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物品鉴与文学批评 汉代通过地方察举和公府征辟取士,所以品鉴人物的风气在社会上很盛行。曹魏继而实行九品中正制,这种品鉴的风气仍未衰退。魏晋之际,由于政治的原因,这种人物品鉴又常常同新兴的玄学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清谈玄理的社会风气。值得注意的是,人物品鉴中的一些关键词语和玄学理论中的一些重要论题,不少被逐渐引入到文学艺术的理论领域,当然也包括诗学理论的领域。其重要的论题有体性、风骨等。 1.体性论 体性,指文学作品的体裁风格与作家才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体”,是指文学作品的体貌;“性”,指作家的个性气质与才能。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说文学创作的过程是: 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 所谓“因内而符外”,强调的就是文学作品的“体”与作家的“性”之间的必然关系。文学中的体性论,与人物品鉴的社会风气有直接的关系。汉末统治集团内部宦官与外戚、官僚以及太学生的斗争异常激烈。政治斗争的发展,使东汉官方所提供的以名教定人品的观念发生动摇,而转向对现实生活中人物胆略、勇气的赏识和称颂。这种品鉴,实际上也暗含了对人格美的欣赏。曹操“唯才是举”,大胆起用一些名声不佳而有真才实学的人材。这样,就把人的价值从外在操行转到内在才性、气质和能力上,由一般的道德品评转为对个体的才性、气质和能力的分析。当时兴起的“才性说”,就是对这种人物品鉴新观念的总结。魏晋玄学的先驱刘劭,适应时代需要,在其《人物志》一书中,对人物才性做了新的分析与探讨。他重视个体性,以人的才性定人的价值,并提出循名责实的用人思想。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读〈人物志〉》中分析书中基本思想有八条,其二就是要“分别才性而详其所宜”: 凡人禀气生,性分各殊。自非圣人,材能有偏……盖适性任官,治道之本。欲求其适宜,乃不能不辩小大与同异。 就是强调才与用要协调一致。《人物志》又说: 能出于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异。 认为统治者必须要考察人的才能所长,而委以适宜的官职,以便发挥其所长。这种才性辨析的思想和方法反映到文学理论上,早就是曹丕的《典论·论文》,文中分析“七子”的才能及其创作特点和风格说: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鲜明地指出了作家才性与文学风格之间的必然联系。曹丕认为,人之禀“气”不同,才性各异,同时,“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自己的风格。所以他要求作家要“善于自见”,既懂得己之所长,又懂得己之所短,而不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陆机《文赋》也说: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