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1895年，王尔德被同性情人波西的父亲告上法庭，被判入狱，身败名裂。悲痛欲绝的他在狱中写下一封长信，委托昔日情人罗斯交与波西。这封信，是他在命运低谷时内心深处的隐秘情感和深刻省思。 1905年，王尔德去世五年后，罗斯将此信出版，书名即“De Profundis”，取自《诗篇》**百三十章：“耶.和.华啊，我自深处向你祷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

亲爱的波西， 经过漫长而无果的等待，我决定亲自给你写信。这既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因为我不愿想到，在两年漫长的牢狱生涯中，我从未收到你寄来的一字一句，除了那些令我心痛的传闻，我甚至没有一条你的消息或口信。 你我命途多舛且令人悲痛的友谊已经以我的毁灭和身败名裂告终，但关于往日情谊的回忆仍常常伴随着我。想到我心中那个曾被爱填满的地方将永远被憎恶、怨恨和轻蔑占据，我非常悲哀：我想，你也会发自内心地感到，与其未经我许可发表我的信件或自说自话地为我献诗，不如��在狱中孤独服刑的我写一封信，尽管这样一来，你选择寄来何种应答或辩解，其中的言辞是悲痛还是热情，是悔恨还是冷漠，世人都将一无所知。 我必须在这封信中写下你的生活和我的生活，写下过去和将来，写下那些曾经甜美但现已变成苦涩的东西，写下那些曾经苦涩但未来或许会再化为欢欣的东西。我毫不怀疑，其中许多东西会深深刺伤你的虚荣心。若果真如此，请你一遍遍反复读它，直到它将你的虚荣彻底毁灭。若你觉得信中有对你不公正的指责，记住，人该感激世上竟有他虽被不公正地指责，但其实并没有犯过的错。若这封信中有哪怕一段话让你的眼中泛泪，就尽情哭泣吧，像我们狱中之人一样哭泣，我们这里的白天和黑夜都是专为哭泣而设的。这是**能拯救你的东西。假如你又跑到母亲面前抱怨——上次我在给罗比的信里数落你，你就是这么做的——让她奉承你、安慰你，使你回到得意扬扬、沾沾自喜的状态，你就全完了。你只要找到一个虚假的借口原谅自己，就会很快找到一百个，然后安心地继续做从前的自己。你在给罗比的回信里说我硬给你安上些“不堪的动机”，你现在还坚持这么说吗？啊！你在人生中哪有什么动机可言。你有的只是浅薄的欲望而已。动机是一种智识上的目标。你是不是现在还坚持说我们的友谊始于你“年少无知”之时？你的毛病不在于你对人生知道得太少，而在于你知道得太多。少年时光就如曙光初露的黎明，有娇嫩的蓓蕾，有纯净清澈的晨曦，有纯真和希冀带来的欢愉，可这些都被你远远抛于脑后。你早就脚步飞快地从浪漫奔向了现实。你开始对阴沟和阴沟里的东西着迷。这才是你麻烦的根源。你惹上麻烦后求助于我，而我，出于怜悯和善意对你出手相助，在世俗的智慧看来那是如此不明智。请你务必好好读完这封信，尽管其中的一字一句也许会像手术医生的火和刀，让娇嫩的皮肉灼痛或流血。记住，诸神眼中的愚人和世人眼中的愚人大不相同。艺术革新的种种模式，思想演进的种种步骤，拉丁诗的华丽文采，元音化希腊语的丰富音韵，托斯卡纳式样的雕塑，伊丽莎白时代的歌谣，一个人可以对这些一无所知，却仍充满甜美的智慧。而真正的愚人，被诸神嘲笑或损毁的愚人，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我曾是这种愚人，我当这种愚人当了太久。你仍是这种愚人，你当这种愚人也当了太久。别再这样下去了。不要害怕。肤浅是恶习。只要能领悟，无论悟到什么都是对的。你还要记住，这信中任何让你读了悲苦的东西，我写下时必然比你更加悲苦。那看不见的力量一向待你不薄。它准许你看到生命种种悲惨怪诞的形状，就像在水晶球里看到阴影。美杜莎的头颅本会把活人变成石头，命运却允许你只在镜中望到它。你自由自在地走开，依然穿行于花丛。而我却已被剥夺了自由，再触不到有声有色的美丽世界。 我首先要对你说，我非常自责。我是一个身败名裂、已完全毁了的人，当我身着囚衣坐在这黑暗的牢房里，我责怪自己。在每一个忽睡忽醒、烦乱煎熬的夜晚，在每一个单调无聊、漫长苦痛的白日，我责怪的都是我自己。我怪自己任一段毫无智识的友谊完全主宰了我的人生，这友谊的主要目标根本不是创造和思考美好的东西。从一开始，你我之间的差距便太大了。你在中学里就很懒散，在大学里更是比懒散还坏。你没有意识到，对艺术家而言，尤其是我这样作品质量极为依赖强烈个性的艺术家，创作需要思想的交流陪伴、智识的氛围滋养，还需要安宁、平静和独处。我的作品完成后你赞赏崇拜，你享受首演那几夜的辉煌成功，和演出后辉煌华丽的庆功宴：你为能当上如此杰出艺术家的密友感到骄傲，这也是自然的事。但你无法理解艺术作品的产生需要哪些必不可少的条件。我想提醒你，在你我共处的所有时间里，我从未创作出一行作品，这么说不是修辞上的夸张，而是在实事求是地陈述事实。不管是在托基、戈灵、伦敦、佛罗伦萨，还是在其他地方，只要你在我身边，我就灵感枯竭，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而非常遗憾的是，在那段时间里，除了少数几次之外你时时都在我左右。 比如我记得1893年9月的那次——例子太多我只说这一个吧——我特地租下一间套房，就为了不受打扰地写作，因为当时我答应给约翰·赫尔写一个剧本，合约上的交稿日期已经过了，他正催我催得紧。头一个星期你没来找我。先前我们对你翻译的《莎乐美》艺术价值有分歧（这实在谈不上奇怪），所以你负气不来找我，只给我寄些愚蠢的信纠缠此事。在那一周中，我写完了《理想丈夫》的**幕，每个细节都打磨完毕，后来演出的时候就是完全照着这个剧本演的。第二个星期你回来了，我实际上就完全停笔，根本无法创作了。我每天早上十一点半到圣詹姆斯旅馆，以便有机会不受打扰地思考和写作，因为我家虽然安静平和，还是免不了有些干扰。但我这样做全是徒劳。你十二点钟驾车来，待在我那里一边抽烟一边喋喋不休，直到一点半，然后我又得带你去**咖啡厅或柏克莱餐厅吃午饭。加上餐后的利口酒，这顿饭通常要吃到三点半。然后你去怀特俱乐部歇一个钟头，到用下午茶的时候又会准时现身，一直待到该换衣服去吃晚饭的时候。你和我一起用餐，要么在萨瓦伊酒店，要么在泰特街。我们照例要耗到午夜后才分手，因为不去威利斯餐馆吃完宵夜，你是断不肯结束这迷人的**的。在那三个月中，这就是我的生活，每天如此，只有你出国的那四天除外。之后我当然又得专门跑一趟加来，把你接回国。对我这样心性脾气的人来说，这简直是既荒谬又悲剧的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