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黄河又一次改道,淤塞了运河,不但漕运中断,皇帝的祖坟也面临洪水威胁,朝廷深感惶恐,治黄问题又被提上了紧迫的议事日程。当时治河主要采用“分其流,杀其势”的传统方法,数年间, 负责治河的官员接连换了6 人,黄河的河患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严重。 既要减少黄河河患,还要确保安徽凤阳的皇陵不受淹,同时兼顾作为大明王朝生命线的大运河漕运畅通,黄河治理形势异常复杂严峻。 ���靖四十四年(1565 年),黄河在江苏沛县决口,大运河被淤塞100 多千米,徐州以上纵横百里间一片泽国,灾害**严重。 潘季驯受命于危难,被任命为总理河道大臣,协助工部尚书朱衡治理运河,他的首要任务是保证漕运通畅。在治河方法上,潘季驯与朱衡发生了分歧, 朱衡看到原来运河淤塞严重,主张在济宁南阳附近重开一条新河,而潘季驯主张恢复故道。朝廷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同意开新河,同时部分修复运河故道。在近1 年的时间内,两人同心协力,开挖了鱼台南阳到沛县留城140 余里的新河,疏浚了从留城以南至境山(今江苏徐州北)茶城的53 里旧河, 遏制了飞云桥的黄河决口,使黄河水不再东侵,漕运也得到恢复。此次治河工程取得了成功,潘季驯晋升为右副都御史。这是潘季驯次治河。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十一月,他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遂离职回家守孝3 年。 在潘季驯守孝期间,治河工作先后由朱衡和翁大立主持,依然延续“只保运不保河”的治河思路,方法是多开新河,避开黄河对运河的影响。但新河未开,黄河邳州又泛滥,造成了运河的淤塞。明隆庆四年(1570 年),朝廷再次任命潘季驯担任总理河道大臣治河,潘季驯此次治河,采取了“加修堤防”和“堵塞决口”两项措施,并初步产生了筑近坝以束缚水流,筑遥堤以防溃决,利用双重堤防实现束水攻沙的设想。他指挥5 万民工,堵复了11 处决口,修筑缕堤3 万余丈,使故道得以恢复。潘季驯当时正患背疮,可他不顾病痛,率领民工奋力抢险。当洪水漫过堤顶时,他沉着冷静,坚守堤防, 鼓舞了民工的斗志,经过几昼夜的奋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后来经历了3 次伏秋大汛,他指挥治理的地方都安然无恙。一年之内,他堵住了黄河决口, 修复了部分黄河故道,重新开通了漕运。但他的治河理论遭到了朝廷很多人的质疑,恰在此时,黄河又一次决口,漕船覆没近百艘,在言官的弹劾之下, 隆庆六年(1572 年),潘季驯被撤销一切职务。 明万历四年(1576 年)和万历五年(1577 年),黄河再次在徐州等处决口,黄淮交汇处被淤塞,黄河北流,大水紧逼淮河,随后淮河又决口,河道向南迁徙,灾情十分严重。在宰相张居正极力举荐下,万历六年(1578 年), 朝廷第三次启用潘季驯治河,任命他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总理河漕兼提督军务。潘季驯主持的一次大规模治河活动开始了。 潘季驯此次治河所面临的河道形势较之前几年相比,具有受灾面积大、牵涉因素多和治理内容更为复杂的特点。以往治理,只在黄河,而这次则要兼顾黄河、淮河和运河三条河流的关系,要通盘考虑治黄、治淮、保运、保祖陵、保民生等5 大方面的利益要求。 经过全面勘测、调查和研究,潘季驯提出了对黄河治理的看法,他认为当时黄河的灾害,一是堤防决口,河道淤积,河口淤塞;二是黄河河床抬高, 淮河水不能进入,于是向东南方向泛滥,造成淮、扬等地大面积受灾;三是黄河决口殃及运河,淤塞漕运使其中断。 潘季驯反对只着眼于局部,在向朝廷的上疏中,提出实施黄、淮、运全面治理规划,“通漕于河,治河即以治漕,会河于淮,则治淮即以治河,会河、淮而同入于海,则治河、淮即以治海”,只有束水攻沙,蓄清刷黄,集中水流将泥沙冲刷入海,才能解决黄河的问题。黄河的问题解决了,淮河、运河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当时治河的人一般都崇尚疏导分流,认为那是大禹实行的圣人之法。只有疏导分流、顺其自然才是上策。而修筑堤防被视为下策。潘季驯则认为, 水流分散才是造成灾害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