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气质》是文学批评家孟繁华有关当代散文创作的一部评论集，评述了十八位中国当代散文名家的作品。散文是一个写作者较为本真放松的文字，一片天机，从胸臆中发出，不伪饰，不造作。读者读其文，仿佛可以想见其人，欲称其为师，欲与之为友，读者与作者由此跨越文字的栏杆，突破时空的阻隔，在精神上达到高度的默契。本书以扎实的学术基础、广博的知识储备、精准的专业眼光和敏锐的文体意识，对目前活跃在国*内文坛，如谢冕、王充闾、张承志、贾平凹、韩少功、李敬泽等散文名家的创作，给予了充分而富有见地的评价。他们的创作代表了一个时代散文创作的较高水准，而作者孟繁华的评价则是建立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坐标系上的，高度和气度兼备。通过这部评论集，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和体会当下散文创作与散文家的气质，以及散文研究和评论的重要变化。

在地缘与历史的纵深处 ——读张承志的散文 在文学界，无论是热闹还是萧条，张承志总是一个不断被提及的作家。这样��作家在中国几近**。张承志之所以一直被一些人关注，是因为在这个时代他重要无比，他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和参照。他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只能用“重大”来评价。这样的表达显然过于空洞，几乎等于没说。事实上，许多批评家都试图接近他，*后几乎都难以如愿。于是，他被称为“张承志难题”。这个难题，*终还是对话关系的艰难——我们与张承志的文化认同、知识背景、个人禀赋、思想能力以及情怀、才华等，都难以构成对等的关系。我们的困窘可想而知。因此，我只能避难就易，具体地评价他几篇**的散文。
《夏台之恋》，是一篇写于二十多年前、发表距今也已十年的散文。一篇已经过去十年二十年的散文，还一再被提起，它的魅力或价值已被证实。我们知道，张承志是一位不断行走的作家，他走过世界许多地方。而中亚**，则是他沉迷甚至沉醉的所在。他一次次地走向那里，也一次次地书写那里，只为那里别样的风光和别样的人们。《夏台之恋》写的是夏台，这个地方我们一无所知。在张承志眼里，这里的自然风光，“组成了天山北麓*美丽的一条风景线”，它是世界*美的地方；而历史上，这里是一条**通道的起点。而这条冰岭古道却“没有被聪明的知识分子们留意”。然而，张承志热爱、迷恋夏台，更重要的还不是它的自然风光和悠长历史，而是他看到和感受到的夏台人们的生活和日子。这里会聚了东干人、俄罗斯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塔尔人等不同族群。在他有限的接触中，他挥之难去的是这样一些人和场景—— 女孩子娜嘉15岁就通晓五种语言。“创造她的是夏台的小小社会，和平的，多族属多语言多文化的、美好的夏台社会。” 然后是震撼和征服他的夏台的歌声，那是哈萨克人的歌声：“歌者凝视着松林中穿过的风，凝视着这天山牧场、这家乡、这银发的老母亲和毡房正中的红红篝火；或者，心里想着难以对她启齿的美女。然后他激动了，诉说起来。” 还有那个丈夫是柯尔克孜人的女人家，天山上下了大雨时，张承志被淋得湿透，落汤鸡一般从工地跑进她家时，她迎着喊道：“我的孩子。” 当然，还有雷班长建造的一个半地穴的地窝子。他将他的地窝子挖成了单元住宅。这对生活该有多么热爱才会激发出如此的才华和匠心。这就是夏台。面对夏台的生活和日子，张承志由衷地赞美道：“夏台的美好，夏台的安宁，夏台的和平，不知为什么使人感伤，似乎真有一种无形的巨大神力创造了如此动人的和平，如此美好的夏台。她太美好了，以致人不能不担心，当力量移变时她会不会被破坏和被侵犯。”创造美好的事物不易，但要毁坏它也许就是瞬间的事情。就在那时——
在南部斯拉夫，在亚洲和非洲，只因族别不同人们就在相互残杀。西方导演了一切然后又在布施和平。我命定不能以享受美而告退下阵。我只能一次次拿起笔来，为了我深爱的母国，更为了我追求的正义。夏台形式一刻刻地在我的思想中清晰起来，使我开始意识到：它远远不仅是一个美丽的小地方，它的形式是人们必须遵守的生存的准则。
张承志迷恋和赞美的夏台，就在于它的安宁、和平、丰富和情义。因此，他写的夏台，不是一个观光客、一个旅人的见闻记，不是为了游记的散文。他身在夏台，而目光所及几乎遍及世界。他要捍卫和赞美夏台，就是在捍卫和赞美人类生存的准则。 《冰山之父》，当然也是张承志的散文名篇。文章写于1995年10月。那个时节，中国思想界正在经历着一场**大裂变，激烈的论争旷日持久。“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是那时张承志心境的一个方面。作为争论一方的代表性人物，张承志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和日下的世风，做了没有商量的批判，当然他也满身箭羽。然后，他踏上长途向大山投奔。“大自然，以前是向往和憧憬的对象，但今天是逃难的去处。远在围攻还没有兴起时，我就决定：夏天之前，一定要竭力接近雄大的山脉，找到牧人和自然还有清冽的空气，度过这个思想的闰八月。”于是他连续探访了祁连山、天山和帕米尔的冰山。 对风景的认同是一种政治。风景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纯物质形态的存在，也不只是一种自然景观或者传达空间存在的视觉对象；因此，风景在这个意义上也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美学问题。人是主体，风景的选择与个人的文化、身份、趣味、权力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对风景的体认、想象和书写过程，一定有选择者鲜明的思想文化印痕。于是，自然风景此时便成为一种表达某种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诉求的象征符号或媒介。如果是这样的话，张承志在1995年选择游历三座大山，显然意味深长。那时，他曾给友人的信中说：“正如你所说，右的大潮尚在澎湃，左的投机已经开始。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毫无耻的观念的中国智识**。不过我更觉得与之区别的必要。作家中具备区别和分庭抗礼能力的人并没有几个，你应当站出来，得更靠前一些。”张承志那时就站在思想论争的*前沿。他所批判的那些事物或思想，在今天终于愈演愈烈以致酿成大害。 张承志游历了这三座大山。特别是他到帕米尔看到冰山时：“高原之顶的万仞冰雪，会强大地改变人的心情。”而此时他应该是心情大好。但我注意到，他看到这些高山冰川时，并没有大段的抒情。面对这些景物，他那如铁的文风应该是恰逢其时。但他没有。我们看到的动情之处，还是他笔下朴实无华的少数民族边民。他们是裕固人、东干人和塔吉克人。这些长久生活在高山冰川的人们不仅美丽，更是坚忍。他们忍受的是比游牧更辛劳的痛苦，牢牢抓住的却是骄傲与美貌。我还注意到，在去塔合曼乡的路上，文章中有这样一段——
一路藏着的任性突然按捺不住。过来的每一步，都像进入帕米尔的山岭，被灼烤得碎裂焦旱。水冲来时，岩石的山一片片翻倒下来，坍塌如泻。我们表情平静，我们忍受失散。他们百无禁忌，我们缄口不言。迎着过于巨大的命题，人会渐渐学会平和，为歧视而害羞，为压迫而叹息。在遭逢危机时，连孩子气的弟弟都成熟了。不仅如此，在诱骗和蓄意的围逼中，我们竭尽全力，为着古代的情义，掩护颓垮的文明。我们走遍了西域，在一个个异族的部落里学习寻觅，远远地避开了自己。我们冲进东川，在孤单的逝者身边，为母亲和孩子、为女人和亲人、为自己和大家，念完了辛酸的章节。我们分手在乌鲁木齐，兄弟几乎流泪。小伙子们居然会那么眷恋，但我还是走了。就在这样的穷途，就在这样如同逃亡般的道路的终点，我看见了你，你的姓名就是启示，Musu tag Ata，冰山之父。
这段文字于张承志来说重要无比——张承志内心的强大，就在于他不在乎流行观念或知识分子的几个关键词。他见过广袤的亚洲**，与黄土高原、河西走廊比较起来，文人的见识实在是过于短浅。而那广袤无垠的冰山大川，恰如英雄——它会让英雄情怀更辽远、胸襟更阔大、眼光更深邃、担当更勇武。但是，这段文字会让我们领会张承志的另一面：他游历冰山大川，他约见亲如兄弟的边民，也是为了让内心更柔软，而不只是一味地战斗。只有内心柔软的人才会知道为什么战斗。 黄河在国人心里，已经不只是一条河流，它被赋予的象征意义与母国同等重要。或者说，在一般的意义上说到黄河，就是在说祖国：黄河的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因此，那些吟咏黄河的名篇诗句，在歌颂赞美黄河的同时，也是在吟诵自己的祖国：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等等，便是如此。甚至抗战十四年**的艺术经典也是《黄河大合唱》。 张承志是一个行走不止的作家，他不止一次写到黄河：《北方的河》、《大河家》以及《大河三景》就是佐证。《北方的河》写黄河给了他父亲般的尊严和慈爱，他得到过它伟大力量的赐予，感受到黄河父亲般的博大和宽广，同时在黄河寻到了他的根；《大河家》写他离国两年之久，“从归国那一瞬起便觉得它们在一声声呼唤。真是呼唤，听不见却感觉得到，在尚未立定脚跟放下行李前，在尚不能马上去看望它们之前，该先在纸上与它们神交”。这是写黄河吗？当然，但那更是写他对母国的思念。母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具体的。热爱母国也不是一句空谈，它总是与祖国的山河、故乡、父母、亲友等有关。 另一方面，游历高山大河的经验，对一个作家的见识、胸怀、情操等有重要影响。同时那也是一种求知形式。此前，张承志总是在黄河上游游荡，他迷恋甘青两省两岸的风光与风物。而《大河三景》则如黄河一路咆哮，进入了黄河中游地带。这三景便是：壶口、龙门、三门峡。 写壶口，诗文名句比比皆是。大多写壶口的波澜壮阔如狮河吼：烟雾迷蒙壶口边，旋流洪波涛如山。张承志看到的却是“裸露的河床石槽”。他看到了河槽，也看到了亘古时间，看到了那是荒漠水流的作品。重要的是他对黄河也“有了批判的感觉：它的水量竟如此之小！这么一点点水，究竟能有多少文化的耐力——从那**起我开始若有所思”。这就是大作家的与众不同。他看到的总是别人看不到的。看到龙门的风姿，他想到的是“无声无息之间，胸中积蓄了大河的风姿，在处处津渡，到处都静卧着我的堡垒户”。在三门峡，他敢于正视的恰恰是它“半是干涸的苦相”。但是，这写实的笔触，没有阻止拔地而起的万丈思绪——“巨匠唯有在限制中创造。唯有处在持久的苦难里，才会得到含蓄的丰满。黄河如一个文学大师，唯因环境险恶，才有名作连连，给后世留下阐释的残业，暗自圆缺，如姣好的月色。” 观大河三景，如看其他名山大川一样，张承志都是在陶冶自己的情操和心智，他让自己放浪于高山之巅大河两岸，让凌厉而浩荡的山风、一泻千里的滔滔河水写入胸怀间。 对自己母国的由衷热爱，这是张承志内心的**所在。一个作家如果不爱自己的母国，如果一味讲述个人的苦难或不平，便格局已定。如果是这样的作品，我们会扭头便走。 张承志的散文写作，从地域的角度看，大多写于中亚**——中国的大西北。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新疆、宁夏、甘肃、青海和内蒙古。他很少写到南方。1994年的端午节，他终于完成了一篇与南方有关的散文，这就是《南国初访》。一个北方人初到南国，巨大的地缘差异，映入眼帘的首先应该是风情风物。比如椰子林、相思树，比如亭台楼阁、鸟语花香等等；产生联想的也应该大多与风花雪月、才子佳人有关。但是，《南国初访》没有一行这样的文字。这当然与作家的关怀有关，与产生这篇作品的时代环境有关。它的开篇是这样一段文字——
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古怪的时代。 豪富和赤贫，餍足和饿死，脑满肠肥和瘦骨嶙峋，艾滋病和饥馑，摩天楼和贫民窟——总之，一切对立和差别，正义和背义，都将在这个隆隆来临的时代并立共存。 时代鞭挞着催人抉择。所以开始心向南转，盼望去看大江大海，看近代的英烈故里。不仅如此，总觉得山雨欲来，已经十分紧急，我该去看看南国，近代的人才及革命的故乡。
1994年，“人文精神大讨论”刚刚展开不久，思想界的刀光剑影在混战中隐约可见。张承志“心向南转”为的是看大江大海英烈故里，为的是看南国“革命的故乡”和“烈士美文”。 一个人书写什么，表明他在关注什么。在海南通什民族博物馆，他看到了一通古代伊斯兰教徒的石刻墓碑，说明牌上注明着：唐代。这个文物普通人可能一闪而过，不会太过注意。但是，在张承志这里，他发现的是——“这是一件注解古代东西交通和海南岛开发的大事。”这当然与他学习历史的专业敏感有关。更重要的是，他疑虑“被物欲大潮裹挟着不问明日的海南人，他们愿意成为遥远的唐宋先民的继承人吗？”因此，张承志对历史的关注更是意在当下。 与海南和湖南有关的具体人物，他谈到了海瑞和屈原。这当然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人物。海瑞“极其罕见的激烈血性，不是孔孟之道的文化可能孵化出来的。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虽然他的气质在中国的政治中几乎****”；而屈原“楚之**，他借楚俗而放歌，把一系列招魂典礼、国事民风都书刻入简。即使生逢战国，在流放中也有车骑女媭，巫祝随童。他的自疏远流，也许并不是那么苦。也许他只有内心的极度苦楚”。但我们*终看到的，还是一个唯美主义者的决绝，那难道不是屈原的血性吗！于是，在《南国初访》里，我们没有看到南国俏丽的风姿，当然也与风花雪月无关。但是，我们却听到了张承志心中关于南国的轰响，听到了与海瑞、屈原有关的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久远回声。 张承志的散文从不同的角度阅读，可以获得不同的体会和评价。多年来，对张承志散文的评论大多集中在它的思想观念或社会认知的价值层面，这固然很重要，甚至可以说，这也是张承志散文成就*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张承志的思想和价值观是通过什么形式表达出来的，作为文学作品，它文体形式的内结构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张承志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开始，作品一直回响着他的元记忆或元话语。他的与知青有关的小说，与青春有关的小说以及像这篇——《午夜的鞍子》等相近题材的散文，都明确无误**示着他的元记忆或元话语。所谓元记忆，就是人对自己客体记忆的认识和评价。简单地说，元记忆就是人对自己的记忆过程的认知和控制。它的本质是内记忆，也就是对内部记忆活动的记忆。元记忆是元话语的基础。所谓元话语，是作家用语言*初表达或讲述的内容，是他一直坚持和不曾偏离的话语形式，并在这一形式中构筑了他特殊的文体，负载了他持之以恒的思想和价值观。因此，元话语不只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对作家而言，也是其文体内结构的基本要素，是表明作家情感态度和思想倾向的语言资源。 张承志的散文，因其元记忆和元话语构筑了一种全新的文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承志是一个文体家。他将经过选择的个人经验和间接获得的历史知识，自然地镶嵌于他对当下事物的表达中。通过他关注的经验和历史，彰显他的思想情感和价值立场。这独特的文体形式，是他散文价值和文学性的一部分。《午夜的鞍子》就是一篇这样的散文。在北京令人心惊肉悸的夏夜，他想起了凉爽的草原——
包括山峦、营地、一张张熟悉的脸、几匹几头有名有姓的马和牛，都因为思念太过——而不是像别人那样忘得太净——而蒙混如水，闪烁不定了。往事，连同自己那非常值得怀疑是否存在过的19岁，如今是真的遥遥地远了。
草原令人神清气爽，不只因为那里的自然气候。更重要的，那里是青春的见证，是作家思想情感萌芽的原乡。一个马鞍子，一个镶银的马鞍子，他写得**耐心不厌其烦。这不是作家的琐屑和啰唆，这样的风格不属于张承志。他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鞍子与马有关，与草原有关，与骑手和额吉有关，与草原那别样的人群有关。于是，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张承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的元记忆和元话语。就在这平淡无奇的马鞍子中，我们不仅理解了它与骑手重要无比的关系，同时也理解了作家情感深处那绵长不绝的午夜的怀念。 “丝绸之路”的命名，与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有关。19世纪末，他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命名很快被学界和大众所接受并使用。在我们的印象里，丝绸之路是欧亚物流和文化交流的斑斓金桥——客栈酒肆商贾云集，马帮驼队络绎不绝。多少世纪，帝国通过丝绸之路向世人夸耀着它的繁荣或霸主地位。于是，与丝绸之路相关的不仅是从事具体贸易的商人以及服务于商人的“第三产业”各色人等，同时还有帝王将相、美酒佳人以及金戈铁马血雨腥风。因此，丝绸之路的兴衰史也可以理解为中国西域社会的发展史或演变史。有趣的是，在历史的讲述或演绎里，丝绸之路成为一个可供想象的无尽空间；同时，演绎也将西域古道塑造为一个扑朔迷离的神秘所在。 张承志是学历史出身的作家，他常年徜徉流连于这个空间里。他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书写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但是，恰恰相反，张承志放弃了思古之幽情，文字内外浸透的是对历史讲述的参悟，是对历史与叙事了然于心的洞若观火。因此，他有意选择了搁置历史而面向现实。他说——
道路、古迹、事实、人生，其实这四者必须循着一个合理的逻辑。古来谬论流传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其实大谬大错。秀才须出门，才知天下事，唯有两脚沾上泥巴，或能知真实之一二。心懒足疾的酸书呆子，其实什么也不知道。但推开门户扑面有风就够了么？不，还要怀着一些分析的能力。再数一遍：道路、古迹、事实、人生。它们互证互疑，互作逻辑。
面对一片土地如何讲述，背后隐含的是讲述者的价值观和内心关怀。这时，张承志想起了另外一个讲述西域故事的人：“斯诺住在那庄子里的时候，他也是选择了现实，放弃了历史。否则——他若是对历史感兴趣，会听到哲合忍耶的凄惨故事么。那个美国人对于今天的美国也是需要‘重译’的，今天的美国人正在折磨伊拉克，还有谁为一支褴褛的农民军说话。”再回到命名“丝绸之路”的李希霍芬。他在他的著作中，记述了北中国贫穷的现实，那里森林被毁、水土流失、气候恶劣、交通不便。战乱或叛乱为这块土地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作为杰出的学者，李希霍芬当然也难免他的**意志和立场。我相信张承志比李希霍芬更了解北中国和西域古道。因此他才有可能*后说——“趁这歇息的时辰，我又由北向南地，把这条古道的上下仔细看了一遍。消失在天尽头的烽火台，蜿蜒在山谷处的羊肠道，村子，寺，焦焦的坡地，都没有变。不管我是想着丝绸之道还是想着百姓生计，这天下都没有变。”只因为古路依旧。
原载《励耘学刊》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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