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欧盟的危机与转型 欧盟处在十字路口。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简称“欧债危机”),让欧盟及其成员国经历了严峻的挑战,欧元区甚至一度面临解体的风险。当前金融层面的威胁虽然已经大为缓解,但是,经济增长乏力、乌克兰危机、恐怖主义、难民潮、英国脱欧等挑战又接踵而至,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又使得欧洲经济社会面临“二战”后*为严重的冲击。多重危机之下,欧盟开启了艰难的改革与转型进程,力图通过“大胆变革”来实现“欧洲复兴”。作为全球三大经济体之一,欧盟综合实力雄厚,是全球重要的战略力量和牵动国际格局演变的关键因素。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随之而来的中美之间趋于激烈的战略竞争,无疑是百年变局*为核心的内容,但欧盟在这场百年变局中绝不是旁观者,而是扮演关键角色。对此,知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这样描述:“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谁能在技术标准、贸易规则和科技竞争中 将欧盟争取到自己这边,谁就能为21世纪的全球数字商业制定规则。”正因为此,对欧盟转型及其发展前景的研究成为当前国际关系领域学术界和政策界普遍关注的前沿问题之一。 从中国的**利益出发来看,欧盟的发展无疑关乎未来全球多边秩序的演变,会对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外部环境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当前欧盟也开启了新一轮的对华政策调整,认为中国不仅是合作伙伴,还是“制度性”竞争对手,对华关系中的“对抗性” 色彩明显增加,并且有向美国对华政策靠近的趋势。但欧盟仍是中美欧三角关系中相对薄弱的一环,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时间窗口和回旋空间,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欧盟对中国的战略恶意要弱于美国。欧洲政界主流认为“接触”政策虽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但仍是有效的,应该通过公平竞争与协商合作的方式来发展对华关系,而非简单的敌对与孤立。第二,对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欧美虽然有很多共识,但关于如何应对,欧美还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欧盟不认同美国与中国进行“新冷战”的思维和做法,而美国也怀疑欧盟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实现美国在对华政策方面的目标。这为中欧关系的未来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作为中国的研究者,我们对欧盟的危机和转型的理解主要基于四个问题,这也构成了本书的基本分析框架。**个问题是,中国需要一个怎样的欧盟?无论是正确研判欧盟的发展趋势,还是分析欧盟未来前景对中欧关系的影响,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一个怎样的欧盟才 符合中国的**利益,这是判断欧盟未来发展趋势给中欧关系带来机遇还是挑战的衡量标准。据此,才能清晰地理解我们要为中欧关系做些什么,以及能够做到什么程度。2016年6 月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来之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发表评论文章《英国脱欧后:西方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认为英国脱欧对中国经济并无太大直接影响,尽管它的确加大了金融动荡的风险,但从长远来看,英国脱欧对中国有利无弊,因为英国脱欧本身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但它却是一个信号,预示着欧洲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杜大伟从地缘战略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是英国脱欧事件的大赢家。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可能会变弱,并被英国脱欧谈判、控制移民、将边缘**留在欧元区等内部事务缠身。美国也有可能因欧洲带来的这些挑战分心。而这却给了中国更多机会来追求在南中国海的权益,并使之与欧洲**在各种问题的谈判上占据优势地位。这种观点在西方的政策界和研究界很有代表性,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种典型的对立思维,即把中国的成功建立在欧洲的失败之上,反之亦然。在国内,不少观察家对杜大伟的这种看法也津津乐道,似乎欧洲的衰落更加反衬出中国的强大,中国对此应“乐见其成”。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衰落的欧洲真的就符合中国的利益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不得不再追问一步,中国需要一个怎样的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