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东地区热点问题盘点 刘宝莱 刘宝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中东研究**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副会长,中国前驻阿联酋、约旦大使。【摘要】2020年中东地区热点多,难度大,疫情肆虐,美伊(朗)吃紧,部分阿拉伯**同以色列建交,沙特上层大清洗,巴勒斯坦等问题持续发酵,“伊斯兰国”兴风作浪。【关键词】中东热点问题跌宕起伏疫情严峻美伊(朗)较劲2020年,中东地区热点频仍,旧的未决,新的又起,“按下葫芦起来瓢”,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增加,成为世界热点之。故而地区危机四伏,乱象丛生,变革滞后,治理艰难,任重道远。这一年,主要有十大热点。一、疫情成灾,牵动全局中东地区已沦为世界疫情重灾区。疫情蔓延快、控制难,且呈现“长尾化”特征,抗疫成为持久战。自2020年1月底阿联酋出现**病例以来,地区**确诊人数已突破420万大关,其**卫生体系和治理手段受到严峻考验,部分战乱**抗疫形势堪忧,也门死亡率甚至接近30%。伊朗确诊病例超过了52万人,且仍以每日4000多人的病例增长;伊拉克也已超过42万人。目前,地区日均新增病例大于治愈病例,埃及、沙特有所好转,但疫情拐点远未出现。部分**在经济压力下开始“带疫解封”,导致疫情反弹。较长时间内,疫情还会出现持续反复。这对地区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而且是长期的。(一)发展受挫地区既有的经济痼疾被激化和放大,航运、旅游、会展等支柱产业遭受重创,生产活动恢复缓慢,贸易投资受阻,债务风险上升,国际油价下跌拖累产油国财政。据报道,海湾合作委员会六个成员国石油收入将减少27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地区**GDP将平均萎缩57%,地区战乱**降幅可达13%,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下降71%。 《IMF预测,中东经济增长将创50年来》,法新社迪拜,2020年7月13日电。 由于上百万外国劳务人员撤离海湾,严重影响当地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二)角逐激烈为转移国内疫情矛盾和填补美国从地区战略收缩的“真空”,地区一些**纷纷出场,或争夺地区事务的主导权或扩大影响,增加话语权。在此背景下,地区重新分化组合,出现阵营化、多元化、碎片化和“菜单式”协作。沙特和伊朗分别代表的伊斯兰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矛盾加剧,争斗升级,互不相让。双方不仅支持也门打代理人战争,而且加紧军备竞赛,扩军备战。土耳其插手叙利亚和利比亚内政,并向利比亚派遣部队,支持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政府军,对付利比亚哈夫塔尔领导的国民军,甚至向利政府军提供大批现代化武器装备。埃及支持利比亚国民军,议会通过了向利派兵决议。同时,埃及政府调解巴勒斯坦内部巴解和哈马斯之间的分歧,取得了积极进展。阿联酋国小,但不甘寂寞,搞起“地区大外交”,染指也门和利比亚事务,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拉紧同美国关系,以提高自身地位。同时,阿联酋积极涉足航天事业。2019年,阿方将一名宇航员送上太空空间站。2020年7月,阿方又在日本成功发射了一枚火星探测器。不久前阿领导人宣布,2024年将向月球发射月球车,以扩大地区影响力。以色列异常活跃,高调宣扬同部分阿拉伯**新建的外交关系;坚持反对伊朗核协议,大肆渲染伊朗威胁论,经常空袭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设施,甚至暗杀伊朗**核物理学家法赫里扎德和革命卫队高官穆斯林·沙赫丹;对黎巴嫩真主党,不时进行军事打击。二、美伊(朗)交恶,剑拔弩张从战略上考虑,美国决意将伊朗打翻在地,逼其就范,故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向伊朗施压。2020年初,美国又对伊朗核计划负责人及其领导的机构实施新制裁;对伊朗军事要员进行定点“清除”。1月3日,美国在巴格达国际机场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将军。在伊朗疫情暴发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予以“人道主义援助”,但对伊朗领导人要求美国取消制裁不予置理。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出访沙特等海湾**,力挺其继续对抗伊朗。对此,伊朗针锋相对,强势反击。为报复美国杀害苏莱曼尼,伊军向美驻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射导弹袭击,致使美军百余官兵受伤。2月11日,借纪念伊朗伊斯兰革命41周年之际,德黑兰举行盛大反美集会,谴责美国暴行,展示全民团结。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推特上用英文表示,“庞大的人群”参加德黑兰集会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一个信息,“该是放弃你的幻想的时候了。尽管我们面临挑战且存在分歧……。但8200万伊朗人就如同一个人。”2月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调展示被伊军击落的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残骸,以彰显军力,振奋人心。对美向伊提供“抗疫援助”,伊方坚决拒绝。鲁哈尼总统表示,如果美国想帮助伊朗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美国就应该取消对伊制裁。2020年4月22日,特朗普发布推特称:“已指示美国海军击沉并摧毁任何伊朗炮艇,如若它们在海上骚扰我们的船只的话。”此语一出,引起伊方强烈反击。4月23日,伊朗国防部长阿米尔·哈塔米说,伊朗武装部队一直在“用警惕的目光”密切关注全球和地区形势的发展,伊朗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同日扎里夫外长表示:“美国没有任何理由跑到距离7000千米的波斯湾来挑衅伊朗海军。”其实,特朗普此举主要是向伊朗发出警告。4月15日美国6艘舰船在海湾遭到伊朗炮艇骚扰(对此,伊方否认)和22日伊朗成功发射首颗军事卫星,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和警觉。故美方隔空喊话,敲山震虎,要伊朗“悬崖勒马”,不要“铤而走险”。其次,安抚盟国以色列和沙特。以色列、沙特对伊朗成功发射军事卫星深感忧虑,担心伊朗开发新的弹道导弹,甚至洲际导弹。因此,特朗普意在向盟国表示美国不会坐视不管。2020年6月5日,特朗普在庆祝一名遭伊朗囚禁的美国人回国仪式上,敦促伊朗就其核计划“达成大交易”。同时他提出,如果伊方在美国总统选举前协商,就会得到更好的条件。当日扎里夫外长在推特上回应说:“你走马上任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协议。……。什么时候解决这个问题取决你自己。”8月,美国又对伊朗发难,妄图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延长对伊制裁。结果,陷入**孤立。8月14日,安理会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无限期延长对伊朗武器禁运的决议草案。安理会15个理事国中仅有多米尼加共和国支持美国。对此,美国并不甘心。8月20日,国务卿蓬佩奥向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致函,正式要求启动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规定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并宣称30天内安理会将恢复以往全部对伊朗制裁措施。当晚,英国、法国和德国三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予以反对 。同时,包括上述三国在内的安理会13个**提出,美国无权“快速恢复”制裁,因为它已退出2015年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安理会对美此要求仍断然拒绝。9月20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联合国不会按美国的要求支持恢复对伊朗制裁,直到它获得安理会的许可。 美联社联合国,2020年9月20日。9月22日,鲁哈尼总统在2020年联大发表事前录制的电视讲话中感谢安理会成员国抵制美国的违法和无理要求并称,那些要求终导致了华盛顿陷入孤立。他说:“他们向客户出售了数千亿美元的武器,把我们这个地区变成了火药桶,却徒劳地试图剥夺伊朗起码的防务要求,无视国际法和全球共识,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的规定,扩大对伊朗的武器限制。”他强调说:“对世界而言,今天该对霸凌和傲慢说‘不’了。主宰和霸权的时代早已结束。”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网站,2020年9月22日。同年10月8日,特朗普政府又出新花招,对伊朗银行业实施全面制裁,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经济,或将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后果”。扎里夫外长指责美国试图“毁掉我们仅存的(在疫情期间)购买食品和药品的渠道。”他在推特上写道:“伊朗人将挺过这一的暴行。但是谋划让一个**的人口饿死是反人类罪行。”10月26日,在美大选前夕,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伊朗石油部、伊朗**石油公司及其油轮子公司实施了反恐制裁。 《美国制裁伊朗石油部、伊朗国油司及其油轮子公司》,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20年10月26日。美国财政部还将其他十多家伊朗国有能源公司及其子公司、伊朗石油部高官以及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列入了黑名单。上述受制裁对象占据了伊朗重要收入来源的很大一部分。当日,伊朗石油部长比詹·赞加内在推特上说,伊朗石油业不会屈服美国的压力。他说:“单边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石油业不会被削弱。” 路透社开罗,2020年10月26日。面对美国的威胁,伊朗继续进行导弹试验。8月20日,伊军方成功发射命名为“苏莱曼尼”的地地弹道导弹。伊国防部长阿米尔·哈塔米公开宣称:“这种导弹的射程为870英里(约合1400千米)”。他说,伊朗已拥有射程超过620海里的新型巡航导弹。鲁哈尼总统自豪地表示:“这些导弹对防御很重要,尤其是巡航导弹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将导弹射程从300公里提升至1000公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美国《消费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020年8月20日。10月21日,伊朗举行了大规模防空军演,以“彰显其军事实力”。特朗普虽离开**,但下台前仍揪住伊朗不放。近期以色列对伊朗搞的两起暗杀事件,同他脱不了干系。其目的旨在激怒伊朗,进行报复,挑起美伊冲突,进而阻止伊核协议拜登上台后“回归”。此雕虫小技,难以得逞。总之,美伊恶性互动,致使海湾上空不时战云密布,但双方均保持了一定的克制,迄未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三、部分“阿以媾和”影响地区格局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先后于2020年8月13日、9月11日、10月23日和12月10日宣布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使阿拉伯**同以色列之间的固有矛盾出现新突破。它颠覆了“阿拉伯和平倡议”确立的“土地换和平”原则,将进一步削弱阿拉伯世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集体共识,从而使中东格局增加新的变数。阿联酋、巴林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一是欲借助以色列在高科技和**领域先进经验以及犹太集团的雄厚资金,加快本国经济多元化、“后疫情时代”复苏经济和**治理;二是可“联以遏伊(朗)”,防范伊朗在两国势力坐大,尾大不掉。这对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巴林而言,更为重要;三是向特朗普示好,递上一纸“投名状”,期待特氏胜出后加倍偿还,即便拜登上台,两国也会获利。苏丹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的长期打压,使其不堪重负。在此情况下,特朗普政府通过将苏丹从美方“支持恐怖主义**”名单中移除和提供经援,把苏丹、以色列“撮合在一起”。这对急需“输血”的苏丹政府来说,“可解燃眉之急”。至于摩洛哥,早已同以色列有往来,当下只是公开化而已。值得一提的是,部分阿拉伯**改善同以色列关系,大多是领导人自上而下的政治决策,缺乏普遍的民意基础。当年,埃及、约旦同以色列建交,收回两国被以色列侵占的大片领土作为成果,普通民众都难以接受,更何况此次以色列在土地问题上并未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上述四国与以色列”握手“,均为特朗普政府一手促成,旨在达到“一石三鸟”之目的:其一,彰显其中东外交“新成就”,并力挺以色列实现地区外交突破,增强对抗伊朗力量,进而使中东“阵营化”趋势更加明显;其二,转移国内广大民众对特朗普政府抗疫不力、经济乏力和种族歧视严重的不满和指责;其三,主要着眼于总统大选,抬升选情,力争压倒拜登,胜出连任总统。但他咎由自取,“人算,不如天算”,他失败了,倒台了。四、沙特上层大清洗影响深远2020年3月6日,沙特军队出动,以“叛国罪”逮捕拘禁了现任国王的亲弟弟艾哈迈德和前王储纳伊夫等人。此事系由王储穆罕默德精心策划,且蓄谋已久。其主要原因:一是抓住时机,减轻压力。眼下疫情肆虐欧美,各国忙于抗疫。被捕的两位亲王虽在欧美影响较大,但当地更多关注疫情,无暇它顾,故对此置评甚少,媒体仅做一般报道,从而减轻了来自西方的冲击波;二是未雨绸缪,先发制人。王储耳目众多,深知王室权贵对“世袭制”大为不满,尤其是在萨勒曼国王年事已高,风烛残年,随时可能出事的情况下更为严重。故他提前动手,排除异己,扫清障碍,为顺利接班铺垫;三是控制舆论,稳定民心。突出被捕要员犯有“叛国罪”,缩小打击面,掌控媒体报道,不使事态扩大,以维护正常社会秩序。这是2020年沙特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对其政局带来一定震动,但影响有限,未造成连锁反应。五、巴勒斯坦困难重重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一味袒以压巴,致使巴勒斯坦问题更为棘手,美国推出的巴以“世纪协议”,挑拨离间,用心险恶。2020年1月28日,特朗普推出解决巴以争端的“世纪协议”,即“中东和平新计划”,激怒了巴勒斯坦人。巴方当即拒绝接受。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强调,“绝不让这个阴谋协议通过。”2020年2月11日,他在联合国安理会坚拒美国的“中东和平新计划”。他说,一个没有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领土“碎片化”的巴勒斯坦国是不可接受的。同年9月25日,他在联大的视频讲话中明确表示,全世界都拒绝了美国今年初提出的这项计划,它“背离了所有国际决议”,计划提到的巴勒斯坦国领土小得可怜。 法新社联合国,2020年9月25日电。2020年2月1日,阿拉伯联盟在开罗召开紧急外长会议。阿盟会后宣布拒绝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中东和平新计划”,支持巴勒斯坦合法权利。2020年2月4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记者会上谈及巴以问题,他表示,联合国致力于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支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基于国际法及安理会和联大相关决议、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启动和平进程,这一立场从未改变。被特朗普称之为“起草耗时近3年”的这份“世纪协议”,一改美国历届总统的主张,明显偏袒以色列,是一份彻头彻尾的亲以协议,以牺牲巴勒斯坦人的根本利益为代价,换取实现以色列的利益化。该协议规划的巴勒斯坦未来是“**”无主权,领土“碎片化”,在以色列“屋檐下”。因此,该协议是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严重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国际社会公认的“两国方案”。特朗普宣称该协议提出了“现实的两国方案”是站不住脚的:,关于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协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可分割的首都”,巴勒斯坦国未来将在东耶路撒冷部分地区建立首都。结果是在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郊区小镇阿布迪斯。对如此严肃的问题,进行如此轻率地处置,完全违反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巴勒斯坦人意愿。第二,关于犹太人定居点合法性问题。巴方一贯坚持这些定居点是非法的,并要求拆除和停建。然而,“协议”则承认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犹太人的主权,只是要求以色列在未来4年停止扩建定居点。第三,巴勒斯坦国领土。表面上,未来巴国领土面积将比现在巴实际控制的领土大两倍。但实际上,都被分割、支离破碎,而且都将分布在以色列与埃及西奈半岛交界处的内盖夫沙漠之中,土地十分贫瘠。第四,允许巴建国的条件是实现“非军事化”。这等于**没有独立主权,形同虚设,仍要寄人篱下,任人宰割。第五,所谓“投资换和平”。该协议计划投资500亿美元用于巴经济建设。当然,巴方需要发展经济。但当前的核心问题是巴勒斯坦建国。随着2020年以色列同阿联酋等四国建交,以方**工作更投向阿拉伯**,争取更多**加入此行列,以图通过“和平换和平”取代“土地换和平”的模式。当前,阿拉伯**集体对以色列的局面遭到严重破坏。以色列当局乐见其成,自然不急于与巴方恢复和谈,故巴勒斯坦问题进一步被边缘化。尽管如此,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根源性问题。中东要实现长治久安,绕不开巴勒斯坦问题。只有实施联合国有关决议和两国方案,才能解决巴以争端,实现和平共处。2020年9月7日,沙特国王萨勒曼与特朗普通话表示,沙特热切期盼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并说,这是沙特所提出的阿拉伯和平倡议的重要基点。 路透社开罗,2020年9月7日电。2020年9月9日,阿盟秘书长盖特表示,阿盟反对一切吞并巴勒斯坦领土、损害巴勒斯坦人民权益的计划,“阿拉伯和平倡议”是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全面、公正和**和平的基本方案。 熊思浩:《阿盟重申坚持“阿拉伯和平倡议”,沙特以“老办法”对待巴以问题》,载《北京日报》,2020年9月11日。同年9月24日,法国、埃及和约旦三国外长在安曼会晤,讨论中东冲突问题。德国外长海科·马斯则通过网络连线方式加入会晤。四国外长强调力挺巴以“两国方案”。 德新社安曼,2020年9月24日电。2020年9月25日,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联大视频讲话中要求于2021年初召开关于巴以冲突的国际会议。他表示,“我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开始准备”。他说:“这场会议应当拥有全部必要权限,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启动真诚的和平进程,以期结束(以色列的)占领。” 法新社联合国,2020年9月25日电。该建议值得关注,但至今尚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响应。六、叙利亚危机又起波澜叙利亚政府已控制局势,收复了大部分国土,并在伊德利卜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打通了连接大马士革与阿勒颇之间的M5战略公路。正当叙利亚政府军继续围剿其反对派武装之时,土耳其驻军出面阻挡。2020年2月27日,叙政府军对土军进行空袭,造成35名土军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对此,土方大为恼火。3月1日,土耳其国防部宣布在该省对叙军发起代号为“春天之盾”的军事行动,致使双方直接军事冲突升级。为化解危机,埃尔多安总统求助普京总统。3月5日,他率庞大代表团赴莫斯科,同普京会谈。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并规定从2020年3月15日起,俄土将对叙M4公路的一段进行联合军事巡逻。叙方表示同意。故而土叙冲突按下了暂停键。土耳其的“春天之盾”宣告结束。至今当地战事趋缓,总体形势平稳。目前,叙利亚政府正致力于两大重建任务:一是议会选举。2020年7月19日,叙利亚举行了新一届议会选举;二是恢复经济,加强基建,改善民生。叙利亚政府正在艰难地挽救遭9年内战、西方制裁和黎巴嫩金融危机连续打击的经济。世界粮食计划署说,叙利亚粮食价格过去一年增长了超过200%,是内战爆发前价格的20倍。叙利亚超过80%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 法新社大马士革,2020年7月19日电。6月14日,英国《泰晤士报》网站报道,2020年,叙利亚镑对美元的汇率从5001跌至约25001。而在内战开始前时,汇率还不到50镑兑1美元。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特朗普政府定要占有一席之地,决不让俄罗斯主导。因此,美国加大对叙利亚的制裁力度,继续在叙利亚驻军,占据油田,捞取实惠;向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提供大批武器装备并保持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联系。同时,美国拉住土耳其,破坏俄伊土联盟,对叙利亚制宪委员会设置障碍,从中作梗,影响其工作进程。七、也门硝烟依然弥漫自2020年疫情暴发后,也门哈迪政府和胡塞武装分别在辖区内积极防控抗疫,对海陆空交通进行严格管制,停止一切大型集会活动并响应联合国号召,双方停火,一致抗疫。2020年4月8日,沙特领导的联军宣布,为响应联合国秘书长及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旨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停火呼吁,自4月9日中午起停火两周。4月24日,它又宣布全面停火延长一个月。目前,沙特与胡塞武装已恢复间接谈判。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沙特对结束这场战争是非常认真的,但这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安抚胡塞组织并建立某种信任。胡塞组织官员表示,该组织已向联合国提交一份全面建议。另外,2020年4月26日,也门过渡委员会突然宣布也门临时首都亚丁和南方各省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自治。哈迪政府谴责其违反《利雅得协议》,呼吁沙特紧急干预。后经沙特斡旋,过渡委员会宣布取消其决定。 目前双方互有攻守,严重对峙,战场处于胶着状态。当地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加之疫情肆虐,广大民众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人道主义危机日益严重,尤其是儿童死亡率上升,普遍要求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振兴经济,改善民生。八、利比亚局势前紧后松2020年利比亚暴发疫情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曾一度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哈夫塔尔支持的利东部政府也采取相应行动。双方分别忙于抗疫,但战事并未平静。双方武装人员戴着口罩交战。2020年1月5日,土耳其宣布应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要求,向利比亚派遣并部署部队,引发阿拉伯**和欧洲多国强烈反对。2020年1月19日,利比亚柏林峰会召开,并发表公报,呼吁利比亚实现持久停火,重启政治进程,严格执行对利比亚武器禁运,反对外部势力对利比亚干涉。同年2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509号决议,呼吁成员国全面遵守对利比亚武器禁运。12日,安理会通过2510号决议,认可柏林峰会公报。4月27日,利比亚国民军司令哈夫塔尔宣布2015年底签署的《利比亚政治协议》失效,国民军将根据利比亚人民授权接管**政权。对此,美国、俄罗斯、法国、土耳其、欧盟等均表示反对。由于土耳其的军事干预,利比亚战场出现了有利于利比亚政府军的变化,利比亚国民军企图攻占首都的攻势严重受挫,故战场呈现胶着状态。2020年8月21日,利比亚交战双方宣布将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举行全国大选。同年11月,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此举受到联合国、欧盟和有关阿拉伯**的赞扬。眼下战事相对平静,双方政治角逐正在激烈进行,有望达成妥协,逐步进入政治解决进程。九、黎巴嫩危机积重难返2020年8月4日,贝鲁特港口区发生大爆炸,造成158人死亡,6000多人受伤。广大民众对此大为不满,出现大规模示威游行,引燃了黎巴嫩政治危机。同年8月10日,迪亚卜总理宣布政府集体辞职,但未能化解危机。黎巴嫩遭受金融风暴袭击,经济十分困难,“黎镑对美元汇率贬值幅度超过80%” 罗莎·梅内塞斯:《黎巴嫩的五大危机》,载西班牙《世界报》,2020年9月4日。。据当地金融机构估算,“黎公共债务占国内GDP的比例达150%,位居世界第三,而青年失业率达37%,整体失业率为25%。” 黄培昭、曲翔宇、李潇、丁雨晴、柳玉鹏:《黎巴嫩为何深陷治理困境》,载《环球时报》,2020年8月10日。另外,教派分权制也是造成其危机的原因之一。2020年8月30日,黎总统奥恩公开承认,黎有必要改革政治体制,并呼吁构建 “世俗**”。2020年8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曾两度访黎,呼吁黎尽快成立“特派政府,以便实施改革”。同年10月22日,黎前总理哈里里再次连任总理。奥恩总统要他迅速组建下一届政府。然而事态仍在继续恶化,经济状况日益严峻,广大民众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加之疫情严重,更是雪上加霜,致使社会动荡不安。新一届内阁面临巨大挑战和考验。此外,伊拉克政局也动荡不安,社会矛盾激化,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目前“2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每天2美元)以下,供电能力只有需求的一半,还有20%的地方未通自来水。” 参见中国外交部网站《**和组织》:“伊拉克**概况”,2020年5月,http://wwwmfagovcn。十、“伊斯兰国”(IS)仍在生事“伊斯兰国”残余势力,人还在心不死,趁疫情又蠢蠢欲动,活跃起来,主要在伊拉克西部和北部的逊尼派省份、叙利亚东部以及叙伊600千米边界沿线人迹罕至的沙漠地带活动。 埃菲社维也纳,2020年9月1日。2020年5月底,“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发言人阿布·哈姆扎·库雷希鼓励该组织成员加紧针对伊拉克政府的活动。库雷希将疫情描述为对“异教徒”的一种惩罚,对该组织来说,是“巨大的机会”。 瓦伦蒂娜·霍夫雷:《大流行为武装冲突按下“暂停键”》,智利《第三版时报》网站,2020年7月6日。眼下“伊斯兰国”着重打击支持政府的部落武装、当地官员、警察哨所、政府军;破坏地方经济重建和对流离失所人员的安置工作,并在无人区建立新的行动据点。据报道,“伊斯兰国”已制造超过430起袭击。4月份的袭击数量是1月份的两倍。5月2日,仅在巴格达就同时发生5起炸弹爆炸袭击。 马丁·格伦:《恐怖活动卷土重来》,德国《时代》周报网站,2020年5月12日。4月初,“伊斯兰国”武装与叙利亚政府军及其民兵在叙利亚霍姆斯省东部的苏赫奈发生激战,致使约30名政府军士兵和民兵阵亡。5月7日,该武装又在苏赫奈和代尔祖尔农村之间的沙漠地区发动攻势,造成11名政府军死亡。近来,“伊斯兰国”在法国的尼斯和奥地利的维也纳制造了恐袭事件。在国际上,“伊斯兰国”利用网络加大宣传力度,抨击美欧“异教徒”、种族歧视和社会分配不公,并大肆招募人员,号召各地组织重新行动起来,展开多种恐袭活动,以收复失地,恢复活力,控制更多地区。美国战争研究所的尼古拉斯·埃拉斯指出,新情况是“伊斯兰国”目前自认为已强大到可在城市实施更大规模、更复杂的袭击。“伊斯兰国”也已在人口密集区掌握了足够的本地网络,“使其可以在理想的时间,也越来越可以在理想的地点发动袭击,并且使用更大的暴力”同上。。此外,“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正在西非联手扩张。随着他们进一步扎根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近几个月来,“他们运用了更加成熟的战术,伏击军队基地,并出其不意地控制村庄。”为了避免遭到西方追踪,他们并不宣称建立“哈里发国”,而是争取时间训练,聚集力量和策划袭击,从而终针对“重大国际目标采取行动。”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20年2月22日。“伊斯兰国”上述活动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普遍要求各国要团结合作,继续反恐,以防其卷土重来。
主报告:
地区形势
2020年中东地区形势
2020年中东地区形势 刘中民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中国中东学会、中国亚非学会、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摘要】2020年中东地区形势呈现出更加混乱无序的局面,并突出表现为大国关系持续紊乱、地区力量发生另类重组、热点问题持续僵持且更加复杂、传统**与非传统**议题联动等复杂局面。从中东**的内部发展来看,中东变局发生十年来,探索转型道路,增强**治理能力构成了中东**的核心任务,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则使中东**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总之,2020年的中东地区危机是**治理危机与地区冲突并存的双重危机。冲突动荡**的民生凋敝、转型**的发展之困、热点问题的僵持无解、地区格局的混乱无序,都凸显了2020年中东地区**治理困境和地区冲突相互交织、互相影响的复杂局面。当前,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大疫情下的中东**而言,面对着远超其他地区的多重压力,协调历史遗产与现代性的关系,从依附性、封闭性发展走向自主性发展,完成**建设和治理能力的建设,无疑是其在21世纪的长期课题。【关键词】中东地区格局热点问题**转型2020年是中东变局发生以来的第十个年头。在百年未遇的大疫情和中东**内部发展危机、地区地缘政治危机的冲击下,中东地区经历了危机重重的一年。一方面,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并未缓解中东地区固有的冲突与对抗,内战、地区冲突、地缘政治博弈等危机事态持续恶化;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暴露和加剧了中东**本就积重难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进一步推高了中东**的内部风险和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一、大国关系持续紊乱近年来,“美退俄进” 相关的讨论可参见牛新春:《如何看待中东地区的“美退俄进”》,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2期,第24-27页;唐志超:《失序的时代与中东权力新格局》,载《西亚非洲》,2018年第1期。成为学界对中东大国博弈特点的基本概括,但在2020年却呈现出“美难退、俄难进”的复杂局面,使美俄在中东的博弈态势呈现“美退而不弱、俄进而不强”的态势,“美强俄弱”仍是美俄在中东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且将持续很长时间。美国尽管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但依旧是对中东事务影响力强的外部大国,美国淡出中东将是漫长的历史过程;俄罗斯不断重返中东,但主要是在战术策略层面,并没有全面主导中东地区的能力和意愿,当前和将来俄罗斯都无法成为中东的霸主;“美强俄弱”仍是美俄在中东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且将持续很长时间。当前,域外大国在中东地区竞逐的另一特点是多极化趋势的增强,除美俄欧等传统力量外,中国、印度、日本等大国在中东的��在尤其是经济存在日益增强,对热点问题的关注和参与不断增加,但其影响力尚十分有限。俄美进退乏力的状况使双方在中东的博弈,以及它们各自与中东力量的关系呈现出亦敌亦友、非敌非友的复杂局面,进而使美俄及地区力量围绕中东事务尤其是诸多热点问题的分化组合更加混乱,并导致热点问题如叙利亚问题久拖不决。 参见刘中民:《中东乱象背后的深层危机》,载《光明日报》,2020年1月10日。 2018年以来,美国相继提出从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美国还于2020年2月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和解,承诺在2021年5月前撤走美国军队,条件是塔利班停止暴力活动并与阿富汗政府进行政治对话。 参见王世达:《美国与塔利班达成初步和平协议》,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6期,第30-31页。但是,美国的撤军直到拜登政府上台仍未实现,塔利班也未停止暴力活动。又如,特朗普上台后试图加快从伊拉克撤军,但2020年初因美国在伊拉克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将军苏莱曼尼, 关于该事件可参见胡高辰:《美国击杀苏莱曼尼事件后的伊朗核问题形势》,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4期,第38-39页。伊朗以导弹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军事基地的方式对美国进行报复,美国海湾地区盟友的**威胁也不断上升。受此影响,美国撤军伊拉克的计划受到掣肘,反而不得不增兵海湾,以确保自身和盟友**。即便如此,美国的进退两难仍导致伊拉克的**局势和政府重组面临严峻挑战。 参见唐恬波:《伊拉克新总理卡迪米上台前后》,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11期,第50-51页。叙利亚局势也受到“美难退、俄难进”的影响。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俄罗斯“重返中东”的能力和意愿受到严重限制,自2017年“伊斯兰国”基本被剿灭后,俄罗斯宣布从叙利亚撤军。2018年以来,叙利亚局势陷入僵持,内部形成叙利亚政府控制中南部、库尔德人控制东北部、反对派控制以伊德利卜为**的西北部的局面,外部形成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等力量互相掣肘的复杂局面,即各方力量都无法主导叙利亚,但其核心因素是美俄的僵持。例如,在库尔德地区,正是由于美俄对库尔德力量均加以利用,但又无心、无力全面支持,导致土耳其敢于通过军事行动在叙利亚北部建立所谓的**区。又如,在2020年上半年,在叙利亚反对派盘踞的伊德利卜,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和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之间,乃至叙政府军和土耳其军队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但由于俄罗斯和土耳其均无力主导叙利亚的局面,双方不得不达成妥协,由俄土对叙政府军和反对派进行监督进而实现停火。 参见李亚南:《伊德利卜考验土耳其对叙利亚政策》,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7期,第50-51页。二、地区格局的另类重组自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发生以来,沙特与伊朗集民族、教派、地区主导权争夺于一体的对抗不断固化,双方的对抗呈现教派化、阵营化、代理人化的特点。在2020年,沙特等阿拉伯**对抗伊朗的诉求与阿拉伯世界持续衰落分化、美国极力撮合、以色列四面出击等因素相结合,导致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四个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阿拉伯**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是在搁置巴勒斯坦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的,导致巴以问题很难再成为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将更趋边缘化,阿拉伯世界的衰落和分化也将进一步加剧。在阿拉伯**和以色列走近,且沙特等阿拉伯**与伊朗对抗加剧、与土耳其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伊朗、土耳其两个非阿拉伯大国将继续通过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谋求地区话语权。(一)阿拉伯四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原因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建交,中东政治展现怎样的图景》,https://www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292318。,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阿拉伯“**主义”上升,阿拉伯在巴以问题上的共识和共同政策濒临瓦解。阿拉伯世界和阿拉伯民族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不断下降,过去的“三不”政策(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谈判、不单独与以色列媾和)已经形同虚设。近代以来,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一直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追求阿拉伯统一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另一种是追求各自利益的地方民族主义(亦即“**民族主义”,如埃及民族主义、叙利亚民族主义),这也恰恰是阿拉伯民族统一性和地方性特征并存的反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是阿拉伯**对抗以色列的思想武器,在1948年、1956年、1967年的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叙利亚作为重要的“前线**”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埃及的纳赛尔主义、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民族主义构成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阿拉伯统一运动的成果即1958-1961年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短暂统一,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但很快因矛盾分歧而解散。 参见刘中民:《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衰史:“盟而不联”的阿拉伯**》,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420641。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战败尤其是以色列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1948年后约旦控制)、埃及西奈半岛、叙利亚戈兰高地,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在阿以冲突问题上的彻底失败。埃及与以色列建交(1979)、两伊战争(1980-1988)、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1990~1991)、伊拉克战争(2003)、西亚北非局势动荡(2011年以来)等事件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不断衰落,阿拉伯世界各国民族**利益上升的**理性成为大势所趋,这是阿拉伯**日益在巴以问题上自行其是的根源所在。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建交导致埃及被开除出“阿拉伯**联盟”,埃及被阿拉伯世界孤立长达20年之久,其原因就在于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违背阿拉伯**统一的“三不”政策,但今天这种共同政策及其约束力在阿拉伯世界已经根本不复存在。 参见刘中民:《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衰史:“盟而不联”的阿拉伯**》,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420641。第二,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已经不是阿拉伯**的主要关切。阿拉伯**对巴以问题久拖不决已经心生厌倦,阿以冲突向巴以冲突演变、阿拉伯世界的持续分化、以色列的日趋右翼化、巴勒斯坦内部的严重分裂、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发生以来阿拉伯**核心关切转向自身**和发展,都导致巴勒斯坦问题久拖不决并不断被边缘化,阿拉伯**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信心严重受挫乃至濒于破灭。第三,伊朗和沙特等海湾阿拉伯**亦即阿拉伯民族和波斯民族矛盾不断上升,促使沙特等阿拉伯**寻求联合以色列对抗伊朗。以沙特和伊朗两大地区强国为核心形成的阵营化的对抗,构成中东地区格局的典型特征,其主要内容包括民族矛盾、教派矛盾、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以及双方在诸多地区热点的代理人战争或竞争,但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是双方矛盾的核心。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中东地区格局的冷战化趋势及其影响》,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2期。双方的对抗态势呈现龃龉不断但又不会直接走向战争的“新常态”。中东**日渐分化成沙特阵营、伊朗阵营和游走于两大阵营之间的**。沙特领导的海合会日益把伊朗作为重要的**威胁,对抗伊朗是沙特、阿联酋等阿拉伯**与以色列走近的重要动因。第四,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通过塑造伊朗威胁为主强化盟友关系、拼凑地区同盟体系。特朗普中东政策的核心是在继续进行战略收缩、减少投入的情况下,通过遏制伊朗整合在奥巴马时期日渐疏远的盟友关系,**强化美国与沙特和以色列的盟友关系,使其在遏制伊朗、反恐等领域承担更多任务和成本,进而增强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首先,为强化与以色列的盟友关系,在巴以问题上采取明显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并企图强推解决巴以问题的所谓“世纪协议”。其次,组建以沙特为**的反伊朗联盟即“阿拉伯版北约”,并大力支持沙特的内外政策,极力维护美沙同盟关系。(二)阿拉伯四国与以色列建交对中东政治的影响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建交,中东政治展现怎样的图景》,https://www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292318。,巴以问题很难再成为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将更趋边缘化。巴勒斯坦在巴以关系中的处境将更加艰难,尤其是将很难再寄望阿拉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统一的政策,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和伊斯兰**与以色列建交将成为巴勒斯坦无法规避的现实,其内部的矛盾也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而以色列则将在美国的庇护和阿拉伯**的默许下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第二,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关系趋向复杂化和多样化,阿拉伯世界的分化将进一步加剧。继上述阿拉伯四国之后,应有更多阿拉伯**、伊斯兰**和以色列建交,或在不建交的情况加强交往,但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关系也不会一帆风顺,可能会呈现多个层次,有部分**会相对较快地与以色列建交,部分**出于顾忌处于观望状态,也会有部分**继续与以色列对抗或僵持,但更多**与以色列建交应是大势所趋。当然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关系也不会过热,甚至部分**会处于类似于埃及与以色列的“冷和平”状态。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分化和碎片化会进一步加剧。第三,伊朗、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在巴以问题上与以色列的矛盾上升,并通过为巴勒斯坦问题代言谋求地区话语权。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一直通过反对以色列争取道义制高点,并通过支持巴勒斯坦激进力量哈马斯谋求在巴以问题上的话语权,导致伊朗与以色列的对抗不断加剧。2002年土耳其正义发展党执政以来,其外交向中东地区回归,并以支持巴勒斯坦谋求地区热点问题的话语权,导致土耳其与以色列龃龉不断。在阿拉伯**和以色列走近,且沙特等阿拉伯**与伊朗对抗加剧、与土耳其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伊朗、土耳其两个非阿拉伯大国将继续通过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谋求地区话语权。 参见刘中民、赵跃晨:《从相对疏离到权力竞逐——土耳其与沙特争夺地区领导权的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8期。第四,中东地区以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恰是中东四大主体民族的代表)为**的地区格局更加复杂。中东变局发生以来,中东地区格局日益形成以沙特、伊朗和土耳其为核心的三大阵营,以色列则成为另一特殊的力量,沙特与伊朗的对抗具有阿拉伯民族与波斯民族、逊尼派与什叶派斗争的色彩,双方在叙利亚危机、也门内战、卡塔尔断交危机等问题上的对抗日趋阵营化、代理人化、教派化, 参见刘中民、赵跃晨:《教派问题**化形塑中东地区格局——以沙特阿拉伯外交为例》,载《国际展望》,2020年第5期。双方的矛盾是中东地区的矛盾主线。而沙特与土耳其围绕传统伊斯兰与现代伊斯兰、泛伊斯兰主义领导权、逊尼派内部领导权的竞争日趋激烈,是当前中东地区矛盾的另一主线,双方围绕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卡塔尔、利比亚、非洲之角的争夺不断加剧。未来在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改善的背景下,以色列与沙特阵营走近的趋势将不断加强,这或将促使土耳其与伊朗进一步走近。三、热点问题僵持,传统与非传统**威胁叠加(一)热点问题持续僵持且更加复杂2020年,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重启新一轮制裁,伊斯兰革命卫队将军和核科学家遭定点清除,多处重要设施连续发生爆炸等一系列事件,都令伊朗陷入更加深刻的困境。 参见王雷:《伊朗在困局中寻求突围之策》,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20期,第46-47页。伊朗在进行有限报复的同时保持了极大的克制,美国也避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战争,但其复杂化突出表现为伊核协议严重倒退、伊朗国内更趋保守化等影响。在伊拉克,受2019年民众抗议浪潮以及2020年初美国与伊朗以伊拉克为战场进行对抗的影响,在马赫迪总理辞职后出现政府难产的困局,直至2020年5月才产生卡迪米任总理的新政府,疫情冲击、宗派冲突、势力复燃等使得伊拉克形势异常严峻。 参见唐恬波:《伊拉克新总理卡迪米上台前后》,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11期,第50-51页。在也门,在原有胡塞武装与哈迪政府对抗的格局下,原本与政府合作的“南方过渡委员会”在沙特与哈迪政府长期打击胡塞武装未果的情况下,开始于2020年4月自立门户谋求南方七省“自治”,并与政府军爆发冲突,这不仅使也门危机更加复杂,也使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更加严重,抗击疫情更加困难。 参见李亚男:《也门局势在疫情冲击下加速恶化》,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13期,第50-51页。(二)传统**与非传统**议题联动在中东地区,原有的内战或准内战、国际冲突等传统**危机持续加剧,且新的风险源不断增加(如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纳卡冲突以及土耳其、以色列等中东**的强势介入),恐怖主义、主义、核扩散、难民、海洋权益争端(尤其是东地中海)、水资源争夺(埃及与埃塞俄比亚等尼罗河上游**)持续加剧。其中为引人注目的当属利比亚问题与东地中海地区海洋权益争端的联动。土耳其借出兵利比亚支持西部“民族团结政府”对抗东部哈夫格尔将军领导的东部国民代表大会之机,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署东地中海海洋划界协定。这不仅与埃及、希腊等七国组成的“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产生矛盾,尤其是导致土耳其与希腊的冲突加剧,土耳其还与支持利比亚东部力量的沙特、埃及、阿联酋、俄罗斯、法国等发生对抗。 参见王金岩:《埃及与土耳其在利比亚博弈前景几何》,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14期,第44-45页;李亚男:《东地中海争端:土欧关系再承压》,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18期,第50-51页。因此,利比亚冲突与东地中海海洋权益争端的联动使东地中海地区成为中东地区又一典型的动荡源,其背后的力量和矛盾盘根错节、异常复杂。(三)恐怖主义和组织暗流涌动 参见刘中民:《国际反恐形势因疫情更趋复杂》,载《环球时报》,2021年1月7日。从表面上看,2020年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相对沉寂,但事实上却是恐怖主义在疫情掩护下暗流涌动: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相对���寂,并未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其原因在于疫情对恐怖组织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受国际社会和中东地区各国更多将人力、物力和财力转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减少反恐投入,恐怖组织尤其是“伊斯兰国”重建和复苏的态势在悄然进行,而美国受新冠肺炎疫情、大选以及在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等因素的影响,其反恐政策日趋消极和功利,也有利于恐怖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固有冲突久拖不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纳卡冲突等新的热点问题层出不穷,也为恐怖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为“圣战”分子跨国流动提供了条件。而疫情所造成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尤其是民生危机,从长期来看更是有利于恐怖组织的人员招募。受此影响,中东恐怖势力的复苏重建乃至恐怖袭击反弹的势头不容小觑。中东恐怖组织、组织尤其是“伊斯兰国”等组织重建、恐怖袭击反弹的势头不容忽视。在伊拉克,从2020年3月份开始,参与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军队陆续从伊拉克撤出,伊拉克政府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抗击疫情,都为组织的重建和反弹提供了可乘之机。据统计,2020年1月—8月,“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共制造了292起袭击事件。伊拉克西部与叙利亚接壤地区、北部和中部山区都成为“伊斯兰国”活动的重要区域。当前,“伊斯兰国”组织的技术及战术更为精进,危险系数也更大,且通过各种方式在筹措资金,重建组织。据联合国一份报告,目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成员仍多达18万人,其中有5000-6000名武装分子,其余的都是潜伏组织和同情者。 《2020年伊拉克反恐形势简析》,https://wwwsohucom/a/430687894_100080233。此外,该组织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的区域分支机构继续招募追随者的能力有增无减,通过社交网络得到了全新的支持功能。尼日利亚发生的“博科**”绑架学生的恐怖活动,也表明本土的组织也不甘寂寞,而“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和本土组织在横贯东西非洲的萨赫勒地带的活动则一直十分猖獗。当前,美国反恐政策日趋消极和功利,不利于全球反恐合作:,美国继续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撤军,尽管不同时期维持有增有减的弹性政策,但其总体趋势是继续收缩,当前伊拉克反恐形势的恶化与此密切相关。第二,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又拉又打的政策,难以实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局势的稳定,甚至不排除塔利班的分化以及南亚势力的重组。第三,美国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军的“**恐怖主义”做法,以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对以色列肆无忌惮的偏袒,置巴勒斯坦权益于不顾强势推进阿拉伯**与以色列和解等做法,都是刺激恐怖主义反弹的消极做法。第四,美国把中国的反恐、去化政策与人权问题挂钩,对中国横加污蔑和指责,事实上是把反恐与人权挂钩作为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的工具。 参见刘中民:《国际反恐形势因疫情更趋复杂》,载《环球时报》,2021年1月7日。四、中东**内部危机深重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中东2020:多重危机中的博弈与变局》,载《光明日报》,2020年12月26日。中东变局发生十年来,探索转型道路,增强**治理能力构成了中东**的核心任务,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则使中东**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就人口规模而言,中东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病规模较高的地区。疫情使状况不佳的地区经济雪上加霜,能源、航运、旅游、会展等支柱产业遭受重创。据报道,2020年中东地区**GDP将平均萎缩57%,战乱**降幅可达13%。 刘宝莱:《2020年,在不确定性中,中东地区局势呈现六大看点》,http://ksina.comcn/article_3844617568_e528356002001x4udhtml。(一)中东**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当前,中东**大致根据危机程度的不同划分为四种类型,它们在2020年均在固有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陷入了程度不等的危机,或面临不同程度的内部挑战。,受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和长期外部干预影响陷入严重冲突动荡的**,主要包括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伊拉克,它们持续处于内战、准内战或恐怖暴力泛滥、部落和族群冲突频发的状态,这些**也是当前主要中东热点问题的当事国,它们将面临战后重建、**建设和**转型的多重任务。在2020年,叙利亚伊德利卜冲突频发,美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在叙展开复杂博弈;也门原本与哈迪政府共同对抗胡塞武装,“南方过渡委员会”与政府反目,使也门的冲突更加复杂; 参见李亚男:《也门局势在疫情冲击下加速恶化》,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13期,第50-51页。利比亚东西两部分在外部干预下陷入更加复杂的拉锯战;伊拉克政府缺位数月之久才产生新政府。 参见唐恬波:《伊拉克新总理卡迪米上位前后》,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11期,第50-51页。因此,这些**内部的政治对抗和冲突与外部干预相结合,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效应,使其陷入了灾难深重的危机。第二,2019年下半年以来受第二次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冲击的**,主要是苏丹、阿尔及利亚,以及受多重叠加危机(如政府难产、民众抗议、贝鲁特港大爆炸)冲击的黎巴嫩。发生政权更迭的阿尔及利亚、苏丹仍处在艰难的政治过渡进程之中;继2019年下半年因民生危机发生民众抗议浪潮,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于2020年8月发生特大爆炸,充分反映了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在政府集体辞职后再现多次出现的政府难产。第三,以埃及和突尼斯为代表进入政治经济转型关键期的**,其形势虽有所好转,但依然远未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埃及和突尼斯也曾再次发生较大规模的抗议浪潮,但基本处于可控状态,但疫情所加剧的经济危机尤其是民生危机,仍使埃及、突尼斯作为转型阿拉伯**的代表面临严峻挑战。第四,面临转型压力的**,主要包括沙特代表的海湾合作委员会**、伊朗、土耳其等,甚至也包括国内政治极化较为严重的以色列,都面临通过改革增强**治理能力的严峻任务。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能源需求严重下降、沙特代表的欧佩克与俄罗斯进行价格战等因素,导致油价自2020年3月以来跳崖式下跌,对沙特等海湾**经济尤其是财政收支平衡产生灾难性影响。据报道,海湾合作委员会6个成员国石油收入将锐减27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GDP将平均下降71%。 刘宝莱:《2020年,在不确定性中,中东地区局势呈现六大看点》,http://ksinacomcn/article_3844617568_e528356002001x4udhtml。这对于正在推动“2030愿景”框架下经济社会改革的沙特王室无疑是****的挑战。此外,沙特曾于3月逮捕前王储纳伊夫等一批王室成员和高官,足见其内部斗争之严重;沙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甚至是受疫情所迫停止朝觐,都遭到国内保守势力的批评和阻挠。 参见丁隆:《三重风暴冲击沙特》,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7期,第48-49页;富景筠:《沙特打响价格战,俄罗斯陷低油价危机》,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7期,第44-45页。受严重疫情和国际制裁冲击的伊朗则更加困难。在2020年,伊朗进行议会选举,保守派大获全胜,改革派严重受挫,鲁哈尼政府更加困难;伊朗进行的货币改革和“抵抗经济”均收效有限,都无法改变伊朗经济持续恶化的局面。 参见刘岚雨:《伊朗在经济困境中启动货币改革》,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11期,第64-65页。此外,土耳其陷入内外交困,以色列继2019年两次大选后于2020年举行第三次大选才使政府艰难产生, 参见王晋:《暗流涌动的以色列组阁之路》,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8期,第58-59页。也表明其内政外交存在严重问题。中东**的转型之路可能仍将延宕数十年。更令人担忧的是,中东地区大国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政治与经济风险,一旦有任何一方陷入动荡或严重的危机,必将加剧地区格局的动荡。此外,2019年新一波中东变局的特点同样说明中东**转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首先,民众抗议的诉求更加系统全面,不再满足于政权更替和某个领导人下台,转而要求对**体制进行彻底变革。其次,更加明确地反对外部力量的干涉,如黎巴嫩和伊拉克的抗议都明确表示既反对西方**,也反对地区其他**的干涉。后,民众抗议教派和族群对立的宗派体系,但很多中东**又很难摆脱身份政治的困境。这一切都表明,中东**的转型之路无疑是旷日持久的过程。(二)制约中东**政治转型的主要因素从中东变局的教训看,宗教与世俗的矛盾、军人干政、地缘政治等因素对中东**转型的影响不容小觑,并将长期存在。 参见刘中民《“阿拉伯之春”十年,留下多少教训》,载《环球时报》,2020年12月11日。,从宗教因素来看,一方面宗教与世俗的矛盾仍将是影响中东**转型的重要因素,教俗两大阵营的极化对立,构成不少**社会分裂和对立的根源;另一方面,温和伊斯兰力量探索伊斯兰特色的道路,成为阿拉伯**转型的趋势之一,如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摩洛哥的公正与发展党。从根本上来看,宗教与中东**转型的关系将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各自探索符合国情和宗教特色的发展道路,但这注定是漫长过程。第二,军人干政形成中东**民主化进程中的悖论,一方面军人干政有维护稳定和捍卫世俗化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因破坏文官执政的现代民主制度而屡遭诟病。很难排除未来中东**依旧会出现军人干政和军人政变的可能性,但其形式也将更加多样,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转型表明,军方已很难进行简单粗暴的政变,而是根据民意和形势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在历史上,土耳其作为民主转型成功和世俗化为彻底的**,先后经历多次军人政变。 关于土耳其军人干政的情况详见李秉忠:《军人干政与土耳其民主政治》,载《史林》,2010年第4期,第171-173页。因此,对于教俗关系复杂、民主化程度较低的阿拉伯**而言,军人干政退出历史舞台将是一个更加漫长曲折的过程。第三,中东是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结构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地缘政治的破碎性及其导致的长期动荡,构成了影响中东**转型的重要制约性因素。首先,从阿拉伯**内部来看,复杂的宗教、教派和族群矛盾及其诱发的政治冲突构成影响**转型的重要消极因素。由宗教和族群矛盾诱发的政治冲突主要有四种类型: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从族群与**认同的矛盾看阿拉伯**的国内冲突》,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3期,第14-15页。其一是权力分割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如黎巴嫩和萨达姆政权垮台后伊拉克的族裔和教派分权结构,都使得**权力结构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其二是权力垄断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处于边缘化和弱势地位的教派与族群往往通过民主抗争的方式改变现有权力结构,如中东变局中的巴林什叶派、叙利亚的逊尼派反对派、利比亚以班加西为**的东部部落等。其三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族裔群体的冲突,突出表现为民主转型进程中少数群体的权利保障问题,如埃及基督徒科普特人问题、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柏柏尔人问题。其四是跨界族群寻求自治与独立引发的冲突,如长期困扰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四国的库尔德人问题。其次,从整个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来看,族群和教派冲突的外溢、意识形态竞争和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使阿拉伯**政治具有密切联动的特点,并对民主转型产生消极影响。当前中东地区格局中沙特与伊朗的教派对抗、 Geneive Abdo, The New Sectarianism: the Arab Uprisings and the Rebirth of the Shia-Sunni Divide, Washington DC: The 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at Brookings, 2013, pp1-8沙特与土耳其争夺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斗争、地区范围内“亲穆兄会力量”(土耳其、卡塔尔等)和“反穆兄会力量”(沙特、阿联酋等)的激烈博弈,都对中东**转型产生了消极影响。 Evangelos Venetis, The Struggle between Turkey and Saudi Arabia for the Leadership of Sunni Islam, Athens: Hellenic Foundation for European and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2014, pp5-8后,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的发展始终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影响,西方大国的军事干涉和民主输出使阿拉伯**的民主转型具有突出的外部输入性特征,加剧中东**转型的压力。在中东变局中,美欧采取了包括民主价值输送、舆论谴责与外交压力、经济制裁、军事干预在内的各种手段施加影响。西方通过军事干预进行政权更迭以及在干预过程中执行双重标准的恶劣做法,都对中东**转型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东发展之困 参见刘中民 :《三重矛盾折射中东发展之困》,载《环球时报》,2020年11月30日。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世界各地区均构成了强烈冲击,而百年来饱受磨难的中东地区更是困难重重,从2010年底以来延续至今的长周期中东变局便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东的集中表现。在中东变局爆发十周年之际,无论是处在格局转换、秩序重建中的中东地区,还是面临**建构和**转型双重使命的中东**,都面临着如何走出“百年中东之困”的历史使命。(一)历史遗产与现代性的矛盾困境首先是帝国遗产,中东地区作为人类文明发祥地,曾诞生了一系列对人类历史带来深刻影响的帝国,尤其以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该地区的核心帝国为巨,而罗马、拜占庭、俄罗斯、蒙古等外部的帝国则与中东有密切互动。帝国争霸留下的历史遗产至今仍在发挥其作用,当今土耳其、伊朗两个主要地区**的地区领导权诉求无疑与奥斯曼、波斯帝国遗产的沉渣泛起密切相关。其次是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殖民主义对中东的深刻影响不仅在于通过肢解奥斯曼帝国强加给该地区的不合理的民族**体系,更在于源自西方的理念、思想、制度等所谓现代性因素的输入,并突出表现为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对中东的深刻影响。后是中东传统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的历史遗产。尽管中东存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三大一神教,但对当今影响的无疑是中东三大主体民族(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共同信仰的伊斯兰教,而源自西方的现代性则包含了源自古希腊、罗马的民主文化和希伯来-基督教传统,因此西方现代性对伊斯兰的冲击事实上和中东地区三大一神教的“正统之争”密切结合在一起,并由此影响了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犹太文明的复杂关系。当前,无论是民族**作为现代政治单位在中东的“水土不服”,还是世俗化作为西式现代化在中东所激起的宗教与世俗的尖锐矛盾,都与帝国遗产、殖民遗产、传统文化遗产及其复杂关系密切相关。从这种角度看,中东伊斯兰**需要消解上述三大遗产,构建具有自身特色同时又吸收外来合理因素的现代性,亦即找到合适的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二)自主性、开放性与依附性、封闭性发展的矛盾困境摆脱殖民主义历史遗产,实现自主性发展是发展中**和地区面临的共性问题,但是由于中东地区在地缘上与欧洲宗主国的距离更近,中东地区冲突便于外部大国进行干预,多数**在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选择方面自主性不足,中东区域一体化和地区主义孱弱,等等,都构成了中东**发展缺乏自主性的根源。中东**的依附性发展或封闭性发展尽管有十分复杂的客观根源,但无疑与其自身的失误存在密切关系。在实现独立后,尽管中东**进行了长期的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反体系斗争, 其政治力量主要体现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民族主义和70年代以后的伊斯兰主义,但是二者都没有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开放发展的关系。例如,埃及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在其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对外依附的严重问题,如纳赛尔时期先依赖西方后依赖苏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又严重依赖美国和西方,尤其是落入西方“新自由主义陷阱”,是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在中东变局中轰然倒下的重要根源;土耳其在独立后便把西方化、融入西方作为其**战略,但在加入欧盟严重受挫后开始出现严重的身份迷失,甚至出现“双泛”思潮的沉渣泛起;伊朗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严重依赖西方,而在1979年革命后又走向“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自我封闭,这是今天伊朗发展之困的重要根源;更有甚者,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则在严重依赖西方和强烈反西方之间进行摇摆,进而陷入国破家亡的历史悲剧。简而言之,中东**至今尚未解决好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而是在依附与封闭之间进行摇摆。不仅中东**自身发展存在依附性或封闭性的弊端,中东地区也缺乏集体自力更生的地区一体化机制,其深刻的根源在于地区内部对抗、信任严重缺失和外部大国长期的强势干预,使地区合作徒有其表,甚至出现了伊斯兰合作组织“难合作”,阿拉伯**联盟“不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不和睦”的悖论,终使中东地区成为地区主义发展为薄弱、地区合作水平的地区。因此,中东**实现自主与开放的平衡,中东地区走向集体自力更生,才是中东走出发展之困的必由之路。(三)**建设与治理能力的多重困境中东民族**体系形成于一战后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肢解,民族**体系形成的外部性特征,**内部部落、宗教、教派、族群等传统组织的大量存在,使得中东民族**建设异常困难, Saad Eddin Ibrahim, Sects, Ethnicity, and Minority Groups in the Arab World, Cairo: Ibn Khaldoun Center, 1994, pp225-290**治理能力严重不足。在中东变局中,共和制**多发生政权更迭,而君主制**则面临深刻的转型压力,中东地区也成为当今世界**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严重的地区。首先,中东**亟待解决威权和民主的关系。中东变局中民众抗议浪潮的重要诉求在于民生和民主两大诉求,但发生政权更迭**的实际情况表明,由于缺乏独立的领导**和政治理念,中东**在如何建设民主方面并无具体的方案,而当前转型阿拉伯**也多数重回威权体制。其次,宗教与世俗的关系。近代以来,中东**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世俗化不断加深的趋势,但世俗与宗教的关系鲜有和谐的典范,埃及始终存在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与民族主义政权的抗争;伊朗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剧烈的世俗化之后转向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斯兰化;土耳其则在实行了百年激进世俗化的凯末尔主义之后,出现向宗教回摆的所谓“积极世俗主义”。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挑战与回应: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因此,未来中东**的政治发展无论如何都很难彻底排除宗教的影响,实现宗教与世俗的理性平衡任重而道远,更要面对遏制主义的难题。后,**与非**的关系。中东民族**建设困难,**治理能力严重不足,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东**始终处于超**与次**力量的挤压和撕扯之中。中东地区的超**力量并非地区合作层面的地区组织,而多是泛民族、泛宗教以及跨国教派、跨国族群等力量,次**力量更加复杂,包括具有地区和国际渗透和影响能力的宗教政治组织(如穆斯林兄弟会)、宗教组织(如“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和民族分离力量(如库尔德人)。超**和次**力量对**的消极影响也恰如某学者所言,“在中东,次**和超**认同与**认同展开竞争,激励着跨国运动,并限制着纯粹的****主义的行为。” Raymond Hinnebusch, Anoushiravan Ehteshami,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Middle East State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p2当前,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大疫情下的中东**而言,面对着远超过其他地区的多重压力,协调历史遗产与现代性的关系,从依附性、封闭性发展走向自主性发展,完成**建设和治理能力的建设,无疑是其在21世纪的长期课题。2020年西亚地区形势
2020年西亚地区形势 包澄章 包澄章,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受到2019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编号:2019PJC088)和“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资助。【摘要】2020年西亚地区形势呈现地区格局持续失衡、内外危机叠加的基本特征。在政治层面,苏莱曼尼事件使得美国和伊朗之间对抗扩大为直接的军队对抗。受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整个地区陷入无序状态,地区**内部各种不稳定因素被充分激活。阿联酋、巴林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标志着阿拉伯民族整体利益已让位于地区****利益;在经济层面,疫情之下的西亚**经济陷入衰退,贸易下滑、油价暴跌、境外汇款收入急剧减少、失业率攀升等,但数字经济逆势增长;在**层面,恐怖组织适时调整策略,暗中重建组织网络,加大社交媒体宣传。受地区**反恐投入减少、反恐情报收集受限、美国反恐战略调整等因素影响,伊拉克境内恐怖主义势力呈现强劲反弹态势。【关键词】西亚地区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形势2020年西亚地区形势延续了跌宕起伏的主基调。在新冠肺炎疫情和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影响下,地区格局持续失衡,内外危机叠加。西亚**面临****的挑战,转型进程受阻,**困境、发展困境与治理困境进一步凸显。一、西亚地区的政治形势在政治层面,苏莱曼尼事件使得美国和伊朗之间对抗进一步扩大化。新冠肺炎疫情激活了地区**内部各种不稳定因素,西亚**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再次凸显,整个地区陷入失序状态。2020年西亚地区政治形势呈现地区格局持续失衡、内外危机联动、地区力量阵营化对抗的总体态势。(一)苏莱曼尼事件致美伊对抗升级2020年1月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遭美军导弹袭击身亡。1月8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动代号为“烈士苏莱曼尼”的军事行动,向美国在伊拉克的艾因·阿萨德军事基地发射地对地导弹。此轮美伊对抗持续升级主要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从对抗形式来看,美伊之间从此前的间接对抗扩大为直接对抗。苏莱曼尼事件成为进入2020年以来美伊对峙的拐点,标志着双方对各自“红线”的重新划定。美国以“定点清除”的手段击杀在整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伊朗军事将领,伊朗则依据其宣称的“对等报复”原则公开袭击美国的驻外军事机构。在此轮对抗中,两国之间的对抗形式已从此前依靠代理人袭扰对方机构和人员,扩大为直接的军事对抗,双方各自突破了对方的“红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事后宣布,伊朗对艾因·阿萨德军事基地袭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这表明伊朗实施的是精准定位且保持克制的小范围袭击,既顾及了双方的颜面,也为紧张局势转圜留有余地。苏莱曼尼被美军“定点清除”,与其说是美国“极限施压”伊朗的表现,不如说是伊朗以地区军事扩张为主的“极限抵抗”触犯美国“红线”引发的恶果。此轮美伊对抗成为双方重新互探对方底线的一次较量。从对抗手段来看,伊朗对抗美国以外交和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分阶段中止履行伊核协议、制造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依靠代理人对美国及其盟友进行袭扰,是伊朗此前强硬对抗美国“极限施压”的主要手段。伊朗为突破美国的制裁和围堵,已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攻势,包括提出与海湾阿拉伯**共同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寻求与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和伊拉克等海湾**构建更加积极的睦邻关系;拓展与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关系,缓解因制裁而日益加剧的国内经济压力;加强同除美国以外的《伊核协议》其他各方的政策沟通,寻求更多的国际支持;与其他**采用本币结算或建立新的贸易结算机制等。 包澄章:《伊朗打“核反制牌”对抗美极限施压》,载《文汇报》,2019年7月8日。苏莱曼尼事件发生后,伊朗发动舆论攻势抢占道义制高点,在国内和地区渲染反美情绪和塑造自身“受害者”形象,同时通过外交手段积极拉拢支持己方的力量,增加未来谈判的筹码。2020年1月5日,伊朗政府宣布进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的第五阶段,放弃“对离心机数量的限制”,突破了核协议中后一项关键限制。在此轮与美国的对抗中,伊朗政府并未宣布退出核协议,或直接将浓缩铀丰度提高至20%,这表明加大核开发力度并非伊朗的初衷。伊朗亦释放出愿与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核协议其他各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开展合作的信号,意味着伊朗不愿因中止履行核协议而陷入外交孤立,进而承受更大的国际压力。在此轮对抗中,伊朗选择将外交和政治手段作为对抗美国的主要手段,对军事手段的使用相对克制。伊朗极力避免使局势朝着不可逆的方向演进,一旦伊朗核问题陷入不可逆转的境地,海湾**间的核竞争将加剧,其引发的核扩散风险将成为未来威胁整个中东地区**的“定时炸弹”。从对抗目的来看,寻找伊核问题解决的突破口是伊朗此轮“极限抵抗”的**目标。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主要运用经济杠杆和金融霸权等手段打压伊朗的能源、石化、金融等关键经济部门,同时调动美国的地区盟友体系来扭转伊朗因地区扩张而取得的战略优势,依靠美国的军事实力增加对伊朗的威慑,以此全方位遏制伊朗的地区生存空间。同上。伊朗民众将苏莱曼尼视为维护国内和周边**的英雄人物,苏莱曼尼之死引发了伊朗国内强硬派的强烈反弹,为伊朗政权进行全民动员,在国内形成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舆论环境提供了现实条件。伊朗袭击美国驻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更多地是通过公开展现强硬姿态来回应国内民意。苏莱曼尼事件的持续发酵,虽无法解决伊朗国内的经济危机,但有利于伊朗政权转移国内因外部制裁而不断加重的民生矛盾,进而缓解此前国内大规模抗议引发的政治危机。伊朗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召开的“德黑兰对话论坛”上提出“霍尔木兹和平倡议”,对外释放改善地区**环境的积极信号。尽管伊朗方面宣布突破核协议限制,仍为外部制裁解除后重新履行核协议留有回旋余地,体现了伊朗在“极限抵抗”中“以抵抗求对话”的基本逻辑,寻找伊核问题解决的突破口是伊朗对抗美国的**目标。(二)疫情激活地区不稳定因素2020年1月29日,阿联酋报告中东地区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此后,伊朗、黎巴嫩、以色列、伊拉克、阿曼、科威特、卡塔尔、沙特等西亚**先后出现确诊病例。随着疫情在西亚**的暴发、扩散和蔓延,地区层面和国内层面的各种不稳定因素被激活,不断冲击地区秩序和稳定。首先,疫情催化民众抗议活动。新冠肺炎疫情使得西亚**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再次凸显,激活了地区**内部各种不稳定因素。2020年3月,伊朗议会感染率一度接近10% Kim Hjelmgaard and Deirdre Shesgreen,“Nearly 10% of Iranian Lawmakers Infected with Coronavirus, State Media Reports,” USA Today, March 4, 2020,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2020/03/03/coronavirus-iranian-lawmakers-infected/4937172002/,议会被迫休会,包括议长拉里贾尼、副总统贾汉吉里、女副总统埃卜特卡尔、卫生部副部长哈里奇在内的多位高官接连确诊,高官感染新冠病毒使得政府在抗击疫情方面的威信受到削弱。疫情也凸显出地区****卫生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662%的黎巴嫩民众和562%的伊拉克民众认为,通过行贿等腐败手段才能获得更好的**卫生服务。 Georges Fahmi,“Can Protest Movements in the MENA Region Turn COVID-19 Into an Opportunity for Change?” Chatham House, April 29, 2020,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0/04/can-protest-movements-mena-region-turn-covid-19-opportunity-change疫情暴发后,西亚**实行限行、居家隔离、封城、宵禁、紧急状态、管控媒体、停运航班、停工停课等措施,政府在防控疫情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加强了社会控制。封城和停工措施导致失业率上升和物价暴涨,扩大紧急状态法使用范围造成社会压制升级,引发了民众的不满情绪。疫情在西亚地区暴发后,黎巴嫩、伊拉克、约旦、伊朗等地区**先后爆发了数轮示威抗议活动。2020年4月,黎巴嫩多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甚至有抗议者打出“死于新冠病毒总比饿死要好”的口号。其次,地区对手借疫情散布阴谋论,抹黑对手形象。利用疫情炮制和散布阴谋论,将病毒传播归咎于地区对手或邻国政府,在舆论层面攻击对手和抹黑对手形象,成为疫情期间地区**发动以疫情政治化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战的典型表现。伊朗国内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巴林内政大臣谢赫拉希德·本·阿卜杜拉·哈利法在推特上指责伊朗将病毒传播至国外,认为其“构成了一种被国际法定为犯罪的生物侵略形式”。 Nafisa Eltahir and Lisa Barrington,“Bahrain Accuses Iran of ‘Biological Aggression’, Gulf States Try to Curb Coronavirus,” Reuters, March 12,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saudi-travel-idUSKBN20Z03K伊朗方面则将新冠病毒描述为一场由美国精心策划的阴谋,借疫情强化反美宣传,将其视为来自“美国的生物入侵”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生物恐怖袭击”。 Kasra Aarabi,“Iran Knows Who to Blame for the Virus: America and Israel,” Foreign Policy, March 19,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3/19/iran-irgc-coronavirus-propaganda-blames-america-israel/沙特和阿联酋在推特使用“#卡塔尔是冠状病毒”()的话题标签,指责卡塔尔早在2015年就知道新冠病毒的存在,花费数十亿美元培育这种病毒,对沙特实施2030愿景和迪拜举办世博会构成危害。 Saoussen Ben Cheikh,“Information Warfare: COVID-19s Other Battleground in the Middle East,” Global Voices, June 10, 2020, https://globalvoicesorg/2020/06/10/information-warfare-covid-19s-other-battleground-in-the-middle-east/在一国内部,政治反对派因受制于政府封城、宵禁措施而无法动员民众上街示威抗议,转而借助社交网站散布政府抗疫不力的批评言论和疫情失控等虚假消息,对政治对手施加压力。后,疫情导致地区冲突呈现复杂化态势。疫情暴发初期,受边境封锁、跨国人员往来限制和经济停滞等因素的影响,域内外力量减少了对地区代理人的资金和物资支持,使得地区冲突的烈度有所缓和。一方面,各国忙于应对国内持续蔓延的疫情而不愿再度卷入地区冲突,防止久拖不决的战事致使遭受疫情重创的经济进一步恶化。2020年4月9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单方面在也门实施为期两周的停火,以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另一方面,代理人出于对外部稳定的资金支持的担忧,也选择极力避免冲突升级,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组织填补地区权力真空埋下了隐患。疫情期间美国大幅削减了对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资金支持和反恐资源的投入,导致2020年上半年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袭击一度呈现高发态势。(三)阿联酋、巴林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2020年8月13日,阿联酋外交部发布声明称,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进行三方通话后达成协议,同意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9月11日,巴林**通讯社报道称,巴林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三方通话后,同意巴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9月15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主持下,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在**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阿联酋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代表三国签署协议。此后,苏丹和摩洛哥先后于10月23日和12月10日发表声明,同意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使得阿拉伯地区内部与以色列关系实现正常化的**数量进一步扩大。首先,西亚地区反伊朗阵营中的阿拉伯**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意在从外交上进一步孤立伊朗。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施行以遏制伊朗为核心的中东政策,通过巩固美国在中东的同盟体系构建地区反伊朗阵营。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在加剧地区主要力量间阵营化对抗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在遏制伊朗地区扩张方面存在共同利益的阿拉伯**与以色列在地区事务中的立场趋近。阿联酋和巴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反映了地区**对美国主导地区事务意愿和能力下降的基本判断,进而通过地区内部结盟自主应对地区**威胁的考量。沙特囿于自身伊斯兰世界盟主、“阿拉伯和平倡议”提出者、1948年阿以战争参与者的身份限制,以及以萨勒曼国王为代表的老一代领导人在巴以问题上的传统立场,对同以色列建交持谨慎态度。作为沙特附庸的巴林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实际上是沙特用以试探外界反应的一种策略。对伊朗而言,其在与沙特的地缘政治竞争中终将其周边向以色列一边,将使伊朗的周边环境进一步恶化。其次,巴勒斯坦问题代表的阿拉伯民族的整体利益让位于地区****利益,使得阿拉伯**的对外政策更加注重应对伊朗地区扩张引发的**威胁。在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导致地区传统大国埃及的地位下降后,沙特、伊朗、土耳其围绕地区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伊朗的崛起引发了地区**的担忧。沙特等海合会**将伊朗视为地区首要**威胁,阿拉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团结立场因部分**对**利益的追求而瓦解,阿拉伯民族的整体利益已让位于地区**的**利益。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一味偏袒,亦为阿拉伯**与以色列改善关系创造了条件。阿联酋和巴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将进一步扩大阿拉伯各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分歧,使得巴勒斯坦处境更加艰难。阿联酋、巴林和以色列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的当天,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发表声明称,如果以色列不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允许巴人民按照各项国际合法性决议实现其充分权利,就不可能在中东地区实现和平、**或稳定。巴勒斯坦方面还召回了驻巴林和阿联酋的外交代表。 刘品然:《以色列与阿联酋和巴林在**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9/16/c_1126497857htm。后,特朗普政府急于在中东地区寻求外交突破,转移国内矛盾。在疫情形势持续恶化、“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美国国内大规模示威抗议浪潮的背景下,特朗普积极撮合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试图通过在外交上实现突破,转移国内对其政府抗疫不力的指责和族群冲突引发的社会矛盾。特朗普上任后,不断打破美国中东政策传统,使得中东成为特朗普屡屡实现外交突破的地区。“特朗普政府以纠偏和破局为关键词的巴以政策,旨在大力改善美以作为特殊核心盟友的关系,同时制造既成事实,迫使巴方和国际社会接受其维护以色列利益为内核的新版和平路线图。” 刘辰、马晓霖:《延续与调整: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5期,第52页。特朗普为遏制伊朗极力推动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也有为大选积累政治资本的考虑。二、西亚地区的经济形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西亚地区暴发后,地区**采取了封城、宵禁、限航停航等措施,各国经济不同程度地陷入停摆甚至衰退。从数据来看,2020年西亚**经济均出现萎缩(见表1)。新冠肺炎疫情对西亚地区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表12018—2021年西亚**实际GDP增长率(单位:%) 数据来源:“Syria Real GDP Growth,” CEIE, https://wwwceicdatacom/en/indicator/syria/real-gdp-growth;“Israel: Growth Rate of the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from 2015 to 2025,” 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375237/gross-domestic-product-gdp-growth-rate-in-israel/。
**2018年2019年2020年(估算值)2021年(预测值)巴林1818-5222伊朗-60-68-3715伊拉克-0644-9520以色列3535-5949约旦1920-3518科威特1204-7905黎巴嫩-19-67-192-132阿曼09-08-9405巴勒斯坦 经济数据统计范围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1214-7923卡塔尔1208-2030沙特阿拉伯2103-5420叙利亚1538//也门////阿联酋1217-6310(一)投资贸易受到严重**受疫情影响,西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下滑严重,2020年3月沙特PMI下滑至424,阿联酋PMI下滑至452,一度跌至50“荣枯线”之下。 闫婧:《财经观察:中东战“疫”大考 经济面临多重挑战》,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4/08/c_1125830257htm。绿地投资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项目80%以上的海湾产油国,在2020年前四个月并购交易额下降了71%。疫情导致西亚**工厂关闭、供应链中断和消费需求下降,地区**尤其是海湾**的投资贸易遭受严重打击。与此同时,受全球疫情影响,西亚**从中国和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量大幅下降。(二)供需失衡加速油价暴跌疫情使得全球经济活动出现****的停滞和萎缩,全球主要能源消费国对石油产品的需求大幅下降。2020年3月部分产油国的增产决定,进一步加剧了能源市场供过于求的失衡状态,导致4月布伦特原油直接跌至负值。低油价对西亚产油国的经济造成致命性冲击,沙特2020年季度石油收入同比下降24%。 COVID-19 Crisis Response in MENA Countries, OECD, June 9, 2020, p11为缓解石油收入锐减引发的财政紧张,沙特宣布自7月1日起将增值税税率从5%调高至15%。(三)境外汇款收入急剧减少西亚地区非产油国的收入很大部分来自海湾产油国的境外汇款,2019年西亚**境外汇款的GDP占比情况分别为:巴勒斯坦(163%)、黎巴嫩(127%)、也门(126%)、约旦(102%)、伊拉克(03%)。 Hagar Omran,“Remittances to MENA in 2020 to Fall 196% Due to COVID-19: WB,” Daily News Egypt, April 14, 2020, https://dailynewsegyptcom/2020/04/25/remittances-to-mena-in-2020-to-fall-19-6-due-to-covid-19-wb/国际油价下降以及产油国停工停产和封城措施的实施,导致严重依赖海外汇款的地区**陷入经济危机。世界银行估计,整个中东地区2020年海外汇款收入将缩水470亿美元,减幅达196%。 Ibid受此影响,2020年黎巴嫩经济萎缩192%(见表1)。经济濒临崩溃的黎巴嫩在实施封城等防疫措施后,货币急剧贬值,6月黎镑对美元汇率从之前的15001暴跌至50001。 Dana Khraiche,“Lebanon Vows to Stabilize Currency After Night of Angry Protests,” Bloomberg, June 12,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6-12/lebanon-protests-reignite-as-currency-plunges-on-black-market(四)疫情拖累经济转型进程新冠肺炎疫情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海湾**的旅游业、酒店业、航空业和物流业等转型支柱产业造成了严重冲击。供应链的被迫中断使得海湾**港口、仓库和保税区的货运量大幅减少。疫情过后,服务业、酒店业等非石油行业的复苏进程也将会迟于其他行业,这将成为海湾**经济多元化转型长期面临的挑战。疫情重创了黎巴嫩、阿联酋等将旅游业作为经济支柱产业或经济多元化手段的西亚**。按照原计划,迪拜2020世博会可吸引约2500万游客。如今,迪拜世博会因疫情被迫推迟至2021年举行。沙特一年一度的朝觐活动可吸引200万穆斯林游客,但2020年的朝觐活动只允许数量有限的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据估计,旅游业遭受重创的海合会**失去了40万个与旅游相关的工作岗位。 COVID-19 Crisis Response in MENA Countries, p13(五)劳动力市场受到严重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劳动力市场造成巨大冲击:首先,疫情导致地区失业率持续攀升。中东地区青年失业率高达27%,位列全球。 Ibid., p17疫情造成的经济放缓进一步加剧了青年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脆弱性。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估计,疫情导致2020年阿拉伯地区损失170多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增加12个百分点,新增贫困人口830万。 闫婧:《财经观察:中东战“疫”大考 经济面临多重挑战》,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4/08/c_1125830257htm。其次,疫情加速外籍劳工和人才流失。疫情暴发后,海合会**近半数外籍劳工被迫返回原籍国。歧视性经济纾困政策使得外籍劳工无法获得所在国公民同等的薪资补助,如沙特政府在疫情期间为私营部门被裁员的本国公民提供补助金,但外籍劳工无法享受该政策。**条件限制和收入减少也使得在海湾**工作的大量欧美精英选择返回原籍国。后,海合会**强化本土化就业政策。海合会**试图通过单方面降薪和以本国劳工代替外籍劳工的方式,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国内就业岗位骤减和经济萎缩。阿曼政府在疫情期间要求在技术领域和其他管理岗位雇佣阿曼公民,“阿曼化”就业政策导致部分在该国卫生部门工作的外籍雇员面临失业风险。沙特阿美公司在疫情期间裁员数百人,其中大多数为外籍员工。科威特则宣布计划将其移民人口占比从70%削减至30%。巴林国民议会议员呼吁,给予巴林公民在公共部门和私立教育部门工作的优先权,并将私人**机构的本国就业岗位占比提高至50%。 Huda Alsahi, COVID-19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GCC Workforce Nationalization Policies, Arab Reform Initiative, November 11, 2020, pp6-7(六)粮食**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处于严重粮食不**状态的人口有20%分布在中东地区。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称,疫情导致中东地区面临饥饿问题的人口数量增至4760万。《粮食署:受疫情影响,中东和北非地区饥饿人口或将增至4760万》,联合国,2020年5月12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5/1057132。疫情背景下,黎巴嫩、伊拉克、约旦等国境内的叙利亚难民,以及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境内的数百万流离失所者都面临粮食供应短缺的问题。也门国内1600万民众、叙利亚国内930万民众都处于粮食不**状态,依赖外部提供粮食援助。 Omer Karasapan,“Middle East Food Security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14,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uture-development/2020/07/14/middle-east-food-security-amid-the-covid-19-pandemic/多数中东**都是粮食进口国,这些**每年耗费1100亿美元进口粮食,但疫情期间粮食生产国的贸易限制措施,导致叙利亚、也门等国粮食价格飙涨,2020年4月两国“标准食品篮”环比分别上涨12%和19%。《粮食署:受疫情影响,中东和北非地区饥饿人口或将增至4760万》,联合国,2020年5月12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5/1057132。(七)数字经济实现逆势增长疫情在重创西亚**经济的同时,也给地区重塑经济体系、促进就业创业、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疫情期间,居家办公和教育使得在线经济呈现迅猛増势。沙特零售商本·达伍德(BinDawood Holding)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前十天内,电子商务销售额增长了200%。阿联酋零售商马吉德·弗泰伊姆(Majid Al Futtaim)2020年3月的销售额同比增长59%,网上订单增加了3倍。 Frank CBracco, Khalid Attalla and Omar El-Sharawy,“Accelerating Digital Adoption: How the Dual Shocks of COVID-19 and Oil Prices Are Energizing e-Commerce in the Middle East,” PWC, November 19, 2020, https://wwwpwccom/m1/en/blog/accelerating-digital-adoption-how-dual-shocks-COVID19-oil-prices-energizing-ecommerce-middle-easthtml疫情进一步加速了西亚**数字经济的转型,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数字技术的进步在改变经济形态的同时,也在改变消费者的行为偏好。2020年7月沙特民众网上购物消费总额自2月疫情暴发以来增长了约4倍,消费者网购消费品比率快速从6%飙升至55%。 景玥、黄培昭:《中阿加强数字化合作》,载《人民日报》,2020年7月9日。三、西亚地区的**形势在**层面,新冠肺炎疫情限制了西亚地区恐怖组织发动大规模恐袭的能力和条件。恐怖组织适时调整策略,暗中重建组织网络,加大社交媒体宣传。因疫情“回流”受限的武装分子滞留叙利亚、伊拉克,无形中壮大了恐怖组织的有生力量。因受地区**反恐投入减少、反恐情报收集受限、美国反恐战略调整等因素影响,伊拉克境内恐怖主义势力呈现强劲反弹态势。(一)西亚地区恐怖主义发展的总体态势从总体来看,2020年西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呈现以下几大特点。首先,恐怖组织调整策略适应新形势。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西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和反恐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地区非冲突**为应对疫情扩散实行的居家隔离、关闭公共场所、限制人员聚集、紧急状态等政策措施,以及运用生物特征识别、行动轨迹追踪等技术手段排查感染人员,增加了恐怖组织实施恐怖袭击的难度。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恐怖组织囿于自身**资源的匮乏,采取了收缩行动与借疫作乱并行的策略,在限度维系武装力量的同时,伺机招募新成员。与实力处于时期的2014年和2015年相比,2020年“伊斯兰国”发动大规模恐袭的能力严重受限,因此更多地采用简易爆炸装置、火箭弹和伏击等非对称作战方式发动袭击。随着疫情进入大流行阶段,“伊斯兰国”利用各国减少反恐投入的契机,扩大了活动范围。“伊斯兰国”以伊拉克北部和中部省份易于藏匿的山区、沙漠和村庄为据点,在当地暗中缓慢重建组织网络。有学者认为,“伊斯兰国”正在开辟“农村堡垒”,为该组织进入城市发动袭击奠定基础和提供后勤保障,“农村堡垒”附近经常埋设简易爆炸装置,以阻止**部队的清剿行动。 Michael Knights and Alex Almeida,“Remaining and Expanding: The Recovery of Islamic State Operations in Iraq in 2019-2020,” CTC Sentinel, Vol13, No5, May 2020, pp12-27与此同时,“基地”组织近年来为确保组织的整体运转,领导层中的关键人物已分散转移至叙利亚、伊朗、土耳其、利比亚、也门等国。 Bruce Hoffman and Jacob Ware,“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Challenges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TC Sentinel, Vol14, No1, May 2020, p4因此,尽管“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头目卡西姆·里米(Qassim al-Rimi)于2020年1月在美军空袭中丧生,“基地”组织二号人物阿卜杜拉·艾哈迈德·阿卜杜拉(化名阿布·穆罕默德·马斯里)于同年8月在伊朗街头遭暗杀,但是对在全球拥有约2万名武装分子、利用地区冲突暗中壮大的“基地”组织而言影响相对有限。其次,伊拉克境内恐怖主义活动强劲反弹。根据2020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见表2),全球恐袭风险的10个**中,西亚**占据3席(伊拉克、叙利亚、也门),西亚仍是全球范围内恐怖主义高风险地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冲突**,恐怖组织的活动并未因疫情而停止,恐怖组织在伊拉克境内的活动还出现强劲反弹。2020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制造的恐袭事件较上一年度大幅增加,2020年季度该组织共制造了566起袭击事件,同比上升94%; Michael Knights and Alex Almeida,“Remaining and Expanding: The Recovery of Islamic State Operations in Iraq in 2019-2020,” p14斋月期间“伊斯兰国”制造的袭击事件明显激增,整个第二季度共制造405起袭击事件。 Richard Sisk,“ISIS Took Advantage of COVID-19 Restrictions to Ramp up Attack in Iraq, Report Finds,” August 5, 2020, https://wwwmilitarycom/daily-news/2020/08/05/isis-took-advantage-of-covid-19-restrictions-ramp-attack-iraq-report-findshtml从地理分布来看,“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迪亚拉、萨拉赫丁、尼尼微、基尔库克、巴格达和安巴尔等省份制造的恐袭事件呈现高发态势。
表2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19—2020年)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9,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November 2019, p8;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0,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November 2020, p8
排名2019年2020年风险等级1阿富汗阿富汗极高2伊拉克伊拉克极高3尼日利亚尼日利亚高4叙利亚叙利亚高5巴基斯坦索马里高6索马里也门高续表
排名2019年2020年风险等级7印度巴基斯坦高8也门印度高9菲律宾刚果(金)高10刚果(金)菲律宾高再次,恐怖组织利用社交网站加大宣传力度。“新冠疫情大流行引起的动荡、不确定性和全球性焦虑,被恐怖组织视为将自身信息与疾病信息联系起来,通过加强宣传来招募成员和煽动暴力的**机会。” Arie WKruglanski et al,“Terrorism in Time of the Pandemic: Exploiting Mayhem,” Global Security: Health, Science and Policy, Vol5, No1, 2020, p122西亚**政府为控制疫情实行封城和紧急状态法等措施,限制了恐怖分子在公共场所的行动,但反过来也为恐怖分子转向网络空间、加大主义宣传提供了现实条件。疫情期间,居家隔离的青年群体接触恐怖组织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散布的误导性信息和主义内容的几率大幅上升。疫情暴发初期,“伊斯兰国”组织对新冠病毒是“真主对一切的复仇”的宣传口号,得到了全球范围内恐怖组织的回应。尼日利亚恐怖组织“博科**”头目称,新冠病毒是对“违反伊斯兰教义者的一种惩罚”;印尼的“伊斯兰国”支持者则称,新冠病毒是对巴格达迪之死的报应。 Joseph Hincks,“With the World Busy Fighting COVID-19, Could ISIS Mount a Resurgence?”“伊斯兰国”还使用加密手段在网上传播主义内容。英国战略对话研究所(Institute of Strategic Dialogue)的一项研究表明,“伊斯兰国”组织建立了一个包含9万个文件的“哈里发国缓存”(Caliphate Cache)数字图书馆,每月约有1万名访问者,大多是阿拉伯地区18—24岁的男青年,其中40%的访问量来自社交媒体。 “Click Reveals ISD Discovery of Huge Pro-ISIS Online Cac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哈里发国缓存”数据并非存储在单个计算机服务器上,而是分布在不同的加密平台和系统中,增加了**部门对恐怖组织主义宣传内容进行监测的难度。后,恐怖组织外籍武装分子“回流”受限。新冠肺炎疫情减缓了西亚地区恐怖组织外籍武装分子“回流”的速度。一方面,西亚**政府实行旅行限制、边境管控等措施应对疫情扩散,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恐怖分子的自由跨境流动;另一方面,因担忧回国后遭原籍国政府起诉或被**部门监控,相当数量的恐怖分子选择滞留冲突地区,隐匿于当地社区伺机发动袭击,或转移至其他冲突地区。据估计,疫情期间仍有1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活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并在两国间小规模地自由行动。 《联合国反恐副秘书长:2019冠状病毒危机凸显消除恐怖主义威胁方面面临的挑战》,联合国,2020年8月24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8/1065232。美国国务院2020年1月估计,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约有14万—18万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Michael Knights and Alex Almeida,“Remaining and Expanding: The Recovery of Islamic State Operations in Iraq in 2019-2020,” p23(二)疫情下的西亚地区反恐形势疫情之下,西亚地区反恐形势面临新变化,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地区**减少反恐投入。在经济受到疫情重创的背景下,西亚各国将主要资源用于抗击疫情和经济复苏等方面,减少反恐投入成为疫情背景下西亚**尤其是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冲突**的现实选择。受油价下跌、政府更迭、民众抗议浪潮、教派冲突、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等因素的影响,2020年伊拉克反恐行动受限。伊拉克政府将原有的反恐资源转移至应对疫情和维护社会稳定上,大量军队、**部队人员转而投入到抗击疫情的行动中。伊朗受国内疫情蔓延、美国追加制裁的影响,也被迫缩减海外军事力量,地区反恐行动被搁置导致恐怖组织乘乱复苏。第二,疫情影响反恐情报收集。恐怖组织盘踞的山区、沙漠和农村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部落长老通常是反恐行动倚重的本地情报资源。例如,也门的部落长老反对“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暴力意识形态,依靠个人权威限制部落成员参与恐怖组织的活动,在限制当地恐怖组织的影响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Mick Mulroy, Eric Oehlerich and Amanda Blair,“COVID-19 &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Institute, January 21, 2021,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covid-19-conflict-middle-east老年人的新冠肺炎感染率高于其他年龄段群体,疫情蔓延扩散至**资源和卫生基础设施匮乏的冲突地区后,年长的部落长老感染病毒的风险明显高于年轻人,而年轻人通常又是恐怖组织招募的主要对象。疫情对冲突地区的部落社会结构造成了冲击,部落领导权威的丧失为恐怖组织利用权力真空招募成员和发动袭击提供了可能,也使得反恐行动在情报收集、遏制主义蔓延等方面面临挑战。第三,美国反恐战略调整推动地区反恐格局演变。特朗普时期,“伊斯兰国”实体溃败是美国在西亚地区反恐的标志性成果。至此,美国反恐战略的**从境外反恐转向境内反恐。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战略和国防战略均强调**间的战略竞争,美国全球战略的**逐渐从反恐转向大国竞争。在此背景下,2020年3月,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开始陆续撤离伊拉克,对部署在伊拉克的联军部队进行整体缩编,并将反恐任务移交给伊拉克军方。受此影响,西亚地区反恐面临外部支持有限、内部能力不足、反恐资源匮乏等现实挑战,恐怖主义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第四,疫情加剧社会不满情绪,滋生暴力和主义。疫情期间失业等经济社会危机引发的挫败感、焦虑感和孤独感,疫情蔓延、反复和隔离措施造成的**感和归属感缺失,因政府抗疫不力、经济衰弱和政府腐败激增的民众不满情绪,为恐怖组织招募成员提供了心理基础,成为地区反恐的又一大挑战。疫情导致引发西亚北非局势动荡的各类社会积弊和民生问题再次叠加爆发,社会不满情绪以示威抗议活动和街头暴力形式宣泄,经济低迷、治理失败、腐败猖獗等现实问题仍是引发社会动荡和滋生暴力和主义的风险因素。西亚**普遍面临的发展之困、治理之困仍是地区反恐需要解决的根源性问题之一。2020年北非地区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