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向来有“理学”“道学”“新儒学”等不同称谓，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占据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本书为2018年“宋明理学国际论坛”会议论集的编选，结集了七十余位国内外学者的精心之作，呈现出中国哲学视域下的理学与儒学、理学与道学、理学与经学、理学与心学、理学与气学乃至中西比较、现代诠释、东亚儒学等多元互动的学术主题。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专业方向，经过近四十年的研究积累以及几代人的学术传承，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本来，关于宋明理学可以有不同角度的理解，就其时代言，横跨十一世纪至十七世纪的六百年，就其内涵言，涉及理学理论的概念系统及其所蕴含的哲学问题，就其思想的历史地位言，堪称中国儒学思想发展的第二期重要阶段（关于儒学发展的“三期说”“四期说”，本文搁置不论），就其理论的代表形态言，则非十二世纪朱熹开创的朱子学及十六世纪王阳明开创的阳明学莫属，因为朱子学与阳明学具有贯通宋明理学的理论历史地位，宋明理学的哲学问题大多可以从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理论系统中找到其原初形态及其扩散演变之轨迹。因此，透过朱子学和阳明学这两扇窗户，可以使我们得以一窥宋明理学的整体思想动向。 所谓广义宋明理学，是将宋明理学视作一场整体性的思想运动，尽管其理论建构包含不同阶段的历时性发展，对此，我们需要从理论与历史这两个层面来进行思考和把握。首先，这将涉及如何理解朱子学和阳明学的义理系统问题；其次，将涉及如何把握���子学和阳明学的历史地位问题。就学术史的特定意义而言，朱子学表示朱熹的哲学思想，阳明学表示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可是，若以为仅以朱王两人的思想言说便能把握理学的整体性特征，则必导致学术视野的自我局限，而难以对宋明理学的整体性意义有一个纵览全局的真正把握。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朱子学和阳明学从更宽阔的视野做一番重新“定义”，尽管这项定义是描述性的，是对横跨宋明时代的朱子学和阳明学的思想现象的一种描述，而并不是从学科意义上，对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学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所做的明确界定。在我们看来，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审视：从类型学的角度看，朱子学代表了理学形态，阳明学代表了心学形态；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那么事实上，无论是朱子理学还是阳明心学，应当都是宋明道学思潮的总体性产物；若从纵览全局的视野看，朱子学和阳明学无疑是宋明新儒学的两大理论高峰，在理论性质上，属于中国儒学传统中“重理主义”与“**主义”的两种理论形态。 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广义上来重新理解朱子学和阳明学这两种理论形态。因为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固然是思想家个人的理论创造之结果，然而所谓理论创造又绝非抽离于历史文化发展过程的孤立现象，例如朱子学不仅是朱子个人的思辨结果，更是理学思潮的理论结晶，也是宋代新儒学的理论集大成之结果，因为北宋的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的思想构成了朱子学的重要资源，这就表明朱子学乃是广义上的道学理论建构，若将两宋道学加以互不关联的切割，恐怕朱子学便成了一种悬空架构。 另一方面，从历史文化的发展角度看，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理论都具有不断诠释与发展的可能性，因而具有动态的开放性特征，故朱子门人及其后学对朱子思想的不断诠释乃至理论推衍，理应作为广义上的朱子学而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正由此，可以说朱子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遗产，它不仅是朱子个人的思想，更是经近世诸儒或后世学者对朱子学的思想再生产，从而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学说。广而言之，十三世纪传入朝鲜和日本之后的朱子学经过不断诠释得以形成的朝鲜朱子学和日本朱子学也应属于广义朱子学的范围，尽管它们在理论形态等诸多方面与中国朱子学相比已发生了各种本土化的转向。同样的道理，阳明学也有广狭两义之分，这里就不必赘述了。 基于上述立场出发进行思考，一方面，可以促进我们对于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理论本身的全方位了解，与此同时，也可借助广义的朱子学和阳明学，推动我们对于宋明理学的重新认识，也就是说，以广义的朱子学和阳明学作为观察宋明理学整体运动的两大审视坐标，进而将宋明理学史上的各种理论环节贯穿起来，必将有助于开拓宋明理学研究的新视野。

上 册 篇 道学思潮与经典诠释 朱子《太极解义》的成书过程与文本修订 陈 来 何为理学 ——宋明理学内在的哲学取向 杨国荣 宋明理学视域中的朱子学与阳明学 吴 震 宋代的新儒学与理学 李存山 《周易》诠释路向的演进 ——从王弼到程颐、朱熹、王夫之 张学智 唐代儒学复兴思潮与经学的转型 唐明贵 “四书学”道统论与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 朱汉民 “主静立人极”断章取义源流考论 翟奎凤 李觏《答黄著作书》 所流露的讯息 胡文丰 论《中庸》对张载理学建构的特别影响 ——兼论几个相关重要问题 林乐昌 再论洛学向心学的转化 ——《童溪易传》对《伊川易传》的延异 何 俊 德性实践与德性之知 ——论二程经学诠释的转向 徐洪兴 论宋代的礼图学 刘 丰 朱子三礼学体系的形成和价值 殷 慧 杨时《易说》中的政治学 谷继明 封建制度之原型与张载的构思及其政治理想 范立舟 论《大学》古义 ——以“格物致知”与“诚意”的诠释为** 何益鑫 第二篇 理学建构与思想论辩 朱熹的帝王学 〔日〕土田健次郎 闻见与德性 ——朱子、阳明“知”论辨析 向世陵 人性与物性之辨 ——朱熹思想的内在张力与船山的检讨 陈 赟 朱子“求二帝三王之心”《书》学宗旨讨论 陈良中 朱子论天地以生物为心 唐文明 朱子学思历程考察与年谱编写 ——论“朱陆异同论”之学术史义涵 游腾达 从“公”到“人” ——程朱“以公言仁”的转变 汤元宋 论朱子的心主性情说 张锦枝 因小学之成以进乎大学之始 ——浅谈朱子之“小学”对于理解其《大学》工夫的意义 郭晓东 “《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说之重思 ——以朱子《四书》与《近思录》的比较为** 许家星 论朱熹道统论对“道南一脉”的舍弃 王 宇 吕祖谦与张栻的交游以及“东南三贤”之由来 张天杰 跨越千年的“悟”会 ——论宋儒杨慈湖对先秦儒家圣人观的禅学化诠释 孙海燕 “朱学嫡脉”王柏的理学及其地位 王 锟 “气服于理” ——许衡理学思想研究 史甄陶 刘基理学思想新论 张宏敏 吕柟的经学观念与解经方法略探 陈战峰 下 册 第三篇 心学世界与思想转型 作为良知伦理学的“知行合一”论 ——以“一念动处便是知亦便是行”为** 吴 震 论王阳明对朱子学说的批评及其流弊 ——以《大学》“至善”概念的诠释为** 曾 亦 王阳明良知说的道德动力问题 陈晓杰 阳明龙场悟道的“来龙”与“去脉” 程海霞 王阳明“后定见”辨证 ——兼论四句教与致良知之间的关系 邓国元 明儒王道与湛若水的论学交往 刘 勇 阳明后学的道德信念与伦理实践 朱 承 明代甘泉学派的传承谱系、致思趋向与学术贡献 姚才刚 唐心辞 略论王龙溪哲学与佛道思想的本质区别 李丕洋 罗汝芳身心之学的现象学诠释 刘增光 岭南王学**薛侃思想略论 陈 椰 南中王门的学派构成及其思想特征 ——阳明学地域化的一个审视角度 孙钦香 耿定向“不容已”说及其卫道意识 王 格 胡直的主静与仁觉 张昭炜 论刘宗周思想的意与知 ——从与史孝复的争论来看 〔日〕早坂俊广 试论刘宗周的“格物”思想 高海波 由刘蕺山“幽暗意识”看宋明理学研究的不同进路 徐 波 关于黄宗羲批评罗钦顺“天人不一”之检视与回应 蔡家和 气化、工夫与性善 ——黄宗羲《孟子师说》对孟子道德哲学的诠释 郭美华 “公因反因”说在方以智思想中的地位 张永义 互藏交发说的困境及出路 ——王夫之人心道心思想新探 谢晓东 晚明儒学的宗教化与世俗化转向 ——以李二曲为例 王文琦 第四篇 现代诠释与他山之石 宋代思想史的再思考 〔美〕田 浩 见闻之知、德性之知与中国传统致知之道的嬗变 陈卫平 理想类型的美德伦理学家 ——朱熹而不是亚里士多德 黄 勇 “反其本而推之” ——朱子对《孟子》“推恩”问题的理解 东方朔 明代儒学演进中的气学传统 ——以“太虚”诠释为视角 肖永明 王志华 论《明儒学案》著述性质及其现代意义 ——以《发凡》及《序》为** 陈 畅 “统合孟荀”与重建道统的现代思考 ——从牟宗三、李泽厚言“朱熹是荀学”说起 朱锋刚 从见、闻到心：中国思想史演变的感官逻辑 贡华南 从1958年的《宣言》看港台新儒家的问题意识 干春松 对于中国文化《宣言》的几点省思 朱建民 心性之学与当代儒学的世界化 ——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倪培民 再论程朱、陆王二系的会通 杨祖汉 唐君毅论明代理学 钟彩钧 牟宗三心性之学的三个问题意识及其**的课题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发表六十周年而作 杨泽波 愚潭对栗谷理气心性论的批判与实的哲学 〔韩〕崔英辰 朝鲜时期阳明学的发展与霞谷郑齐斗 邢丽菊 晚清经学家对宋明理学的理解 ——以皮锡瑞《经学历史》及《经学历史》手稿本为** 井泽耕一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