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及秦汉时期的有字文物，主要包括甲骨、青铜器、简牍、帛书、汉画像石、陶器、玉器、金银器等。而其中时代特色的，又是商周的甲骨和青铜器、战国、秦汉的简牍和帛书，以及汉画像砖石，本书所选取的34种文物主要出自这五类。 全书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文字，向大众普及有趣有料的历史知识，旨在科普一般人不知道的历史冷知识、颠覆一般人都知道的历史滥知识。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神秘古蜀】 神秘奇幻的青铜面具、人头、人像、神树，三星堆文化究竟是何方文明？ 近日，四川成都举行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通报提到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其中已出土金面具残片、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让这个尘封的神秘古国再一次走入公众的视野。对于“三星堆遗址”这个名字我们并不陌生，它曾出土大量风格诡异、震撼人心的青铜面具、人头、人像、神树，其中那件高达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像，还是同时期世界上青铜人物雕像。 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 1929年，广汉县中兴乡真武村的农民燕道诚父子在宅旁沟渠底部发现了一个玉石器坑。燕家附近的一个小山旁有个大半圆形弯曲地，好像一轮明月，在当地被称作月亮湾；月亮湾南边较远处有座小山，其中有三个小圆丘，在当地被称作三星堆，取“三星伴月”���义。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对三星堆、月亮湾一带进行大规模发掘，发现三星堆本是人工土台，周围分布着12平方公里的同时期遗址，遗址围绕着边长约1.8公里-2公里左右的堆土城墙。[[1]] 这一系列遗址被称为“三星堆遗址”，其中期位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又被归入“宝墩文化”；第二期与第三期系从期发展而来，时间跨度约为前2000年—前12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王朝时期，也是整个三星堆遗址辉煌和灿烂的时代。而考古学意义上的“三星堆文化”，正是以三星堆遗址二、三期为代表，此时三星堆古城已进入青铜文明时代，并成为整个川西平原的**都邑；第四期位于商末周初，又被归入“十二桥文化”。[[2]] 三星堆文化举世瞩目的，还是在于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1986年7月，三星堆遗址发掘了一号大型祭祀坑，其中出土了铜器、金器、玉器、琥珀、石器、陶器共420件，以及骨器残片10件、象牙13根、海贝62枚和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3]] 同年8月，又在一号大型祭祀坑附近20米处发现了二号大型祭祀坑，其中又出土了铜器、金器、玉器、绿松石、石器共1300件，以及象牙器残片4片、象牙珠120颗、虎牙3根、象牙67根、海贝约4600枚。[[4]] 神秘的青铜文化 神秘奇幻的青铜面具、人头、人像、神树，即来自于这两个祭祀坑的出土。[[5]] 在三星堆出土的二十多件青铜面具中，的一具高72厘米、宽132厘米，小的仅有手心大，在耳朵旁和额头部位有方孔，但明显不是给人佩戴，而是用来镶嵌在高大的立柱上或佩戴在泥塑的神像脸上的。 它们的形制基本相同，都是高鼻、刀眉、阔嘴、立眼、方下巴，雄浑厚重，摄人心魄。面具文化在中国古代乃至世界不少早期文明中都广泛存在，古人认为面具是神灵、灵魂寄居之所，或者是神灵、权位的象征，是沟通人与神的一种媒介。 器主有特色的又是一件青铜戴冠纵目面具，该面具宽77.4厘米，高82.5厘米，与其他面具区别是，其双眼如同柱子般突出眼眶，双耳向两侧过度伸展，额头上还镶嵌一件高68厘米的夔龙形装饰物。 双眼、双耳被如此夸张地塑造，当与古人对感知世界的眼睛、耳朵的崇拜有关；在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各种青铜眼形器，都是用于固定在祭祀场所的。夔龙形装饰物则对青铜面具赋予更强的神性，其他面具可能也有这部分装饰，不过可能脱落损毁了。 这样的面具形态，让人联想到《华阳国志》中描述蜀侯蚕丛“其目纵”，以及《山海经》中“人面蛇身”且“直目正乘”的烛龙神，过去一般不能理解“目纵”“直目”的含义，现在通过这种青铜纵目面具，我们就能一目了然了。 至于出土的57件青铜人头像，从面目来看与青铜面具基本相似，但大小与真人头部相当，大约描绘的都是戴面具的人像，其中还有4件戴有黄金面具的，这又让人想到《周礼》中“黄金四目”的逐疫驱鬼职官方相氏。 令人惊艳的还是高达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像，它是同时期世界上的青铜人物雕像。 整个立人人像由人像与底座两部分组成，其中人像高1.72米，底座高0.9米。人像头戴太阳纹冠，身穿三件上衣，身上有戴饰，其中手又被塑造得特别大呈抱握状，赤足站于梯形底座上。可能反映的正是在祭台上的国王或者大祭司，它抱握的可能是一种环状的法器，也可能只是一种祭祀姿态。尤其注意的是他的衣襟“左衽”，这是与中原“右衽”是不同的。 三星堆二号坑还出土了8棵大小各异、造型相近的青铜神树，的一棵高达3.95米，是同时期全世界的单件青铜器。 神树由底座和树组成。底座呈穹窿形，像一座神山；神山上的树干上镶嵌着一条头朝下的龙，还有树叶与果实，果实上站着飞鸟。在《山海经》中也记录了天地正**的建木，群神通过建木来上天下地。古人认为神住在天上，所以需要通过高山与大树来沟通天上人间，那么青铜神树与建木一样，都是古人心中的天梯。 那神秘诡异的三星堆文物，明显迥异于中原文明，那么，它们究竟是何方神圣缔造的呢？网上有不少文章有一些耸人听闻的结论，比如说“三星堆是域外文明”“三星堆是《山海经》所在地”，甚至说“学者隐瞒了三星堆发现”“三星堆是外星文明”，等等。 其实，关于三星堆文化的性质，学者早有定性。 整体来说，三星堆文化的根基系土生土长，但很大程度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三星堆遗址期尚无明显地方特色，而从第二期开始文化则进入了质变阶段，这实际上就是来源于商周文明的影响与刺激。比如这一时期的青铜尊、罍的形制和花纹，明显就是模仿商文化青铜器铸造的；玉石器中的牙璋、戈、琮、瑗等也为本地模仿或中原传来；陶器中的盉来自二里头文化，陶器纹饰中的重菱形纹、云雷纹等也系来源于商文化。[[6]] 为什么会有“三星堆是域外文明”的说法？常见的一个证据是，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具之类金器，是同时期中原文物中未曾见过的器型，反而带有异域文化的特点，表明三星堆文化与中西亚文明有交流。其实，即使我们认同这种黄金器具来自域外，也不能证明整个三星堆文化来自域外，毕竟金器不能代表三星堆文化的主要面貌。 在甘肃礼县秦公大堡子山秦公墓葬中，出土文物中令人瞩目的是就是金器，因为20世纪90年代的疯狂盗掘，不少金器已经流亡海外，其中有不少金饰片和一对金箔包裹镶嵌于木上的金虎。[[7]]韩伟先生认为：“这些黄金很可能来自黄金产地的河西走廊或阿尔泰地区。这推测如成立，则秦人大约在公元前8或9世纪即与西域甚至西亚交通贸易了。”[[8]]虽然学者承认金器系西方外来，但也没人会认为秦人和整个秦文化系外来。 至于三星堆与《山海经》，如前所述，如“纵目”等文化标志，的确是有一定联系。但这种联系，也仅仅是一小部分的相似。《山海经》本就是一部巫术性质浓重的书，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话，这也是大家公认的。既然三星堆古国是个宗教神权浓厚的国度，那么与《山海经》避免不了有相似之处，但关系基本也不大。 至于说“学者隐瞒了三星堆发现”，那更是无稽之谈了。而说“三星堆是外星文明”，那是高估了三星堆的文明水平。其实，不管三星堆文化还是良渚文化，之所以吸引学者和大众的关注，良渚文化还已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重要的还是其独特的文化面貌，而不是它自身的文化有多发达，甚至可以说它们在中华文明发展序列中并非主流。因为它们并没有**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文字的发明。 总之，三星堆文化既非横空出世，也非来自中原，更非来自域外。它是在吸收中原夏商文化的基础上，并充分发扬了自己的本地特色，从而建立起了独树一帜的文化面貌。 文献中的古蜀国 这个神秘的三星堆古国，究竟是什么人建立的**？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考古资料，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发现表明族属身份的文字资料。 汉代的《蜀王本纪》和晋代的《华阳国志》倒是记录了上古时期四川一带的古蜀国历史，从延续时间和地理方位来看，三星堆古国可以认为是古蜀国中的一部分。 虽然《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成书较晚，内容基本不能作为信史对待，但也反映汉晋人对古蜀国的历史记忆，并可以通过考古资料进行辨析。[[9]] 据《华阳国志·序志》，汉魏时蜀地人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阳成衡、郑廑、尹贡、谯周、任熙等八人都作过《蜀本纪》。不过流传至今的只有扬雄的《蜀本纪》（即《蜀王本纪》），但也并非完本，仅有明清学者从古文献引文中勾稽出来的二十余条内容。 扬雄是两汉之际有名的大学者，一生著作颇丰，天文地理、文学历史、语言文字无一不通，他编写的《蜀王本纪》收录了汉代的蜀地传说，也更侧重于神话怪异之事。 据《蜀王本纪》，古蜀称王的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四代，长达三万四千年之久，当时民众扎着椎子一样的发髻，穿着交领的衣服而前襟向左掩，也即“椎髻左衽”。他们不懂文字，没有礼乐，还没有进入**阶段。不过，也有一个版本说蚕丛、柏濩、鱼凫三代称王各数百年，国王都得道成仙而去。 总之，关于古蜀建国的历史，汉人就已经不甚了解了，也无怪后来李太白会发出“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之感。 后来又有个叫杜宇的男子，从天而降，他娶了一位叫利的女子。女子的出身也很传奇，是从井里冒出来的。杜宇自立为王，号为望帝。百余年后，楚地有个叫鳖灵的人，他也有奇怪的经历，淹死在长江后，尸体漂浮到蜀国又复活，他被望帝任命为国相。 当时蜀国玉山发大水，在鳖灵的主持下，洪水方得治好。而望帝却私通了鳖灵妻子，他非常羞愧，自认为德行不如鳖灵，干脆把**让给他。望帝离去时正好有杜鹃悲鸣，所以蜀人听见杜鹃叫就会思念望帝。 鳖灵继承望帝后，号为开明帝。到第五代时为帝尚，大约帝尚时**衰弱，不得不开始取消帝号，继续称王。后来开明王与秦惠文王在褒谷相遇，秦王赠给开明王一筐金子，而开明王回赠给秦王的礼物却都化成了土。秦王大怒，大臣却认为，这是秦国要得到蜀地土地的标志。 后来秦惠王果然确定了伐蜀的战略，但蜀地道路比较崎岖，行军比较艰难。而且，蜀国还有五位天降的大力士，他们力大无穷，能够搬运蜀山。 于是，秦惠文王让人铸造五头石牛，并将黄金置放在牛身后。蜀人见到，以为石牛能够排泄黄金，于是报告给开明王。开明王就派五丁力士带着一千人，拖着石牛运回蜀国，力士所过之处道路都被开辟。 但让开明王没想到的是，秦国相邦张仪、将军司马错等沿着金牛道接踵而至，开明王与秦军作战失败，退守武阳后终被俘，古蜀国也就灭亡了。秦灭蜀之事在《史记·秦本纪》《张仪列传》等文献亦有记录，发生在前316年，当然经历没有这么传奇，其实是古蜀国真正见诸信史的开端。 关于五丁力士还有一个传说，据说蜀国武都有山精化为美貌女子，被开明王娶为妻，后来山精病死，被开明王厚葬。于是秦王知道开明王好色，就献美女五人给蜀王。 蜀王派五丁力士去迎接美女，回来经过梓潼时，见到一条大蛇进入山洞，一位力士拽蛇尾不动，五位力士共同拽，结果山崩下来压住五丁，五丁踏地大呼，五位秦女与迎送者跑上山，结果都化为了石头。开明王等候她们不来，亲自为她们建造坟墓，并在墓前修建万石来纪念。 《蜀王本纪》对于古蜀国的记载给人怪力乱神、荒诞不经之感，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实际上也是汉代蜀地原汁原味的民间传说。虽然它并不雅驯，但却贵在真实。如果对其弃之如敝屣，反而会毁弃古人文化遗产。 后来西晋蜀地人常璩作《华阳国志》，记录了4世纪中叶以前西南地区的历史，其中《蜀志》中也收录了古蜀国史。常璩删改了一些神话故事，尽量使其走向正史化，但也不可避免受到《蜀王本纪》影响，留下蚕丛“其目纵”等奇异记载。 其实，从三星堆遗址及之后的金沙遗址考古看，古蜀国确实长期处于神权政治的氛围中。[[10]]过去在三星堆祭祀坑就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面具、人头、人像、神树，以及现在新发现的金面具残片、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等，这些实际上都是古蜀人用于宗教祭祀的器物。 我们发现其中有些形制也能与《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记录对应，如若干青铜面具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立眼纵目，而一座被认为是国王或大祭司的青铜大立人像也正好是左衽的打扮。 《蜀王本纪》认为，古蜀国与华夏的交通晚至战国秦惠文王时；《华阳国志》却认为，古蜀国由黄帝的支庶建立。而从三星堆考古看，一方面，三星堆文化的根基确系土生土长，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而另一方面，三星堆文化又是广泛吸收中原夏商文化而形成，甚至可以说正是受到夏商文明影响和刺激才发生质变。 之所以会有《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这样的内容，王明珂先生认为，三星堆遗址代表着被遗忘的过去，《蜀王本纪》代表着汉晋蜀人对过去的失忆，而《华阳国志》又代表着他们强调华夏认同。[[11]] 总之，在古蜀国早期文献匮乏的情况下，《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仍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1]] 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研究院编：《解说三星堆》，巴蜀书社2014年版，第10页。 [[2]] 《解说三星堆》，第15-20页。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4]] 《三星堆祭祀坑》，第158页。 [[5]] 以下文物信息主要参考《解说三星堆》，第69-94页。因目前三星堆遗址还在发掘，故数据以已经发掘完毕的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为准。 [[6]] 曹玮、秦小丽：《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的关系》，载三星堆博物馆、中华殷商文化学会编：《夏商周文明研究·五：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138页。本书有较多论文探讨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三星堆文化明显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是广大学者的共识。 [[7]] 礼县博物馆、礼县秦西垂文化研究会：《秦西垂陵区》，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2页。 [[8]] 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文物》，1995年第6期。 [[9]] 可参见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10]] 可参见河北博物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神奇古蜀——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 [[11]] 关于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史料演变的内涵，详情可参见王明珂：《弟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第四章，中华书局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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