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亚历山大 对于亚历山大的人格我们应当作出何种评判?他在历史的洪流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就历史上的其他风流人物来说,这类问题也往往属于历史学家们难回答的问题。而就亚历山大来说尤其如此。即使是与他同时代的人,甚或是对于像克里特的尼阿库斯那样了解他的人来说,亚历山大其人也通常像个谜。他们将亚历山大所作出的那些他们所不能理解的决定和举动归结为亚历山大个人的“渴望(pothos)”,即某种非理性的冲动所导致的结果。这是某种强大的,但终却难以解释的力量的源头。这种冲动无法为他亲密的朋友所通达,甚至亚历山大自己都无法对此作出解释。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迹象,因为它们可能与亚历山大那些**象征意味的具体举动中所包含的巨大神话特质密切相关。亚历山大的行动的参照点是半神,甚至是神。 他效仿这些神祇的征战与辛劳,并且还想超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他觉得自己被号召与这些先人竞争。迟的一个时间点是当亚历山大前往锡瓦的阿蒙神谕所之后,他终于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是那些先神中的一员。如此,在这个世界上,他便不必再去容忍任何忤逆,也不必再去惧怕任何险阻。他必须去往边界,去往已知人类世界的尽头。他必须是这个世界上个,也是一个天下莫敌的统治者,他的名声和荣耀凌驾于一切生灵之上,不仅是现在,还有过去,甚至是在未来。这便是他所渴望的一切。从他的童年开始,当他沉浸于那些讲述着他的祖先获得至高荣誉的英雄传说时,这些念头便驱使着他。在他所实现的巨大而难以想象的成功中,这种冲动得到了证实。他也在自己所享受的宗教崇拜中获得了某种庄严。 但亚历山大不是一个完全被冲动左右的狂暴斗士。他对于世界尽头的追寻遵循着前沿的地理知识的指引,并且他还抱有对于完善地理认知的兴趣。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系统的、专业的准备之上的,同时还有军队人员进行辅助。“整个世界!”——虽然亚历山大的冲动如此叫嚣着,但这条路完全是铺设在客观、明智的轨道上,并且在行进过程中进行了合理的规划。总体而言,在一般的政治交往中,亚历山大按照友善或是敌对、怀柔或是惩戒、提携或是毁灭的简单逻辑,冷酷地进行着计算。 不管是出于什么冲动,也不管是通过什么手段,亚历山大都是**个人魅力的,对于马其顿人来说尤其如此,但对于其他人来说也不例外。只有这样才能成就这番连胆的想象都难以企及的伟业。由此,亚历山大也同时成了一个备受讨论的问题的典型案例——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究竟具有何种意义?扮演了何种角色?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以及历史事件?这些事情脱离了,或者说似乎脱离了人类的控制,因为它们是由如此多的人类冲动及其行为所滋养的,以至于它们不再能够被分门别类地确定出来。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们也在这个意义上更倾向于认为,个人在对历史的影响中只占有很小的比重。对历史的理论反思也主要是关注那些不可支配的、过程性的、自主性的东西,这使得历史上那些强大的个体也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而在经历了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事件之后,情况似乎有所转变,至少是对于某一事件本身来说,人们可能会更倾向于重视个人因素。而亚历山大正是一个非常好的,也许是好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说明,在世界史意义上,个人的行为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带来巨大的改变。 毫无疑问,亚历山大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比别人更高的起点:他的父亲在马其顿给他留下了一个组织严密且内部稳定的王权**;希腊的各个城邦不仅皆因旷日持久的战乱而疲惫不堪,而且在腓力二世的影响下陷入依附马其顿的状态;而伟大的波斯大帝的王国也仍在与自身强烈的解体倾向抗争;亚历山大自己的士兵即使在艰难的情况下,也表现着难以动摇的忠诚。此外,亚历山大还拥有个人才能,比如前面提到的政治上的独断力以及军事能力,使得他在紧要关头能够冷血地,几乎是本能地执行正确的选项。并且在许多危急的情况下,好运总站在他的一边,这一点在古代就已经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然而,我们前文中所提到的内在驱动力才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一种的、难以理解的、非常具体的对于神话的神往,以及与英雄们比拼的强烈欲望。刚才提到的历史机遇和个人才干也可能发生在他人的身上并助其一臂之力。但一方面具备理性规划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对神话有着好似全然生活于其中般的着迷,这完全是亚历山大的个人特质。这一点可以为亚历山大的很多行为作出解释:无论是他拒绝了波斯大帝提出的分割统治权的建议,还是他开启一场在现实意义上直至世界尽头的远征。正是亚历山大的这种个人特质推动了波斯帝国与其周边地区的完全融合,从而为希腊文明的扩张和多元化文化移入的进程创造了空间,同时,这种文化融合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希腊化时代——的开始。因此,亚历山大的身影在自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以来的历史判断中跻身首列,并不是毫无理由的——“亚历山大这个名字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除此之外,亚历山大对于整个历史判断来讲也是一个特别的挑战。他的残暴总是引起人们的厌恶,而且还将一遍又一遍地引起人们的厌恶,正如他的伟大与仁慈所带来的与将会带来的赞赏一般。我们在本书伊始提到的对于亚历山大这个人物形象的各类判断的投射更是提醒我们,在下判断时应当保持克制。判断和评价的标准和尺度往往是由历史学家们指出的,他们一再提请人们加强关注那些受时代影响的视野。他们强调在亚历山大生活的世界中,暴力逻辑与恐吓逻辑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出于自我保护,人们很难不去考虑这种逻辑,从而使得这种逻辑强烈地影响了同时代人的心态以及价值观。但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学家注意到了亚历山大的特殊性,注意到了他的某种“过火”;而亚历山大将这种倾向化,并从而再度增加了这种过火的程度。这种做法使得人们无法按照“理解即宽恕”的原则对他进行评判——尽管这种“过火”促成了难以想象的成功。在这个意义上,也恰恰是在这一意义上,历史的分化并不导致相对化。我们没有理由将自身封闭在对伟人或隐秘或张扬的崇敬之中。如果我们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转向那些被他的冲动所影响和波及的人群,转向受害者,那么,另一种评判便会浮出水面。由于我们的资料主要是围绕着英雄本人所展开,因此,与重述英雄事迹相比,本质上我们必须在另一些人群身上使用更多的历史想象力。如此,我们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召回我们的文学想象力,例如阿诺·施密特(Arno Schmidt)在他的文章《亚历山大或什么是真理》(Alexander oder Was ist Wahrheit)中对大帝身边的环境的描述。如果人们能够将主客二元同时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内,那么人们便能够从这个成功的故事中鲜活地体会到政治暴力在宽严并济的紧张关系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同时,这个故事也让我们能够衡量,或者至少能够想象,在个人的标志性的伟大背后,在这个撼动世界、改变历史的伟人身后,隐藏着的是成千上万人所遭受的苦难。 (摘自《亚历山大大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