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青铜时代 公元前2000年 虽然相关的文献资料相当丰富,但目前中国没有保留下真正意义上的青铜时代的原件物证。可供我们参考的文献本身就互有出入:根据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通史,中国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852年,然而文字记录本身却是从公元前6世纪才开始的,因此在这之前的时代只能半作历史、半作神话地去理解。这种情况在另一本重要的参考资料中更为突出,它就是宋徽宗时期的《宣和博古图》——一本记录公元前20世纪前艺术作品的艺术史图本。这本图录一直到12世纪初才编纂完成,但在这本1119年至1126年印刷的图本上描绘的器物早至商代,也就是说,它收录的器物年代比本身出版的时间早了近三千年。 除此以外,《宣和博古图》中的插画多是线条画。器物上的一些浮雕��于风化或氧化已经变得不甚清晰,较难辨别,但在插画中却都以轮廓鲜明的线条表现出来。与此相比,墓冢中出土的汉代陶器和唐代铜镜的线条都极为粗糙,几乎没有艺术修饰,图样也是寥寥几笔的勾勒,而非细腻的刻画。因此,图录中器物上的纹样是经过宋代画家辨认后细细描摹出来的,与真实的铜器或石器绝非完全相同。所有保存至今的唐代以前的古老铜器上,表面的浮雕大多较为模糊;而图录中器物上的各种动物和其他纹样装饰都清晰可鉴,二者完全不同。因此图录中所绘的部分装饰细节并不具备权威性,许多研究者也不以为然。 本书不会照搬全本文献古籍,而是尝试按照每个朝代的帝王时期来总结从公元前1000年至今的风俗习惯、艺术工艺和文化形式,以求梳理大概的分类和组别。 纯正的中国文明伊始于公元前3世纪左右,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直至入海口沿岸,即如今的山西南部、陕西、河南和山东地区。如今的中国中部和南部在当时是蛮荒部落聚居之处,那里的人曾经也居住在北方,但渐渐被汉人不断向南驱赶,直至退入内陆的深山之中。中国北部,即内蒙古、满洲、辽东、北直隶北部、山西和整个中亚地区都曾居住着游牧民族,此后他们会以繁多的名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漫长的国**上不断地发生着民族迁移,又有气候严寒的高原和干旱的荒漠(那里的河流仅能流向内陆湖),因此几乎不可能稳定地发展自身的文化,从而造成了不同民族聚居的情况。就这样,从内亚与和田地区迁入的中国人就在黄河河畔打造了远东的文化绿洲。 古老的文献中通篇都是如何抗击西部和北部邻国的记载,数千年来这些蛮荒部落骑着快如闪电的草原骏马,来到富饶的河谷地区烧杀抢掠,始终是中国各个王朝挥之不去的心头大患。 史书中将一段高度发达的文化与富有传奇色彩的黄帝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个时期发生的变革与日本在过去的几十年受到欧洲的影响一样,都有外力的作用。另外的一段发展期被归为夏和商。至于这段时间内各个统治者的名字,他们灭绝人性的远征,为了争夺皇位的阴谋诡计和复仇血战,包括史书中着力描写的人民起义、兄弟内斗,都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在我们的研究中,这些说法是否属实根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史书中所写到的文化与艺术的发展和当政的皇帝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无法赞同。 公元前1000年的史学家显然将当时盛行的风俗习惯和工艺,归到了更早时期的当权者名下,其中受益多的就是那位古老的存在于传说中的黄帝。比如书中记载在公元前2600年出现了只青铜祭器,公元前2100年出现了皇权象征——浇筑有纹饰的九鼎,而实际上直到商代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纹饰艺术。我们下文中会讲到,商代青铜器上的丰富装饰其实代表的是一个成就更高的艺术阶段尾声。在商朝,浇铸青铜器正逐渐成为潮流,也许因此发展出中国独有的花样繁多的青铜器式样。 在更确切的证据被发现之前,我们可以认为,史书中记录的从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所代表的青铜时代的整个文化和艺术,从总体来看同属一个文化层。 祖先崇拜在史前就已存在,随之产生了祭拜亡灵的仪式。当时除了较原始的石器和陶器以外,应该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前者也并未流传下来。当时的居民从事农业生产,同时畜养一些牲畜。他们从游牧民族那里学到了一些野蛮的习俗,比如吃带血的肉,喝动物的血和马奶,这些习俗在公元后数百年的时间里仍然流行于亚洲的游牧民族。当时水稻的种植技术和通过烹煮使肉变烂软的技术还没有被掌握,因此动物的血肉就成为了祭品。青铜器早也都被当作盛放这些祭品的祭器来使用,青铜制的香炉是在公元后随佛教的传入才诞生的,而青铜花瓶则出现得更晚。 接着就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史书中将这场变革归功于那位神秘的黄帝。这个时期较大的发展集中在贸易领域。人们修建了道路,制造了河运和海运的航船,与其他民族间也建立起了交通。一时间各方来使觐见,外商云集,前来定居,各个行业蓬勃发展。 中国现存古老的石刻存放在北京孔庙中(见图1),其造型好似中空的蜂箱,表面平滑,被称为石鼓。它显然模仿了更古老的青铜器造型,也许模仿的就是青铜鼓,因为圆形的造型与石制工艺完全不符。这些石鼓发现于7 世纪初的陕西凤翔,从公元前1046年起那里就是周朝的王都。石鼓上刻着约700个象形文字,如今能够辨认的还有300个。1119年,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些文物,人们在雕刻的部分嵌了金,然而仅在七年之后,鞑靼人就将这些金子都刮走了。鼓上的铭文是周朝时期的文风,包含九首赋,每个鼓上雕刻一首。根据中国的文献,这些赋讲述了周王在岐山附近打猎的故事,而岐山正是周朝发源之地。一说这些石鼓是宣王(公元前827—前782年在位)时期制作,也有其他学者认为是成王时期之作。 当时人们发现了史上座铜矿,自此祭器就开始用金属浇铸,但似乎这些金属祭器早只是**使用,夏德翻译的一段中文可作旁证:“**祭器”显然意味着“皇宫”专用。另外史书记载,大禹铸造了九鼎,来象征王国下属的九州。关于九鼎上的装饰记录极不详细,中国的文人也各自争论不休。一种说法是每个鼎上都刻有对应一州的地图,另有一说上面刻的是每个州献上的贡品。如果后者是真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在青铜上刻铭文的实例。假设如此,那么在青铜上雕刻的时间就要比石雕更早了。更有可能的是,每个鼎上刻的纹样在后来被当作对应州特有的纹饰了,与大洋洲黑人所带的纹饰被看成是特定村庄或部落的象征同理。 这九个鼎在几百年间都被视为王权的象征。根据史书记载,到周定王(公元前606—前586年在位)时,他仍用这九个继承下来的祭器行使天子向祖先神灵祭拜的义务。而到了公元前256年,圣器九鼎被夺,天子也丧失了祭祀的可能,于是专属于天之子的称呼“王”就不复使用了。有关九鼎外观的详细描述,我们在文献中遍寻无果,只能从后来的考古发现中做一些推测。由于制作九鼎所用的材料极为珍贵,在纷乱的战时它们不断被掠夺乃至重铸。有一部分出于保护的原因被掩埋或是沉入河流中去了。从1世纪和147年的石刻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同样被视为珍贵古物的铜鼎(见图2、3)是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铜鼎的外形同样有三足,很有可能是根据**的九鼎仿制而成。如今的中国幅员更加辽阔,下辖18个省,在北京的**祭台—— 天坛上同样矗立着九座沉重的铜鼎。 砖石的发明也被记在黄帝的功德上,但这个说法大概源于错译,也可能是中国人原本就记述不清,这里所说的可能是黏土砖一类的东西。据说当时为了区分统治者和百姓,人们以石头作为地基,用黏土墙和木质结构搭成主体,建造了史上座**宫殿。而此前的君王都与百姓一样住在小屋中,这与游牧民族喜居帐篷的习性也比较相符。座祭祀用的庙宇也应是当时建造的。 那时人们一直穿着兽皮而不知织布为何物,黄帝的妻子就因为养蚕而受到后世的敬仰。从此人们开始纺丝刺绣,花卉和禽鸟成为常见的主题。这种说法似乎也不可信,因为我们从未在公元前4世纪之前的青铜器上看到过花卉的纹饰,而且关于上述纹样是织物还是刺绣也存在疑问。有了织布技术,人们开始裁剪一定式样的衣物,**和职位也次通过服装得以区分。同时,染布的需求也催生了染料的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