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主体的九篇文章中，以赛亚?伯林探讨了近三个世纪以来主导欧洲历史发展的一些核心观念，追溯重要思想潮流的兴起与流变，梳理出一条从康德主义经浪漫主义到民族主义的演变脉络。书中涉及许多主题，如历史中的实在论、政治判断力、艺术的责任等。伯林指出，好的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小说家具有一种相似的才能，能够洞察具体时刻的特质和微妙关系，这就是“现实感”。这些文章展现了伯林极度渊博的学识，富有洞见，文笔酣畅淋漓。“伯林文集”版按普林斯顿第二版增订，新增蒂莫西?斯奈德撰写的序言，以及伯林本人写的《伟大的俄国评论家：V. G. 别林斯基》《**社会理论的终结》两篇文章，颇富阅读价值。

现实感（节选）

一

人们有时候会逐渐讨厌起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加分辨地热爱和仰慕一段往昔的岁月。如果他们能够选择，简直可以肯定他们会希望自己活在那时而不是现在——而且，下一步他们就会想办法往自己生活里引入来自那已被理想化了的过去的某些习惯和做法，并批评今不如昔，和过去相比退步了——这时，我们往往指责这些人是怀古的“逃避主义”，患了浪漫的好古癖，缺乏现实态度；我们把他们的那些努力斥为妄图“倒转时钟”、“无视历史的力量”或“悍然不顾事实”，多不过是令人同情、幼稚和可怜，往坏里说则是“倒退”、“碍事”、无头脑地“狂热”，而且，虽然后注定会失败，还是会对当前和将来的进步造成无谓的阻碍。
这类指责来得容易，显然也容易理解。它们伴随着“现实逻辑”“历史进程”等观念。这些观念就像“自然规律”（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看成一回事），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不可违背”的，不管人类希望或祈求什么，它们都会照常进行，其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必须调整自身以适应它，因为如果违抗就会灭亡，就像塞涅卡所写的命运女神“ ducunt
volentem［ ...］ nolentem trahunt”（“愿意的领着走，不愿意的拖着走”）。然而这种思路似乎在宇宙中预设了某种即使是用这些术语思考的人也未必接受的机制，如果他们不是研究形而上学，而是研究历史的，他们甚至可能会设法用自己和别人经验中的反面例子来反驳这种预设的机制。尽管如此，甚至那些试图反驳这种思路的人也发现他们无法完全抛弃所讨论的这些观念，因为它们似乎多少符合他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况，虽然他们也许并不相信通常被认为是这些观念之基础的决定论。
让我尽量把这点说得再明白一些。每个人无疑都相信存在一些因素，它们多半或完全在人类意识控制之外。当我们形容这个或那个计划不切实际或是空想时，我们的意思常常是，面对这些无法控制的事实或进程，计划不可能实现。这些因素各色各样：我们无法干预的自然领域，譬如太阳系或天文学研究的一般领域；我们既无法改变我们讨论的实体的状态，也无法改变它们所遵循的规律。至于各门自然科学研究的物理世界的其余部分，我们认识到支配它们的规律是我们无法改变的，虽然我们宣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改变遵循这些规律的人和事物的状态。有人认为这种干预本身也遵循规律：我们自己完全由我们的过去决定；从原则上讲，我们的行为完全可以通过计算来预测；我们干预自然进程的“自由”因此是虚假的。有的人则完全或部分地否定这点，但这与我们在这里的讨论无关，因为双方都愿意承认：我们宇宙的很大部分，尤其是它无生命的部分，无论我们愿意与否，事实上就是这么存在并自有其因果的。
当研究有知觉的存在者的世界时，我们当然地认为其中的一部分是由“必需” 支配的。首先是人与自然，即人的身体与体外世界之间的相互影响。人们假设人有一定的基本需要：对食物、**场所等维持生命起码手段的需要，也许还有对某些形式的娱乐或自我表达、相互交流的需要，等等；这些基本需要受到相对固定的现象的影响，比如气候、地理构造，以及通过经济、社会、宗教制度等形式体现的自然环境的产物，其中每一种都是物理、生物、心理、地理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能在其中发现一定的一致性，其根据是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可见模式——如柏拉图和波利比乌斯论述的那类循环模式，或者非循环模式，就像犹太人、基督徒，也许还有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奥菲斯教派的宗教经典里的那些模式。这些存在的模式和链条在各种东方的宗教和哲学里，在近代思想家维柯、黑格尔、孔德、巴克尔、马克思、帕累托以及许多当代社会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哲学家的宇宙论里，都可以发现。这些模式倾向于认为人类社会的制度习俗不仅来自人类有意识的目的或欲望；在适当承认这些有意识目的——无论是属于制度习俗的奠基者、运用者还是参与者——的作用之后，他们强调的是个人及群体方面不自觉或不完全自觉的原因，尤其强调不同的人未经协调的目的相互碰撞产生的出人意料的结果，每个人的行为都部分地出于清楚连贯的动机、部分地出于他自己与别人都不甚了解的动机或原因，导致事态发展成了可能谁都不想要的样子，然而它却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性格和行动。
根据这一观点，如果我们考虑到有多少东西是独立于人类的有意策划之外的——整个无知觉的自然王国，以它作为对象的科学根本不关心人类问题；还有像心理学、社会学这样的研究人的科学，它们假定，不管在社会还是个人的层面上，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反应和行为规则不大可能被个人意志彻底改变——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就可以对宇宙做一番描述，它的变化过程从原则上说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预测。我们自然容易受这一描述的影响，认为历史是朝着一个不可逆的方向，沿着各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发展的；至少理想化来说，历史可以被描述为体现全部规律的许多实例，这些规律描述和总结了自然存在的一致性，我们就是根据这些一致性来认识事物和人的行为。 14 世纪的生活之所以是当时那个样子，是因为它是人的
因素和非人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所达到的一个“阶段” ——当时的社会制度和习俗是一半有意、一半相当无意地因为人的需要而产生或者存留下来的。而且，因为 14 世纪的个人和社会生活是当时那个样子，所以 15、16 世纪的生活也只能是它们各自当时的状况，而不可能和别的时候，比如 3 世纪、 9 世纪或者 13 世纪一样，因为 14 世纪的存在已经使得那很“不可能”了。我们或许不知道社会进化遵循的是什么规律，也不知道在个人生活及其所属的社会“蚁丘”的群体生活之间起作用的确切因素是什么，但是我们能肯定确实存在那样的规律和因素。要证实这种认识，只要问问自己，是否认为历史能够解释一些东西——就是说，发生在 14 世纪的事对理解 15 世纪是否有影响，亦即是否承认如果我们把握了历史联系，就会理解是什么使得 15 世纪成为当时那个样子。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为什么“15 世纪里的一切大概都是 13 世纪的完全翻版” ——似乎 14 世纪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这样一种说法显得可笑。我们一开始讨论的那组概念似乎就是从这儿推出来的。存在一个模式，它是有方向的；未必是“进步”的方向，即我们不一定要相信我们正逐渐接近某个“理想的”的目标，且不论我们怎么定义“理想的”；但我们确实正朝着一个确定的、不可逆转的方向前进；留恋以前的某个阶段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好像在要求颠倒因果。我们可以羡慕过去，试图重现过去却是无视因果律。橡树不能变回橡子；一个老人大概也不能回到过去，拥有年轻人的体魄、心灵和头脑，实在地再年轻一次，就好像这么多年都没有活过一样。对过去岁月的浪漫渴望，实质上是一种取消事件“无情的”逻辑性的欲望。
一旦可能重现过去的情形，历史的因果关系就会被打破；而由于我们又不可能不用因果律来思考，所以这不仅在心理上令人难以接受，而且是非理性的和可笑的。也许有人会告诉我们，像“不合时宜”这样的说法本身即足以体现这一事实了：将某人或某事形容成不合时宜就是说他或者它并不具备当时的一般特征。如果某个史学家认为黎塞留在 20世纪 50 年代还能取得当年的成就，或者认为莎士比亚即使生活在古罗马或者外蒙古，也能写出他的那些剧作，毋需多论，我们相信这个史学家肯定大有问题。这种是什么就属于什么地方、不
能发生的就不会发生的感觉，据说蕴含了不可逆转的进程的观念，在此进程中，每样东西都属于它该属于的阶段，一旦被错误地置于错误的环境，就会“不合适”或者“不合拍”。
……

序言（蒂莫西?斯奈德） 编者前言 导言（帕特里克?加迪纳） 现实感 政治判断力 哲学与政府压制 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和19世纪的国际工人协会 浪漫主义革命：现代思想史的一场危机 艺术的责任：一份俄国遗产 康德：一个鲜为人知的民族主义源头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与民族意识 第二版附录 伟大的俄国评论家：V. G. 别林斯基 **社会理念的终结 索 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