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是当代西方蕞引人注目也蕞具争议性的知识偶像之一，其偶像性与争议性持续至今，无人超越。努涅斯作为桑塔格的工作助手及与其独子戴维的恋爱关系得以搬进他们的住所，由此进入一代知识偶像的私人生活。 这部回忆录真挚地记录了与桑塔格共同生活的日常，目睹了她不自知的有趣、无法独处的脆弱、黏人且话痨、强势又双标，既是我们认识桑塔格其人，了解其性格、魅力与生活的珍贵记录，也是来自桑塔格身边人对她的动人追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只是越来越有充分的理由感觉到，遇见她是我一生中*幸运的事情之一。”

她天生就是个导师……讨厌教书的导师。尽可能少教书，她说。*好一点不教：“我看到我同时代***的作家都被教书给毁了。”她说作家的生活与老师的生活永远不协调。她喜欢自称是自己剥夺了自己的老师资格，甚至更为自豪地宣称，她完全由自己创造。她说，我从来没有导师。
和很多其他作家一样，她把教书等同于失败。（在哥大，我上过理查德·耶茨的一门课——他每周来上一次课，总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还记得他��嘟囔囔抱怨：“诺曼·梅勒就不用教书。”）而且，苏珊从来不想成为任何人的雇员。教书*糟糕之处就是，无法逃避的，它是一个职业，而对她而言，接受任何工作都是丢脸的。不过，那个时候，她还认为从图书馆借书而不是自己买一本的想法也是丢脸的。乘公交而不是出租车更加丢脸。“我搬到纽约时，”——1959年，她26岁——“我向自己保证，无论多穷，我都决不会乘公交。”堕落成那样，她那腔调表示。女**范儿？她似乎认为任何一个有自尊的人都会理解她的行为并感同身受。
我觉得很奇怪，她生活中的这个部分——她的执教生涯，无论是在我遇到她之前还是之后——她都闭口不提。至于当学生的情况，她谈得很多。事实上，我还从未碰到哪个人如此充满敬意地谈论自己的学生时代。谈论那个时期，她两眼放光，一脸兴奋，这让我觉得，那可能是她*幸福的时光。哈钦斯在芝加哥大学缜密得出了名的名著计划培养了她的思维方式；她获得的学士学位就是芝大的。正是在那里，如果说她没有学会写作，那她也学会了如何细读以及如何批判性地思考。她依然保留着那个时期的课程笔记。而且她后来也一直喜欢买笔记本、钢笔、铅笔、打字纸，还有标准拍纸簿，用来打草稿。
此刻，我想到，她抵触教书，至少部分可能与她爱当学生有关。她一辈子都保持着一个学生的习性与气质。而且，除了身体上，她也一直保持年轻。与她亲近的人常常把她比作一个孩子（她不能一人独处；她从不削弱的好奇心；她强烈的英雄崇拜，还有她需要将那些她尊敬的人当作偶像来崇拜；她40多岁时患了癌症，却没有医保，即使那时候医保并不昂贵）。我和戴维曾开玩笑说她是我们“可怕的孩子”。（一次，她正苦思冥想完成一篇文章，认为我们对她的支持不够，很生气，她说：“如果你们不为我做点什么，至少得为西方文化做点什么吧。”）我对她的印象永远都是那种学生模样，一个极其用功的学生：整宿熬夜，周围堆满了书籍和论文，开足马力，烟一支接一支抽着，阅读，做笔记，重重地敲击打字机，拼命，求胜心切。她要写出A 的文章。她要名列班级前茅。
甚至是她的公寓——**地反中产，毫不掩饰地不舒适——令人想起学生生活。其主要特征就是越来越多的书籍，不过大多是平装本，书架是廉价的松木板做的。与缺少家具相协调的是缺少装饰品，没有窗帘，也没有地毯，厨房里只有*基本的用具。面积约六平方英尺的厨房被一个旧冰箱占着，冰箱坏了好多年了。一把钳子搁在电视机顶上——用来换频道，因为调频道的旋钮已经坏了。初次上门的客人发现这位**的中年作家居然过着研究生般的生活，显然都非常吃惊。
每当有大学要聘她，她清楚不应该拒绝，她就会很纠结。但常常，她还是拒绝了，即使她需要钱，然后她会祝贺自己。看到有些人靠写作就能过上比她好很多的生活，却依然受终身教授职位的诱惑，她非常吃惊。其他作家抱怨，很多人都经常这么抱怨，说教书让他们痛苦不堪，因为教书干扰了他们的创作，听到这些，她怒不可遏。通常她轻视那些不干自己真正想干的事情的人。她认定，大多数人，除非他们很穷，否则都可以自己谋生。而对她来说，将生活保障置于自由之上是一种可悲的选择。那是奴性的。 …… 我搬进 340 号后不久，又开始在《纽约书评》工作了。
苏珊那时常说，对她而言，如果她知道公寓里还有别人在，那她在她的房间里工作起来就自在许多。
有一段时间，我试着很早就起床，将自己锁在书房里。可是，只要苏珊一醒，就会敲门叫我和她一起去厨房。（她尽可能少睡；你根本无法让她相信，无意识的思维活动是有意义的；睡眠，就像童年，是浪费时间。）她无法忍受早晨独自一人喝咖啡或者看报纸。事实上，刚下床时，她尤其需要一个听众。她会喋喋不休地谈论她脑子里想到的所有事情，而且因为某种缘由，那个时间她常常因愤慨而心神不宁。生活中的某件事令她烦恼，又或者是《纽约时报》头版上的什么消息让她发作。每当这个时候，她都很大程度上让我想起我的德国母亲——又一个动辄生气、惯会大叫大嚷的人，认为自己周围都是些白痴，她简直就生活在一种愤慨的状态中，碰巧她也与苏珊一样蔑视美国的浅薄和美国“文化”。
戴维发现早晨的这个苏珊很难缠。他会坐在厨房长餐桌边，转过身去，专心看报，脸被他长长的黑发挡住。
她就是无法忍受独自一人。在许许多多她一直想做的事情当中，没有一件她会选择全由她一个人来做。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感受能在独自体验后得到加强。对她而言，不得不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做某些事情，比如说，吃一顿饭，就像是一种惩罚。她宁可出去与一个她并不很喜欢的人一起吃饭，也不愿意一个人在家吃。
“你会注意到，”有一次她对我说，“我总在做什么事。如果我刚才没在与你谈话，那我就在看书。”她总是设法确保她脑子里是想着事情的。她说，如果没有事情分散她的注意力，她的大脑就一片空白，她把它比作电视频道停播节目时屏幕上的那种静止状态。她当时对我这么说，我也知道她就是那样。我现在还记得她的话。从那以后，我经常想起这些话，但我仍然无法相信。一个空白的屏幕……难道就什么都没有投射上去？没有白日梦，没有幻想，没有沉思或回忆，没有关于进行中的作品、关于人生、关于家人、关于她打算去做的事情等等的思考——根本就没有思考？这怎么可能呢？
不，我不理解。不过，这无疑有助于解释她饕餮的需求：疯狂的活动，从不断档的陪伴。这也有助于解释她为什么不喜欢乡村，以及为什么让她结束**的工作要比别人难得多。那个空白屏幕，她说得很清楚，是个非常可怕的东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她好奇心强烈，尽管她渴望新的，甚至是冒险的体验（“我想做一切。”她16岁时在日记上写道），尽管她热衷于反主流文化，但她避开了致幻药。
当我看到戴维对苏珊*后一次与癌症较量的描写，死亡的想法令她极度痛苦和恐惧，她几近发疯，这时，我又想到了那个空白屏幕。
她在外面与朋友们度过一个个夜晚，这还不够。回到家，尽管天色已晚，尽管我和戴维可能已经上床睡觉，她还是会敲门。“我能进来吗？”好吧，我们料到她会来。（她羞怯的声音透过紧闭的门传进来，令人心碎。）我和戴维睡在地板上的床垫上。边上有个小沙发。她会坐在沙发上，点上一支烟，开始对我们讲她当天晚上所有的事情。有时，她还在讲，我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