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世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师门从学记 古镜重磨要古方,眼明偏与日争光。明明直照吾家路,莫指并州作故乡。 _朱熹:《送林熙之》 中国近世思想史只是整个中国思想史的一段,而中国思想史也只是中国史的一个专门领域。以此类推,则知任何一个研究领域只是整个知识世界的一个很专门的领域。也许每个专门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但很难说这种独特性是方法上的,还是方法所施予的对象上的。以我的理解,除了演绎与归纳、认知与启示这样大的方法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以外,通常的方法上的独特性更多的是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因此,即使承认一个专门的领域有属于自己比较常用的研究方法,我也更倾向于认为研究方法是可以通用的,只是由于对象的不同,有所偏重、有所调适而已。就纯粹方法而言,研究方法的共同性不仅存在于相近的知识领域、相关学科之间,而且存在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这样差距甚远的知识领域。譬如论述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多元的结构,在方法与观念上可以受到量子物理学的启发 a。同样,观察动物的行为,未尝没有将人对自身的认识移到了动物身上b。因此,对待研究方法,一方面要了解本领域的研究方法,但不要迷信;另一方面要吸取其它知识领域的方法,但应该小心。当然���要做到这些,其前提必须是对研究方法保持一种敏感与自觉。 就史学与思想史研究而言,专门论述方法的著作实已很多,偏于理论与侧重经验,或者二者兼顾的都有,像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等等,它们对于研究中国思想史,包括中国近世思想史,同样都是很有用的著作,我们应该认真阅读与体会。此外,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新旧文化史研究,乃至后现代史学的种种探索,也都值得关注。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认识,我以为这里既没有必要刻意弄清楚什么是中国近世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也无必要考虑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完备与有效。我觉得将我自己求学过程中获得的一些体会,与读者分享,也许是适宜的。我不否认,选择这样的叙述潜藏着我对自己的老师们的感恩私情,但我也真的认为,对于大多数的求学者而言,认真体会自己老师的言传身授,终究是* 亲切而重要的途径,尽管有时可能是言者无心而听者有意,有时可能是所言在此而会心于彼。因此,除了下文所讲的具体方法以外,我也希望我受教于老师的经验对读者也有些许启发。 在求学的道路上,我实在是非常的幸运,于不惑之前转益于多位老师,他们的学术领域与治学风格各不相同,对我传道授业解惑实非言语能及。不过,即便有所承受,却又只是他们学问的很少一部分,这又是不能不令自己深感惭愧的。我的老师共有五位,先后是徐规先生(1920—2010)、沈善洪先生(1931—2013)、陈植锷先生(1947—1994)、陈村富先生(1937—)和余英时先生(1930—2021)a。在此,我主要叙述前四位先生所授之业,而余先生的教诲与研究则于他文专述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