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报业改革“办报”是为了什么?(1978年)①
今天(注:指1978年10月25日),我国**的经济学家于光远在全国第四次按劳分配讨论会开幕式的讲话中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他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说的是在高技术基础上发展生产,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忘记了这个目的,就会走向为生产而生产,或者为积累而生产的道路,使社会主义生产受到损失,人民的生活也得不到提高。为了说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于光远同志还举例说:我曾找过一些工厂、公社的同志,请他们介绍一下他们的工作成绩,他们通常讲的都是总产量是多少,单产量是多少,对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几乎是不讲的,好像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为了这些数字。
于光远同志的这段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我们“办报”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出版报纸而办报?也就是为了“这些数字”?我带着���个问题请教了一些老报人,他们的回答大致有以下六种:
一是说,报纸是党的喉舌、斗争的工具,是为实现党的利益服务的。
二是说,报纸是无产**革命的一种武器,在革命战争年代为革命战争服务,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
三是说,报纸是一种**斗争的工具,任何占统治地位的**都可以利用它为实现本**的利益服务。
四是说,报纸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五是说,无产**的报纸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地告诉人民群众。 从1978年起,我国传媒界就开始了对传媒经济的研究和实践。当时,我作为一名报社记者并协助总编辑做一些报社的业务工作,对于媒介的困难还比较了解,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困难,真是一言难尽。面对这种困难,不要说一名小小的记者,就是总编辑、社长企图在短时间内解决报社经济短缺问题也是不可能的。那么,怎么办?许多办法都是逼出来的。“逼”能使你产生“点子”和“智慧”,“逼”能使你产生“创意”。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开始活跃起来,我有幸结识了许多经济学界的朋友,有些就是我国经济学界的泰斗,比如于光远、董辅初等,他们为了祖国经济的振兴,组织了许多研讨活动,有代表性的就是按劳分配研讨会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研究等。这些从宏观的角度大胆探讨我国经济建设方略的活动,我基本上都参加了,同时还参加了于光远同志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稿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丛书)的撰写工作。在同这些经济学家的接触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是于光远同志的学识和为人对我影响很大。可以这样说,我选择报业作为研究传媒经济的切入点是同我参加经济学界的理论研讨活动分不开的。我国经济能够持续不断增长,一方面是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学家们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些经济学家们的启发和带动下,我作为一名报社记者也就悄悄地开始了对报业经济的研究,并利用业余时间把这些想法记录了下来。由于这种随手记录的感想、评论、学习心得只是一种想法,尚未成熟,也没有打算公开发表,因此,在整理内务时,许多很有价值的随笔草稿都随着对采访本的处理随手扔掉了,本书奉献给读者的只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有关传媒经济研究的政策也不断放开,这样,我就把许多能公开发表的随笔经过加工后,要么以论文的形式公开与读者见面,要么以专著的形式奉献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