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由封建知识分子向新型洋务人才转变 一 重“有用之学”,轻举业 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走着非常之路,做着非常之事,以达到个人的欲望和目的,并对社会发展起着新的促进作用。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急剧变化的“非常之世”:进犯的敌人,不是像过去四邻落后的“夷狄”,而是拥有先进科学技术与坚船利炮的资本主义列强;军事入侵的目的,不只是像祖先们曾经遇到的“夷狄”的攻城略地、劫夺财物,而是在逼签的城下之盟条约中,写上什么开通商口岸、降低关税,以及领事裁判权等闭塞的官僚们视为奇怪的条款。随着这些条款的实施,大量廉价商品尤其是,与人民生活*切近的纺织品的输入并逐步占领中国市场,促使传统经济结构破坏;另一方面,伴随列强侵略而来的传教士们深入中国社会进行文化渗透,促使儒家等传统观念的变化。这也就是先进思想家郑观应所说的列强侵华“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并侵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之心”。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这些侵略活动,中国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并被迫融人世界资本主义流通体系;近代工商业发生和发展了,新的工人**和资产**产生了;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西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伴随着冲突和交锋等****的新变化。有识之士惊呼着“千古未有之奇变”“亘古未见之变局”,形象地概括描绘了这种“非常之世”。 在这“非常之世”的历史条件下,循着原来旧路走的是普遍现象,但也有在这“非常之世”一开始,即探寻着新的“非常之路”的人。这种类型的人随着时代的前进且日益增多。他们的出发点和政治立场不尽相同,自觉和自发的程度也人各有别,但在不按照老路子走,而是根据新的情况走出一条新的路的情况上,则有其一致性。尽管这种“一致性”还存在着量的甚至是质的差别。盛宣怀是在“非常之世”中想要走新的“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人中的佼佼者。这一点,当时人和后来者均有评述。盛宣怀于1892年正任天津海关道时,对中西文化交流有贡献的沈毓桂,就用“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任之”之句来恭维他;1896年盛宣怀拟在汉阳铁厂办半工半读大学堂时,郑观应曾有“东半球未有之大学堂,真非常不朽之功业也”的赞许。“非常之事”和“非常不朽之功业”,虽是指某一件事说的,却可以点窥面地说明盛宣怀所办事业均为非常之举,因为上述两例是盛氏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盛氏事业”,主要是兴办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之所以要看作“非常”,系做了前人之所未为。陈夔龙对此有过确切的表达,他说盛宣怀“所治皆未有故事非素习者”。这并非过誉之词。这里所说的“非素习”的“未有故事”,主要是指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举办近代工矿业及相应地创办金融、教育等洋务事业。盛宣怀在初露头角时即向李鸿章表达过大办洋务事业的宏愿,他函告李氏说,除努力办好轮船、电报之外,“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中堂得无笑我言大而夸乎?职道每念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几人哉?遑论其下。是故做官不及做事多矣”。盛宣怀这里所说的“做事”就是办洋务。后来历史发展表明,上述几件“事”不仅办到,而且办得极好,并非“言大而夸”。 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