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二十九个细节 我阅读汪曾祺三十年,或者说,研究汪曾祺这二十年,写了一些文章,但更多的是搜集到不少有关汪曾祺的细节。细节总是充满活力,它不一定非得指向什么,但细节就在那里,人们听到或者看到,多半会莞尔一笑。这里我撷取二十九则,算是对这位可爱的老头儿离开我们二十周年的纪念。 一 记得有一年去汪先生家,先生拿出湖南吉首的一瓶酒(包装由黄永玉设计)给我们喝,席间汪先生说老人有三乐:一曰喝酒,二曰穿破衣裳,三曰无事可做。当时我们才三十多岁,对这三乐也没有什么理解,但是回家我记在了本子上。如果不记下,早就忘掉了。如今回忆这句话,又多了些况味。 二 **散文理论家、苏州大学教授范培松曾给我说过一个笑话,此笑话是作家陆文夫在世时说的。陆文夫多次说:“汪老头很抠。”陆文夫说,他们到北京开会,常要汪请客。汪总是说,没有买到活鱼,无法请。后来陆文夫他们摸准了汪曾祺的遁词,就说“不要活鱼”,可汪仍不肯请。看来汪老头不肯请,可能还“另有原因”。不过话说回来,还是俗语说得好,“好日子多重,厨子命穷”。汪先生肯定也有自己的难处。 “买不到活鱼”,现在说来已是雅谑。不过汪曾祺确实是将生活艺术化的少数作家之一。 三 汪先生的小女儿汪朝给我说过一件事。汪朝说,过去她的工厂的同事来,汪先生给人家开了门,朝里屋喊一声:“汪朝,找你的!”之后就再也不露面了。她的同事说:“你爸爸架子真大。”汪朝警告老爷子,下次要同人家打招呼。下次她的同事又来了,汪老头不但打了招呼,还在厨房忙活了半天,结果端出一盘蜂蜜小萝卜来。萝卜削了皮,切成滚刀块,上面插了牙签,边上配了一碟蜂蜜。结果同事一个也没吃。汪朝抱怨说,还不如削几个苹果,小萝卜也太不值钱了。老头还挺奇怪,不服气地说:“苹果有什么意思?这个多雅。” “这个多雅”,也许这就是汪曾祺对待生活的方式。 四 有一年到汪先生家去,汪师母说了一件趣事。说前不久老汪酒喝多了,回来的路上跌了一跤。汪先生跌倒之后个感觉就是看能不能再站起来,结果站起来了,还试着往前走了几步。“咦!没事。”汪先生自己说。回到家里,汪先生一个劲地在镜子前面左照右照,照得汪师母心里直犯嘀咕:“老汪今天怎么啦?是不是有什么外遇?”七十多岁满头银丝的汪师母说完这话,哈哈大笑,那个开心。其实汪先生是照照脸上皮有没有跌破。 五 听过一件事。说某文学青年偶然认识了汪先生,之后就到先生家中拜访。这是一个痴迷得有点癫狂的青年。他为了能每日聆听教诲,索性就住到了汪宅。汪宅的居所不大,他于是心甘情愿睡地下室,这样一住就是多日,每天一大早就举着一把牙刷上楼敲门。有一次他还带来了儿子,老头儿还带着孩子上街去买了一只小乌龟。可是“这个青年实在是没有才华,他的东西写得实在是不行”。每次他带来稿子,都要叫老头儿给看。老头儿拿着他的稿子,回头见他不在,就小声说:“图穷匕首见。” 汪老头认为青年从事的是一种较艰苦的工作,很不容易。可他确实写得不好,每次带来的稿子都脏兮兮的。汪老头儿终于还是无法忍受,他用一种很“文学”的方式,下了逐客令——**大早,青年又举着牙刷上楼敲门,老头打开门,堵在门口。一个门里,一个门外,老头儿开腔了:“一、你以后不要再来了,我很忙;二、不允许你在外面说我是你的恩师,我没有你这个学生;三、你今后也不要再寄稿子来给我看。”讲了三条,场面一定很尴尬。我听到这个“故事”时是惊悚的,出了一身冷汗。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青年现在也是半个老头儿了。希望曾经的青年读到此则,不要见怪,因为我们都爱这个老头儿,对吧? 六 得到一个重要的细节。一个重庆的记者,有一年因采访一个重要节日的稿件,访问一位九十五岁高龄的叫章紫的老人。临走时老人找出一本旧影集给记者翻翻,记者竟看到章紫与汪曾祺的合影,一问,原来他们是1935年在江阴南菁中学的同学。记者于是接着采访。章紫说,她有个好朋友叫夏素芬,是一个中医的女儿,汪曾祺对夏素芬有点意思。高二有天上学,他们一进教室,就看见黑板上有人给夏素芬写了一黑板情诗,不是新诗,是旧体诗,是汪曾祺写的。汪曾祺跟大家一起看,看了之后,他自己把黑板擦了。 后来,夏素芬在江阴沦陷区,章紫在重庆读书,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汪曾祺给章紫写了很多信。后来章紫妈妈知道她跟一个苏北男生在通信,还警告说:“你爸爸不喜欢苏北人,他知道了,会不高兴的。”通信的大多数内容已无法回忆,但信里面有两句话,章紫一直记忆犹新。章紫说:“有一次他在信里写了一句,我记得很深,他说,‘如果我们相爱,我们就有罪了’;还有一次是他的信里后写了一句‘握握你的小胖手’。当时我手胖,班上的同学都知道我的小胖手。”章紫说:“‘小胖手’这句我记得,是因为我的信多,看了就随便搁在桌上,同寝室女生看了,看到那一句,大家都觉得好笑。” 20世纪80年代,一次章紫去北京,到汪曾祺家里做客。章紫说:“他爱人施松卿跟女儿在家。他很会做菜,做菜时他悄悄跟我说:‘当年学校的事儿,不要多说。’我想说的就是他跟夏素芬的事吧。” 汪先生在世时曾说过,想写写自己的初恋,可是觉得人家还在世,如果写出来,是不是打搅了别人平静的生活?于是不愿意写。 七 1957年“鸣放”,汪曾祺在单位的黑板报上写了一段感想:我们在这样的生活里过了几年,已经觉得凡事都是合理的,从来不许自己的思想跳出一定的圈子,因为知道那样就会是危险的。他还给人事部门提意见,要求开放人事制度,吸收民主党派人士参加,说“人事部门几乎成了怨府”。 1958年“鸣放”,他写了小字报《惶惑》,说:“我爱我的**,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又说,“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 八 又得到一个细节,依然很重要。一个叫陈光愣的老人,写了一篇短文《昨天的故事》。陈光愣1958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被划为一般右派分子,分配到沙子岭农科所之后,与汪曾祺在一个政治学习小组,后期又与汪同宿舍住。陈光愣回忆:1959年,在农科所一次学习大会上,领导传达**文件,提到提出不当**主席,以便集中精力研究理论问题。传达完毕,汪曾祺忽然语出惊人,怀疑地说:“是不是犯了错误?”弄得四座为之失色,不知如何往下接话。幸亏在边远的张家口沙岭子的农科所,没人出来发难。所领导愣了一会儿,岔开话题,说:“大家的思路统一到党的指示的思路上来。”敷衍了过去。 真不知道汪老头儿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冒出这么一句奇怪的话来。也可能人在比较高压的政治环境下面,反而会说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话来。后来我见到汪朗,把上面这个细节说给汪朗听。他笑着说,老头儿政治上比较幼稚。 九 2003年到北京,一次与汪朗喝酒。大家喝得开心,都多喝了点。之后有人提议到老头儿的蒲黄榆旧居坐坐。因人多,在书房里散坐,汪朗坐在地上。大家说话,汪朗说,“文革”时,他妈妈(师母施松卿)在新华社做对外翻译。一次开会无聊,她下意识地在一句主席语录下面打了一个问号。等清醒过来,赶紧到厕所冲掉,可是还是害怕,老是怕有人监视她,过了很久也好不了。一回,汪先生中午喝了酒,撸起汗衫,躺在床上,拍着肚皮哼京剧。正哼着,头顶上的电棒管子一头忽然掉了下来,也没完全掉,另一头还插在电棒盒子里,还撅在那儿晃呢!老头儿也不管,继续哼。汪师母说:“你还不把汗衫放下来,上面有人监视你呢!” 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次汪曾祺没事,去北京大学找过去西南联大的同学朱德熙。朱德熙不在家,等了半天,也没有回来。只有朱德熙的儿子在家里“捣鼓”无线电。汪坐在客厅里等了半天,不见人回,忽然见客厅的酒柜里有一瓶好酒,于是便叫朱的半大的儿子,上街给他买两串铁麻雀。而汪则坐下来,打开酒,边喝边等。直到将酒喝了半瓶,也不见朱德熙回来,于是丢下半瓶酒和一串铁麻雀,对专心“捣鼓”无线电的朱的儿子大声说:“这半瓶酒和一串麻雀是给你爸的。——我走了哇!”抹抹嘴,走了。 到了1987年,汪曾祺应安格尔和聂华苓之邀,到美国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他经常到聂华苓家里吃饭。聂华苓家的酒和冰块放在什么地方,他都知道。有时去得早,聂华苓在厨房里忙活,安格尔在书房,汪就自己倒一杯威士忌喝起来。汪后来自己说:“我一边喝着加了冰的威士忌,一边翻阅一大摞华文报纸,蛮惬意。” 十一 20世纪70年代,汪老头儿还不是老头儿,住在三里河一带,老邻居后来对汪朗说:“总是看到你妈脚高高地跷着看外文书,而你爸——在那儿炒菜或干活!”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老头儿博得文名,有一次酒后狂言:“你们可得对我好一点,我将来可是要进文学史的。”几个兄妹都大为惊奇,异口同声说:“你——老头儿?别臭美了!” 十二 人们都说汪曾祺平和,其实他骨子里是很狂的。汪先生写作是极其认真的。一次汪师母在桌上说:“他都是想透了才写。”这时汪先生接话:“我就要写出同别人不一样的才行。别人看了,说:‘这个老小子还有两下子!’”又说:“刘绍棠那样的小说,我是写不好的。” 汪朝在桌上说,老头儿写《大淖记事》时,家里没地方给他写东西,老头儿总是想好了,然后像一只老母鸡,到处找窝。找到窝,下了蛋,才安静下来。汪朗说,他想好了一篇东西,总是吃睡不安,要写出来才安定。汪朝就说:“老爷子又有蛋了。” 十三 20世纪80年代初,《钟山》举办太湖笔会,从苏州乘船到无锡,万顷碧波,大家忘乎所以。宗璞和几个女作家在船上各打着一把遮阳伞。船快到无锡,汪曾祺忽然给宗璞递过半张香烟盒纸,上面写了一首诗:“壮游谁似冯宗璞,打伞遮阳过太湖。却看碧波千万顷,北归流入枕边书。”宗璞非常高兴,多少年后都记得这首诗。 这样的游戏之作,是需要捷才的。可以说,汪曾祺是有才子气的。所以后来才有人说,汪先生是“后一个士大夫”“中国当代后一个文人”。这些说法,在汪曾祺身上都能得到印证。 十四 汪曾祺好像跟**没什么关系。他给人的印象是飘逸、雅致、冲淡。其实,老头儿是食人间烟火的,而且有的时候还很幼稚、天真,见出其可爱。 “为了你,你们,卉卉,我得多挣钱!” “我要为卉卉挣钱!” 每每读到这两句话,我都要从内心里发出微笑。这句话出自汪曾祺的美**书。1987年汪应聂华苓和安格尔夫妇之邀,到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在美生活了三个月,其间他一共写回家书二十多封。在美期间,汪接触到世界各地的作家,眼界开阔,心情舒畅,“整个人开放了”(汪家书中语)。汪自己说“我好像一个坚果,脱了外面的硬壳”。汪说上面这番话的缘由是台湾的出版社要出他的小说集,《联合报》也转载了他的小说《安乐居》《金冬心》和《黄油烙饼》等,这些都是要以美元来付稿费的。他在信中说:“我到了美国,变得更加practical (实际),这是环境使然。”之后就说了以上这番话。这里的“你”,是他的夫人施松卿;“卉卉”,则是他的孙女。 汪在这两句话中,充满了兴奋、自负,甚至还有一点点自豪!人都似乎有点飘飘然了!自信得有点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这些话不像出自汪曾祺之口。 十五 说汪老头儿参加饭局之后的舞会,跳起来还挺有风度,不愧在西南联大“潇洒”过几年。有时舞场上有几个姿色出众的女性,老头儿都会心中有数。有一回王干将其中的一位请入舞池,在人丛中跳了一圈,回来坐在老头儿身边,老头儿虎着脸说:“你刚才跑哪儿去了?”王干笑说:“别看老头儿不动声色,美女会引起老头儿的注意呢,眼睛的余光瞄着呢!” 有次老头儿酒后,兴奋劲还没过去,走到酒店大堂,见迎宾小姐在那儿站着,老头儿走上去,带几分顽皮,将胸一挺,模仿了一下,说:“应该这样站着。”将人笑翻。 偶尔老头儿开会带着老伴,老头儿就不敢这么嚣张,要收敛得多。稍有出格,便会被老太太训斥。老头有一次偷偷地说:“你们以后开会,可别带着老婆。——带着老伴出差,比赶一头牛还累!” 十六 1989年汪曾祺给《工人日报》的一个全国工人作家班讲课。让他讲的题目是“小小说的创作”,他对此没有多大兴趣,就给学员讲文学与绘画的关系。有**,还带来自己的一幅“条幅”,是一枝花,朱砂花朵三二朵,墨叶二三片,一根墨线画到底,右题一行长条款:“秋色无私到草花。”有个河北籍的女学员嘴快,看了一眼就说:“空了那么多,太浪费,画一大束就好了。”汪先生哈哈大笑,仿佛那个女生的话一点没有扫他的兴。有个男同学问:“能不能给我?”汪老头儿抬头看看,问:“处对象了吗?”“谈了。”“那好,就拿走吧,送给女朋友,这叫‘折得花枝待美人’。” 十七 1989年汪曾祺和林斤澜受邀到徽州游玩,当地安排一个小青年程鹰陪着。第二天一早,程鹰赶到宾馆,正好汪先生已经下楼,正准备去门口的小卖部买烟,程鹰跟了过去。汪先生走近柜台,从裤子口袋里抓出一把钱,数也不数,往柜台上一推,说:“买两包烟。”——程鹰说,他记得非常清楚,是上海产的“红双喜”牌。卖烟的在一把零钱中挑选了一下,拿够烟钱,又把剩下的一堆钱往回一推,汪先生看都没看,把这一堆钱又塞回口袋,之后把一包烟往程鹰面前一推:“你一包,我一包。” 晚上程鹰陪汪、林在新安江边的大排档吃小龙虾。啤酒喝到一半,林斤澜忽然说:“小程,听说你有一个小说要在《花城》发?”程鹰说:“是的。”林说:“《花城》不错。”停一会儿又说,“你再认真写一个,我给你在《北京文学》发头题。”汪老头儿丢下酒杯,望着林:“你俗不俗?难道非要发头题?” 十八 看苏叔阳写汪先生。苏叔阳说,一次他和汪老在大连开会。会上发言中,苏叔阳讲了“骈四俪六”的话,顺口将“骈”读成“并”,还将“掣肘”的“掣”读成“制”,当时会上,谁也没有说什么。吃晚饭时汪先生悄悄塞给他一个条子,还嘱咐他“吃完了再看”。他偷偷溜进洗手间,展开一看,蓦地脸就红了,一股热血涌上心头。纸条上用秀丽的字写着:“骈”不读“并”,读“片”的第二声;空一段,又写:“掣”不读“制”,读“彻”。苏叔阳说他当时眼泪差一点流出来,心中那一份感激无以言说。回到餐桌,苏叔阳小声对汪先生说:“谢谢!谢谢您!”汪先生用瘦长的手指戳戳他的脸,眼中是顽童般的笑。 十九 汪先生次见到铁凝,走到她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头发也没有呀!”铁凝后来说“仿佛我是他久已认识的一个孩子”。 铁凝在《汪老教我正确写字》里写道,1992年汪先生到河北参加《长城》笔会,其间铁凝拿自己的新书送给汪先生。汪先生看了她在扉页上的签名,对她说:“铁凝,你这个‘铁’的金字旁太潦草了,签名可以连笔,但不能连得不像个金字旁了,是不是?”铁凝后来说:“除了父母,还没有人能这样直率地指出我的毛病。” 二十 陈国凯曾说过,20世纪80年代,一次在湖南开会。在餐厅吃饭时,一个老头子已在那里吃了,面前放着一杯酒。主会人员向他介绍汪曾祺。汪先生看着他,哈哈一笑:“哈,陈国凯,想不到你是这个鬼样子!” 陈国凯是次同汪曾祺见面,觉得这个人直言直语,没有虚辞,实在可爱,也乐了:“你想我是什么样子?” 汪先生笑:“我原来以为你长得很高大,想不到你骨瘦如柴。” 二十一 高晓声1986年和汪先生广州、香港之行同住一室。汪先生随身带着白酒,随时去喝。1992年汪先生去南京,高晓声去看他。汪先生将他从头看到脚,找到老朋友似的指着高的皮鞋说:“你这双皮鞋穿不破哇?”鞋是那年高晓声去香港时穿的那双,汪曾祺居然一眼认出来了。 二十二 1991年汪曾祺参加云南笔会,同行作家李迪,戴个大墨镜,被高原太阳晒得够呛,**下来,摘下眼镜,脸都花了,只有眼镜下面的一块是白的,其他地方都是红的。汪先生见了,说:“李迪,我给你八个大字:‘有镜藏眼,无地容鼻。’” 二十三 同龙冬、央珍夫妇到汪先生家,汪先生同我们谈到顾城。他说,1988年他在香港见到顾城同谢烨,谢烨怀孕了。汪先生对顾城说:“谢烨好像怀孕了似的。”顾城说:“怎么‘似的’,就是怀孕了。” 对顾城杀妻自缢,汪先生想不通,说:“太过分了点。”又说,“其实他们在那儿生活挺艰苦的,一个月50美元。” 汪先生见到央珍就很高兴,总是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女孩”。汪先生说龙冬“找个藏族老婆”,一副挺羡慕的样子,又好像后悔自己年轻的时候怎么没找个少数民族的老婆。 二十四 有一回到汪先生家,汪先生在煮什么东西,有点怪怪的味道。师母说:“老汪在煮豆汁。”她说,“我们一家子都反对,你去闻闻,又臭又酸。”汪老头儿说:“我就吃。”又说,“梅兰芳那么有钱,还吃豆汁呢!” 二十五 同龙冬、央珍到汪先生家去,见到汪先生坐在客厅的沙发里,没有开灯,较暗。师母施松卿开的门,我进去先摸了一下汪先生,之后我掏烟给他,他说:“我现在不怎么抽烟了,**也就10支左右。”我见汪先生气色不好,脸不如以前黧黑中透红,而是黧黑中透紫。我即问先生:“身体如何?”先生说:“不太好,去年到医院,本来做手术,手术前进行身体全面检查,发现肝有问题。”我进一步问:“什么毛病?”先生说:“我也说不清楚,毛病多呢!转氨酶也高,不过不太高。”我见先生没有信心,我心里真难受。人是要老的,人老了真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呀。 二十六 同龙冬到汪先生家,汪先生特高兴,去时他正睡着,起来,穿着睡衣走出来,一手拧我的脸,一边说:“怎么好像刚洗过海水澡?”我昨天刚从蓬莱回来,是在那洗了海水澡,还到长山县去了。长山是海岛,比较美。大海是咸的。怪了,汪先生怎么知道我刚洗过海水澡? 汪先生兴致特高,我们从室外(客厅)谈到室内,到汪先生的书房。汪说,吴宓胡子长,两边永远不一样。因为吴宓胡子长得特快,左边刚剃完,才剃右边,左边又长出来了。还说吴宓满脸是胡子,只有鼻尖上那么一点点不长胡子。 二十七 1996年12月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在北京召开,我那时在北京工作,请了许多作家吃饭。吃完我们赶到京西宾馆,出席作代会的北京代表团的汪先生和林斤澜都住在这里。我们找到汪先生住的楼层,他的房间门大敞着,可没有人,房间的灯都开着,就见靠门这边的台子上,有好几个酒瓶和一些乱七八糟的杯子摆着。那些酒,除白酒外,还有洋酒。汪先生人不知道跑哪儿去串门了。我们在房间里站了一会儿,又到走廊上来张望。没过一会儿,汪先生踉踉跄跄地回来了,一看就已经喝高了。他见到我们,那个热情啊!招呼“坐坐坐坐”,之后就开始拿杯子倒酒,“喝一点,喝一点”。他去拿个洋酒瓶,我们本来晚上已经喝过,再看他已经喝高了,还喝个啥?于是抓住他的手说:“不喝了不喝了,我们喝过了。”只坐了一会儿,便匆匆离开了。 二十八 江苏的金实秋先生编了一本《汪曾祺诗联品读》。金先生真是功莫大焉,他不厌其烦,那么有兴趣,到处去找,搜集了这么一个东西,把汪曾祺的点点滴滴(当然肯定还有遗失的)进行了梳理,编了厚厚的一本书。通过那些诗联,你发现汪先生是有捷才的。肚里有,又反应很快。真如黄庭坚(山谷)说秦少游的,“对客挥毫秦少游”。汪先生是可以“对客挥毫”的。 二十九 近有两首汪曾祺的逸诗被发现。其中一首是我不久前去高邮发现的。几个朋友在湖边的渔村吃饭,席间高邮的柏乃宝对我说,他有一个熟人,知道汪曾祺有才,结婚时请汪先生给画幅画。汪老头儿欣然同意,没几天,老头儿叫来拿。画上是一片湖面,泊着船只,在画的一角,汪给题了四句诗: 夜深烛影长, 花开百合香。 珠湖三十六, 处处宿鸳鸯。 “珠湖三十六”,高邮人都懂的。说高邮湖原有三十六珠湖,后来水大,漫成一片,遂成高邮湖。这首诗没有一字提到祝福,但处处体现了祝愿之意。意境之美,无以言说。得到的人和看过的人,都感到十分地温暖。我原以为金先生的《汪曾祺诗联品读》已收,回来之后,我查遍《汪曾祺诗联品读》和《补说汪曾祺》两书里的每一篇,都没有这首诗,看来肯定是逸诗无疑了。 这些细节能说明什么呢?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细节总是迷人的。我想,读者自会有自己的理解,是不需要我在此多说的。我呈上这些,只是为了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