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魏晋南北朝的精魂。人们常说这是一个文学“觉醒”或者说“繁盛”的时代，但为什么“繁盛”，总是被归究到经学的衰微上。可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经学真的是文学的敌人吗？ 虽然在漫长多变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的经学接受形式有时代、个人，也有文体上的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魏晋南北朝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不仅在客观上离不开经学的支撑，在主观上也基本体现了对经学的接受“自觉”。 魏晋南北朝文学对经学的主动和多方面的接受不仅为后人提供了多姿多彩的文学范本，为我们深入理解经学内涵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更为我们如何接受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提供了深具启发性的借鉴。 我们的时代早已不应是充满批判的戾气和叫嚣“创新”的标新立异，而应是沉潜既往的深厚和厚积薄发的创造。

提到魏晋南北朝，你会想到什么？不是建功立业的豪杰，亦非为万世法的圣贤，我会想到“文学”。是的，这是一个盛产文学家的时期，曹操、曹丕、曹植父子虽贵为王侯，但其不朽的桂冠却是“诗人”；阮籍、嵇康虽因政治的高压不得舒展怀抱，但他们的形象却因不朽的文字而彪炳；陶渊明无奈躬耕于田园，却因不朽的吟唱重塑了多少后人的魂灵。在寂静无人的深夜中，魏晋南北朝文人的笔端总能唤起我们心中的柔情，文学，是魏晋南北朝的精魂。 文学阅读与学术研究，现在似乎渐行渐远。阅读文学作品强调一己的感受，情感的强烈共鸣是讨论的起点，而学术研究要求我们冷静，要客观评价研究对象。但冷静的思考，带给��的是强烈的困惑。 我们在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必然会知道学术界基本认定这是一个文学“觉醒”或者说“繁盛”的时代，但是这一特出表现常常被与所谓的“经学衰弱”联系起来。这一联系成了中国文学学科的常识，指引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走向。可是，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必然会发现，这一“常识”并不客观。 把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兴盛与经学衰微联系起来的观点，其形成与现代中文学科采取的以“审美”为核心的“文学”概念以及植根于学科建构时代的看待经学的消极态度有关。这样的“文学”概念并不符合传统追求，而对待经学的消极态度亦不利于传统文化的“活化”。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应当回到传统文学的学术生态展开更新研究，展示文学生产、文学作品与经学精神、经学文本的紧密关联，以发掘接续中华传统文化的**文脉。 其实，从经学史的角度来看，魏晋经注的勃兴是古往今来有目共睹的事实，但经注的多寡从没有能够改变魏晋南北朝获得的“经学衰弱”评价。因为，要说明经学对一个时代的影响，需要通过经学在意识形态中的地位来证明。所以通过爬梳文献，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角度说明了经学在各个时代的重要地位。提出三国经学“衰弱”的观点缺乏合理依据，而经学在汉代以来的学术“融通”潮流中仍占有指导地位。正始时期玄学的兴起并没有改变经学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地位，而正始玄学本身展现的是对经学的别样接受。西晋进行了经学制度建设，表面上加强了经学的主导地位，但当时的价值取向已经产生了变异，基本偏向于“独善其身”。在官方层面，东晋采取了多元化的倾向，但其士人却展现了经学精神的真正回归。南朝延续发展了思想的多元化，但经学是人们的基本素养，而北朝对于经学也颇为尊重，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用的目的。这样，就为经学思想进入文学生产提供了思想上的生态证明。 然后，从文论、诗歌、辞赋和“文”四个方面分别展开研究。 比较显而易见的是，从传统思想的源头来看，只有经学文论可以成为后世“重文”思想的理论来源。曹魏文论的发展，确实也就建立在对这一源头的汲取之上，对此当时文士也是有明确认识的。而正始文论的议题本就来自于经学文本，其阐释可以视为系统内部对经学精神的探索。西晋文论推崇经学要求，重视经学“文质相副”的概念，东晋文论在承袭西晋的文学理想之外，葛洪通过对文采的重视和对实用价值的坚持实现了理论的创新，但这一创新并非以文辞之美为目的，根本上是希望以文辞之美解决实际问题，所以这一创新可以在经学框架下得到定位，视为对经学文论的发展。 南北朝文论的情况则稍显复杂。宋齐文论完成了自嵇康以来的在诗歌领域对经学文论“诗言志”根本概念内涵的更替，“志”的“七情”成为了对世务的超越之“性”，文学的目的也成为了对这种超越之“性”的歌咏，这一新变要求描写的对象和工具都产生变革。在这一变革之外，沈约将文辞的声调调和作为了为“文”的基础，展现了他对经学文论基础的背弃。而通过对梁代三派文论的分析，可以认识到梁代的文学追求在于以美丽之文恰当地反映**雅致生活，他们认为这一追求是符合经学要求的。从《北史·文苑传序》可以得出北魏文学是研究北朝文风**的结论，而北魏君臣展示了偏重世用的追求，这使得他们选择了经学文论中偏于世用的理论。 魏晋诗歌是深深植根于经学之中的。建安诗歌无论是其抒写的社会生活、反映的政教意识，还是体现出来的鲜明刚健的文风都离不开经学思想和文本的有力支撑。而正始诗歌批判现实的精神来源于经学，嵇康引诗人自比，表达他的直接讽刺合于经学。而阮籍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成就了其“遥深”风格，并且他对先王圣贤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对“仁义”也有着高度的认同，说明阮籍要保护的恰恰是经学之大道。就作品而言，西晋诗歌无论在理念体现还是语言来源上都体现出娴熟的经学造诣，但内在掩藏的却大多是名利诉求。东晋诗歌的“自然观”与经学关系存在转变，在刘琨处其与“名教”有被压抑的违背之意，而体现在兰亭雅集诗作中的“自然”之道更多地被与《论语》联系起来，而陶渊明虽然不认为其“自然观”受到孔子的启发，但他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赋予了“农耕”新的求“道”意味。 南北朝诗歌也并非如传统认识的那样与经学疏离。南朝宋诗人不同的诗歌特征背后包含了对经学思想的个体理解与容纳。“达生”是谢灵运诗歌理想的开始，也是他理想的终结。颜延之的诗歌能够很好地展现他的“文章之美”和经学功底，但也缺乏儒者当有的“平定”之志。在以个人身份创作的诗歌中，鲍照常以循规蹈矩的小官吏形象出现，其情感平和而以贴近的文辞描写为特色，这和他的代言体乐府有鲜明的区别。对于“永明体”，陆厥、钟嵘反对将“声律”要求凌驾于诗歌表达“情物”追求“真美”的目的之上，与经学文论的基本精神相合，而永明“声律论”是齐代诗风转变的形式体现，诗歌社会性的压迫限制了个人情感的抒发，推动了诗歌工具性的发展，从而与经学要求产生背离。梁代诗人的诗歌主张在他们的诗歌之中得到落实，但这种成功造就的只是纸面上的“太平盛世”，终被现实击溃。北朝诗歌在思想和诗风上虽存在多元化表现，但经学诗歌理念却贯穿始终。 辞赋这一文体本有其特点，需要创作者从经学角度加以理解与容纳，而魏晋是这一容纳的重要一环。建安赋，不仅抒情赋题材的扩大体现了经学的思想，其描写也常体现经学“意识”。这种将经学意识熔铸到辞赋之中的自觉也可见于魏末西晋的大赋与抒情赋中。南朝赋基本形成了“颂美”的基调，北朝赋也多取经学为己用。 魏晋南北朝“文”的内涵及其与经学的关系都存在需要反思的观念问题。视角的不同不仅带来了评价范围的差异，也造成了阐释的差别。立足于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生产场景来看，魏晋南北朝“文”基本以社会需求为创作目的，其与经学的关系甚为密切，其立论常以经学要求为准则，其议论叙事常以经学人物为模范，其语言也常引用或模仿经学文本。 经过深入的阅读与研究，我们会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虽然在漫长多变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的经学接受形式既有时代、个人，也有文体上的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魏晋南北朝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不仅在客观上离不开经学的支撑，在主观上也基本体现了对经学的接受“自觉”。可以肯定地说，魏晋南北朝文学与经学的关系并非背反，而是主动和多方面的接受。正是这种主动和多方面的接受成就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繁盛和异彩纷呈，他们的文学实践不仅为后人提供了多姿多彩的文学范本，并且为我们深入理解经学内涵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更为我们如何批判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提供了深具启发性的借鉴。 我们的时代早已不应是充满批判的戾气和叫嚣“创新”的标新立异，而应是沉潜既往的深厚和厚积薄发的创造。路漫漫其修远兮，谨以此书与读者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