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水长,惠泽百川
——漆门学记
有缘投于漆侠先生门下为徒,实乃我人生一大幸事。今天,我能执教于大学讲堂,从事史学研究,离不开先生的引导。而先生一生执着学术的精神和百折不摧的傲骨正气,更成为我行走世间的路标和楷模。
初识
初识漆先生是1981年的事。那年秋天,中国农民战争史年会在母校陕西师大历史系召开。孙达人老师作为办会方负责人,将系里七七级的许多同学调动起来,协助会务,我也被安排在其中。当年中国农战史还是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一大批重量级的学者长期都活跃于这一领域。看到参会者的名单,我们学生都很兴奋,因为虽读过大多数人的论著,却没有机会谋面。
报到那天,各路名家纷至沓来,真可谓冠盖云集。其中漆侠先生十分引人注目——他属来宾中的高个子,戴着眼镜,清癯有神,谈吐爽朗,带有浓重的山东乡音。以前,听课时了解过一些漆先生关于农民起义的观点,也知道“文革”中《光明日报》批判过先生“让步政策”的观点。为写论文曾拜读过他著的《秦汉农民战争史》,但印象深的���是《王安石变法》,文笔犀利,分析深刻,是书荒时代少有的好书。
会议期间,我接触漆先生的机会不多,只是在会场上听到先生充满个性的发言,也知道先生当选为理事长,照相时位居前排正中,作为一介学生也清楚其中的分量。会后,同学们议论所见各位学者风采,其中谈到多的一位便是漆侠先生,我自然对先生心存敬意。不过老实说,当时只是聊到了漆先生,尚未联想到其他方面。但这次见面,却成为我以后投师的机缘。
入门
1984年,我工作两年后获准考研,寻觅导师时很自然便想到漆先生。于是斗胆报考了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当时,已大致了解到国内宋史研究的重镇有三处,一处在北京大学,一处在杭州大学,还有一处便是河北大学。河北大学倒不是名气很大,却因漆先生及其研究室而享誉史林和学界。
初试成绩通过后,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赴河北大学参加复试。再度见面时,先生和蔼可亲地询问了一些情况,我在回答完问题后,也赶忙提及那次农战史会议上的事情,先生听罢爽快地笑了,说:“好啊,愿意学习就好,来了后要多读书。”还聊起抗战期间在陕西的见闻,并特别打趣地说:当地人吃饭不讲究,主食之外,就一盘辣子和一盘醋。交谈之下,我既感到温暖,也放下了心。
说句实话,与当下的大环境相比较,当年确是读书做学问的好时光,想必大多数人都同意我的看法。那时,****重视教育,社会崇尚知识,外界及学校干扰又少,师生更为心静。特别是招生严格,录取人数不多,导师遴选的条件也很严,大多是有相当成就的专家,这就保证了培养的质量。我入学前,漆先生门下只有三位弟子,三位学长外就是我们四位新生,总共七位研究生。就规模人数而言,比现在许多导师带的博士生还少。当时,先生身边还有助手高树林、郭东旭两位老师,另外就是办公室和资料室的两位工作人员。
宋史研究室坐落在河北大学南院东面一处平房院内,是旧时河北省委的地方,环境相当安静。研究室有不少图书资料,先生自己的许多书也拿来供大家使用,像浙江书局刊本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宋会要》等等。不久又重金购置了台湾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这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的大陆还比较少见,许多大学图书馆也无力添置。先生每天必来,往往还是早就到,写作之余,常找我们谈学问聊天,气氛十分融洽。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熟悉了漆先生率性刚直、爱憎分明的性格,也大概了解了先生的学术经历。先生的传统史学功底极为雄厚,文献史料常常信手拈来,但印象更深的还是博大的眼界和深厚的理论素养,谈学术话题总能从大处着眼,看问题极其深刻。这些都可从先生的论著,特别是百万言的皇皇巨著《宋代经济史》中得到说明。先生早年入西南联大求学,抗战结束后进入北京大学随邓广铭先生读研究生,是当时北大的高材生。20世纪50年代初,漆先生到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成为所长也是**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助手。以后因政治风波及性格耿直的原因,才被迫离开该所,调入天津师范学院,也就是后来的河北大学。
回忆研究生三年学习,真是有苦有乐。记得那时除了主要由先生授课外,高树林老师也讲过元代经济史的课,再就是先生请来一些名家友人作报告,印象较深的有首都师大的宁可、山东大学的田昌五、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方行和历史研究所的王曾瑜等多位先生。我与同门大多数时间都在自己看书,有时为了寻找史料,还常泡在北京图书馆古籍部,住在便宜的地下室里,吃着方便面。那时我有些鲁莽、胆大,时常为一些问题打扰先生,先生总是循循善诱,使我醍醐灌顶、如沐春风。就此大致掌握了史学研究的方法,算是初入门径。
说起来惭愧至极。大约在1986年下半年时,漆先生询问我毕业去向,当时我还孑然一身,就回答随便去哪里都行。隔了几日,高老师便找我谈话,说漆先生打算留我在身边,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因为能继续受到先生指教,做宋史研究必有前景,并为能被先生看中而多少产生了一些虚荣心。
事有凑巧,次年寒假回家,家人、同学给介绍了一个本地高校的对象。那时自己年轻不懂事,热恋中只考虑与女友的关系,返校后便向先生说出反悔的决定。先生刚直傲骨的性格是学界出名的,听了我的话非常生气。以后高老师多次劝我留下来,我也清楚这是先生的意思,虽然深感内疚,但仍未能改变主意。毕业前,先生不计前嫌,为我联系工作,给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张岂之先生写了**信。现在想起来,我确实伤了先生的心,但先生以父辈的宽厚原谅了我。
就这样,我怀着十分歉疚的心情离开了河北大学,告别了恩师漆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