯托每天只靠99美分生活。要用这点钱购买
你**所需(除了住房),这并不容易。比如,在印度,99美分只能买15根小
香蕉,或是3磅劣质大米。你能靠这点吃的活下去吗?不过,2005年,全球有
8.65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3%)都是这样生活的。”[〔印〕阿比吉特·班
纳吉(AbhijitV.Banerjee)、〔法〕埃斯特·迪弗洛(EstherDuflo):《贫穷的本
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景芳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
二、中世纪后期的贫困与贫困文化问题
(一)工业社会逐步取代农耕文明,贫困文化发生重大变化
在人类历史上,中世纪后期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一系列的对后世影
响深刻的历史事件,诸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尤其是影响深
远的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促进了理性、仁爱价值
观的兴起。注重人的尊严、注重人的思想自由等人文主义以及基督教人文主
义文化观,对世俗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后来清教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充满
活力的思想源泉和有力的文化支撑。以马丁·路德发布的《九十五条论纲》
为开端,其所开启的宗教改革运动又促使济贫实践与贫困文化都开始了一个
****的新阶段。中世纪后期,有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有
了资产**革命,经圈地运动,开启并完成了改变人类历史文明的人类工业
革命。
1.在看待“贫穷”现象方面,基督教人文主义促使贫困文化发生改变
在对待自愿的贫穷以及因闲散、懒惰导致的贫穷方面,基督教新教和基督
教人文主义都持以无情的批判态度。在救助“贫穷”方面,基督教人文主义认
为,慎重的施舍十分重要,因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认为,在乞讨者之中,有些人
更懂得乞讨技巧,这种人实际上就是强取勒索救济物的人,而这些救济物本应
该分配给需要救助的真正的穷人。在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眼中,“用错地方
的善行,实际上是干坏事”。(〔美〕玛戈·托德:《基督教人文主义与清教徒
社会秩序》,刘榜离、崔红兵、郭新保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
218页)因为不加区别的施舍也是罪恶,因为它供养了闲散、懒惰、生活散漫
而又无德的“健康乞丐和流浪汉,那些人本可以工作却沉迷于乞讨,是易于犯
罪的人,是社会害虫,养着这类无道德游手好闲的人当然不是教会的责任”。
(〔美〕玛戈·托德:《基督教人文主义与清教徒社会秩序》,刘榜离、崔红兵、
郭新保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18页)宗教改革后“贫困者”
的神圣光环消失,贫困者甚至于开始与懒惰、缺乏斗志、“失败者”等贬义的
思想文化相联系,并开始了以“惩贫”为特征的贫困文化时代。
15世纪末16世纪初,是中世纪末期社会剧变的时期,处于社会巨变阶段的
英格兰社会经历了从传统的敞田制时期,到圈地运动等资本主义**原始资本
积累历史时期。这一进程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社会性的贫困加剧,直接导
致普遍性的、经常性的和持续性的社会性问题爆发。
2.传统贫困文化观念发生重大的改变
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代表伊拉斯谟对懒惰持坚决的批评态度。伊拉斯谟认
为,勤劳是有价值的东西,懒惰与贫困直接相关。如美国作家玛戈·托德所述:
“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虽然没有完全背离这一中世纪观点,但却与此观点有很大
分歧。他们继续对懒惰口诛笔伐,视懒惰为罪恶的诱因。但对于伊拉斯谟和他
的同仁来说,世俗职业中的劳动,其神圣程度绝不亚于牧师的职业;宗教职业
不能作为行乞的借口,清规戒律既要**和传教士来遵守,也要传统上的劳动
民众来遵守。而且,提出这些新的要求,目的是要确保公共福利。”(〔美〕玛
戈·托德:《基督教人文主义与清教徒社会秩序》,刘榜离、崔红兵、郭新保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在对待“勤劳”的看法上,如玛
戈·托德所总结的:“勤劳被认为是一种有价值的东西,不论是在防止个人罪恶
的层面上,还是在广大的社会利益层面上,都是如此。从经济和道德意义上说,
清规戒律对于社会改革都是必要的,个人和群体都需要遵守。结果是,基督教
人文主义者出于对**改革的文艺复兴式的关心,发起了一场反对懒惰闲散的
文学运动。”……伊拉斯谟说:“懒惰无恶不教。由它教导出来的人中包括赌徒、
寻欢作乐者、暴饮暴食者、酒鬼、喜欢吵闹者和嫖客。”“��他们看来,闲散懒
惰显然不只是一种个人的过失:它是对全体国民的冒犯—按照伊拉斯谟的看
法,它是**中大多数邪恶的根源。伊拉斯谟将闲散懒惰比作一种传染病,它
使整个社会染上了贫穷、剥削和不公。大领主们一方面靠穷人的劳动来供养,
另一方面竟然将他们的时间都浪费在跳舞、赌博、狂欢纵乐上,这是多么让人
无法忍受的不公啊!”莫尔指责道:“游手好闲的**,其生活,就像靠他人
劳动的雄蜂一样,不仅没有对**的福利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而且事实上将
他们的佃户推向了贫穷、流浪和犯罪,他们应对此负责。”(〔美〕玛戈·托德:
《基督教人文主义与清教徒社会秩序》,刘榜离、崔红兵、郭新保译,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
(二)理性、世俗化的贫困文化观
1.理性而又世俗化的救助
对于救济贫困,基督教人文主义注重采取创新的方法解决贫困根源:主张
向穷人强制推行戒律,促其勤奋,使其相信教育的改正力量。文艺复兴时期的
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严厉谴责乞讨中所隐含的混乱现象,认为乞讨中有大量无耻
的、无序的现象,认为个人在教堂门口的台阶上投放施舍物品,或者在婚宴上
给所有的人发放物品,这种做法所关注的更多是施舍者所积累的功德,而不是
为解决接受者的实际需要。他们认为,不加控制、没有条理的施舍,只会助长
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所认为的有害的行为方式—乞讨。
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对“施舍”形式持坚决的否定态度。基督教人文主义者
还认为,不加区别的救济也是罪恶,因为这样不加区别的救济等于“供养了闲
散懒惰、生活散漫而又无德的‘健康乞丐’和流浪汉,那些本来可以工作却沉迷
于乞讨的人,是易于犯罪的人,是社会的害虫”。(〔美〕玛戈·托德:《基督教
人文主义与清教徒社会秩序》,刘榜离、崔红兵、郭新保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11年,第218页)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认为,个人向乞丐发放施舍物,应
该被认为是糟糕的管理。按照《圣经》的伦理,财富是上帝托付给捐助者的,
财富的恰当使用必须面向公共福利;而将无力、无助者的生活和健康所必需的
资金转用到众多身强体壮的勇猛乞丐、流浪汉和游手好闲的男女身上,这是不
对的。因为他们这些人若是愿意,完全有可能通过劳动来养活自己,而不是乞
求施舍。(〔美〕玛戈·托德:《基督教人文主义与清教徒社会秩序》,刘榜离、
崔红兵、郭新保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18页)
2.实施现时有效的救助
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对有区别的慈善表示出的关注,深深地根植于他们对真
正贫困者的同情之心,而不是出于一种压制乞丐、惩罚流浪行为的孤立冲动。
但是,如果保证不了穷人应得的收入不会遭到不值得救济者的侵蚀,那么慈善
施舍就不能有效地保证穷人得到维持生命物品的权利。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还推
论道,既然“救济物应该发给虚弱无力的人,发给那些因疾病或者高龄而变得
衰弱的人,发给那些无力谋生的人……那些肢体健全、身强体壮而领取救济的
人应被视为窃贼和强盗”,应该将他们从王国里驱逐出去。按照教规的判断,
“多余”的财富就是不需要用来维持生活和地位的财富,应该归于穷人。宗教
法规学者甚至主张,为了维持生计而偷窃的赤贫之人没有犯偷窃罪,因为他只
是取走了正当属于他自己的东西,真正的慷慨应坚决地拒绝肆无忌惮的乞丐的
恳求。
3.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的思想
伊拉斯谟突出的济贫思想是:其一,主张力尽所能地防范懒散损害公共福
利。为了不让**的懒散损害公共福利,伊拉斯谟告诫信奉基督教的君王,“要
将其侍臣中游手好闲者的比例减少到限度。要么强迫他们忙碌起来,要么
将他们逐出**”。(〔美〕玛戈·托德:《基督教人文主义与清教徒社会秩序》,
刘榜离、崔红兵、郭新保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68页)伊拉
斯谟认为:“兜售圣徒遗物的牧师、放高利贷者、掮客、拉皮条者以及迎合低级
趣味的大宗地产的总管,也应予以遏制。”这些人均被伊拉斯漠视为游手好闲
之徒,因为他们的行为都是非生产性的;他们都在掠夺社会秩序,以维持他们
自身的懒惰和铺张**。(〔美〕玛戈·托德:《基督教人文主义与清教徒社会
秩序》,刘榜离、崔红兵、郭新保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68
页)其二,伊拉斯谟认为:“勤劳和生产力是对社会各个**提出的要求,因为
在人文主义者眼里两者本身都是好的。由于这个缘故,伊拉斯谟谴责教会的宗
教性节日泛滥增多,并以此向新教的改革者发出了警告。这些强制推行的闲散
日子是对上帝的冒犯,只能导致工薪**的贫困。”其三,将勤劳认定为**
社会中的行为和特征。“尽管中世纪的理论家从伊甸园和天堂里消除了辛苦
的劳作,但莫尔却在《乌托邦》中赞美了劳动的美德:每一个乌托邦人都学了
一门手艺,并应在他的行业内天天劳动,游手好闲者要被逐出邦国,闲暇时间
要用来学习知识。在乌托邦内,体力劳动没有被轻视,而且一如伊拉斯谟规划
中的那样,任何社会群体都不得闲散懒惰。”(〔美〕玛戈·托德:《基督教人文
主义与清教徒社会秩序》,刘榜离、崔红兵、郭新保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第169页)
4.贫困文化的重要改变
宗教改革后期贫困文化发生重大的变化。1.兴起实地调查之风。英国议会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