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内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著作。在书中，作者利用国内外文学与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的相关成果，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和基本规律。书中许多论点系作者在丰富的文学翻译实践和教学基础上所作思考的结晶，具有原创性和独特的学术个性。本书以包括国际译坛公认具有较高翻译难度的《追忆似水年华》在内的一些文学名著的名家名译为批评对象，结合中国文学翻译批评的现状，从翻译层次、蕴含义、译者的个人风格、译本整体效果、风格传达、隐喻再现、长句处理、再创造的度、译本比较、翻译价值、自我评价等方面，通过对译文多层次、多角度的批评，在研究文学翻译基本规律与方法的同时，对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范畴、原则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本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学术个性，同时又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倡导客观、公允、合理、科学的文学翻译批评之风。

翻译层次论 翻译活动是项十分复杂的活动，涉及哲学、语言学、逻辑、美学、历史、文化、心理学等领域。如此复杂的活动，必然产生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翻译理论的探讨中，*重要的就是形不成一个合理的探讨基点。就翻译实质而言，有的认为翻译是项思维活动，有的认为翻译是项语言活动，还有的认为翻译是项艺术再创造活动。总之，众说纷纭，各持一理，难以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认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在翻译理论的研究中缺乏层次性的观点，对翻译活动的层次缺乏全面与客观的分析，争论各方站在不同层次上说话，各持己见，从而影响了对问题的深入研究。在此，我们试图通过分析翻译活动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客观地研究翻译活动的层次，从而对翻译实质和翻译标准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 翻译的基础层次
所谓翻译的基础层次，指的是两种不同语言赖以进行转换的基础。以往的翻译探讨中，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两种系统各异的语言为什么可以进行转换。我们知道，任何交换或转换活动都需要一个基础，比如不等价物的交换需要有等价物作衡量，作为实现交换的标准与基础。那么翻译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是什么呢？
具有全人类性的思维是翻译活动的基础。**语言学家高名凯曾指出，由于思维是人脑的一种机能，思维的职能在于反映客观的规律，“在共同的客观世界的决定之下，在人脑的共同的物质结构之下，思维进行的能力及思维进行的规律是全人类性的”，而充当思维材料的语言是以声音为前提的物质现象，它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决定了它的多种形式。当各民族的语言源起时，虽然处于各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但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认识的思维活动则是一致的。正因为这一同一性，各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千差万别的情况下，才可互译。于是，思维活动便构成了翻译活动的基础层次。
思维能充当两种不同语言的转换基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
１．翻译活动的诸要素。要进行一项翻译活动，离不开三个要素：一是翻译客体；二是翻译主体；三是作用于主客体的翻译工具。而**能作用于翻译客体（即原作）和翻译主体（即译者）的，就是思维。也就是说，翻译主体是借助于思维作用于翻译客体进行活动的。
２．语言只是思维的一种材料。思维离不开材料。构成思维模式和进行思维活动的材料可分为两种：一是实物材料；二是符号材料。语言只是符号材料的一种，通过音、形、义的结合，系统地储存于人脑皮层细胞内，参与思维活动。
３．不同的语言之于思维的作用是同一的。任何语言，尽管形式不一，但它们的首要职能都在于实现思维。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具有机械的或物理的性质，表现为一定的字形、音波、图形、代码符号等。语言符号以可感知的物质形态来代表一定的客观事物或现象。人们所运用的每个具体语言符号总是与具体事物的性质、状态或属性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语言符号才能负载和保存一定的信息，才能起到思维工具的作用。
４．思维对语言的决定性作用。许多语言现象的产生原因必须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中去找，翻译中遇到的许多难点也存在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之中。思维对语言的决定作用首先在于，思维的多维性决定了语言的多功能性。钱学森指出，抽象思维是线型的，即是一维的；形象思维是二维的。一维思维的语言功能主要是表义；二维思维的语言功能主要是显象、表感。由于语言表达思维的类型不同，语言形式就有差异。说理的语言，例如哲学、科学论文，是以推理论证为特征的，因而语言表达的是推理结构，语言表达了抽象的思考、逻辑的论证。而描述性的语言，例如记叙历史、文学作品等，是以显象为特征的，语言表达是显象的描述结构。这就为我们翻译不同的作品采取相应的思维类型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思维对语言的决定作用还在于，思维的不同角度决定了语言表达形式的丰富性。翻译中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同是一个思维对象，但表达这一对象的形式却多种多样。这是因为人们认识这一对象可采用不同方式，可从不同角度出发。思维的方式与角度不一，引起了表达思想内容的形式不一。翻译中，要恰到好处地处理这种情况，不能不考虑思维角度和方式对语言形式所产生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看，翻译活动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反映基本一致的缘故。那么，在翻译实践中，思维又是怎样参与活动的呢？
上面说过，语言是作为思维的材料，以其语言结构和语义系统帮助实现思维，完成其表义、表感和表美等功能的。那么，翻译者要将Ａ语言转换成Ｂ语言，就必须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手段，透过语符的能指层，深入到其所指层，运用其掌握的 Ａ 语言的语法概念判断各词项、各句子乃至各段落之间的关系，推断出其确切的语义。
要透过语符的能指层正确把握原文的所指意义，离不开概念这一层次。我们知道，翻译者进行思维表达概念离不开语符中的词级，而概念与词义是密切联系的。比如词义有实义与虚义之分。实义反映事物的概念，既可以是具体的事物，也可以是抽象的事物，又可以是事物的特征和事物的状态、行为等等。虚义则是构成概念组合关系的体现者。因此，正确传达原文的所指意义，必须以正确判断原词语的概念意义为依据。
在翻译的思维层次，译者不仅要辨清各概念的确切含义，还要运用判断、推理等手段，理清各概念之间的逻辑纽带。具体的做法就是透过各种语言现象，揭示出原文中词与词、词组与词组、句子与句子乃至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这种逻辑分析的方法应当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应当运用于翻译内容的各个方面。同时，译者应力戒用自己的逻辑代替原作的逻辑。因此，把握原著作者的思维逻辑在原作文字组合中潜在的决定性作用，是翻译活动所力求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法国语言学家特斯尼埃在其配价语法理论中揭示了隐藏于线性语链后面的从属关系，说明了句子的各个单词和句段的每个句子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的组合受到人类共同的思维逻辑的制约。这一理论业已为大多数语言学家所接受，也为我们认识思维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至于思维活动在翻译中的具体形式，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专门论述的文章，如刘宓庆的《论翻译思维》，在此不拟赘述。
二、 翻译的语义层次
翻译不可能囿于思维这一层次，首先因为思维的实现需要语言，其次从翻译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看，任何翻译活动无不是两种不同系统的语言符号的转换。上文说过，具有全人类性的思维是语言符号转换的基础。这决定了语言的具体转换必然受到思维规律的限制，而思维的表达又需要语言，因此，在语言的表达过程中，也必然受到各种不同语言的具体规律的约束。翻译活动又面临着另一个任务，即如何按照不同语言符号达意、传情的规律，用一种语言符号传达另一种语言符号的意义。这就构成了翻译的又一层次，即语义层次。
思维层次与语义层次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思维层次是语义层次的基础，语义层次是思维层次的体现。拿语义层次中的主要语义部分词汇意义与思维层次中的概念的关系为例，它们之间存在的就是这种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概念是词汇意义的基础，词汇意义是概念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概念是人们意识中概括反映现实的思维形式，而词也是客观同类事物的反映。正因为词汇意义和概念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一般就把词所表示的概念作为词的意义方面。
思维层次与语义层次的相互依存关系还可以从语义的微观层次——义素的分析中得到说明。首先，义素有的反映事物的概念特征、状态、行为，有的则体现概念组合关系。其次，义素的组合也要受到事物特性、逻辑规律等的制约。因为语义概括地反映了客观现象，同客观现象相矛盾的语义结构就难以被接受。可见，不同语言之间的意义之所以能够相互传达，正是因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反映基本一致。概念的基本一致性决定了义素或义位的通用性，且各种不同语言表达同一义素或义位的形式与结构都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这些都构成了翻译可行性的基础。
但是，我们在肯定这一转换基础的同时，也要充分估计到在语义层次转换中的障碍。大家知道，语言符号具有随意性、约定俗成性、民族性和系统排异性等特性，而语言的这些特性造成了语言符号系统之间转换的许多障碍。我们要克服语言转换的障碍，消除转换中产生的语义上的差异，就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认识语言特性所构成的翻译障碍，并基于这一认识，再采取科学的方法，尽量消除差异。
要了解语义传达过程中出现的障碍，有必要首先澄清对语义的认识。必须看到，目前人们对语义的认识并不十分一致。*有代表性的一种错误认识，就是把语义仅仅归结为所指意义。认识的不一致，必然造成实践的相异。那些把语义仅仅归结为所指意义的人，在翻译活动中死抱词典，把传达所指意义当作**任务，他们译出的作品也只是干巴巴的逻辑意义的堆砌。实际上，语义远远不仅仅局限于所指意义。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把语义归纳为所指意义、内涵意义和语法意义三类；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教授则把语义分为所指意义、实用意义、语言内部意义和语法意义四种。他们对语义的分类与分析，对翻译活动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但在具体的分类上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如巴尔胡达罗夫所指的实用意义包括修辞、语域、感情色彩和交际功能等，而“交际功能”指的是“词语的内涵意义，也就是在人们头脑中引起的联想”。奈达却把内涵意义单独列为一类，其中包括语域、语境、社会、文化等诸因素赋予词语的附加意义。可见他们对内涵意义的范围和重要性的认识是不甚一致的。对于语义的范围，笔者认为可以依据**语言学家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科学认识。语言和言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言语是说话人的行为和结果；语言是从言语中概括出来的规律的总和，存在于言语之中。因此，语义似可相应地区分为语言意义和言语意义。语言意义是语义的基本层次，包括词汇意义（即词汇的所指意义）、句子结构意义（语法意义）和句子之间的关系意义；言语意义是在特定的上下文中（广义的上下文，包括语言环境）词或句子乃至整个话语的特殊含义以及人们在参与言语活动的过程中赋予语言符号的附加意义，主要体现为语境意义与修辞意义或蕴含意义。

翻译层次论 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度 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原则 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方法 诗歌与翻译 ——《春望》法译的层次评析 蕴含义与翻译 译者风格评析 ——傅雷译文风格得失谈 名著汉译不同版本比较 ——《红与黑》汉译漫评 文学翻译的自我评价 ——《追忆似水年华》卷四汉译札记 译本整体效果评价 ——评《追忆似水年华》卷一汉译 句子与翻译 ——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长句的处理 形象与翻译 ——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隐喻的再现 风格与翻译 ——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风格的传达 《追忆似水年华》汉译历程与批评反思 论翻译价值与翻译批评 翻译批评论 后记 重版补记 三版小记 主要参考书目与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