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序) 一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山东淄川人。 蒲松龄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他父亲蒲槃本是一个读书人,在科举上很不得志,于是弃儒经商,二十余年间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产。但到蒲松龄长大的时候,家境已经衰落了。婚后分家,“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假伯兄一白板扉,大如掌,聊分内外”(《元配刘孺人行实》)。可见蒲松龄年轻时生活是相当困苦的。 蒲松龄早年热衷功名,十九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此��却屡试不第。三十一岁时,他迫于家贫,应江南宝应县知县孙蕙的聘请做了幕僚,但不久就辞幕回家了。此后一面在乡绅人家设账教学,一面应考,直到七十一岁才援例出贡,五年后去世。他在《大江东去·寄王如水》一词中说:“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每每顾影自悲,可怜肮脏骨销磨如此!……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这正是他大半生穷愁潦倒生活的写照。 蒲松龄的思想很复杂。作为一个不得志的中下层知识分子,长期在农村过着清寒的生活,这使他有较多机会接触农民,体察他们的疾苦。特别是对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以及水旱灾害的侵扰,他有切身的体会。他的文章如《纪灾前编》《纪灾后编》,诗词如《空城雀》《贺新凉·淫雨》等,都反映了农民的疾苦。《农桑经》记载了农业生产的一些技术经验,表明他对农业的关心。蒲松龄本人的坎坷遭遇又使他对当时的政治弊端和科举制度的黑暗有深刻的认识。他在《与韩刺史樾依书》中说:“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正是出于对社会黑暗的这种“愤气”,他写成了自称为“孤愤之书”的《聊斋志异》(见《聊斋自志》)。另外,由于父亲多年经商,蒲松龄对市民**可能比较熟悉。《聊斋志异》中有些故事是以市井生活为背景的,有些正面主人公就是市民。市民**要求冲破封建束缚、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对蒲松龄的世界观有着积极的影响。然而,蒲松龄毕竟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摆脱封建道德观念的束缚和程朱理学的影响。他对社会的不满,主要是从个人的遭遇出发的。他迷信佛教,自以为是“病瘠瞿昙”再世,有很牢固的宿命论思想和因果报应观念。这些都给他的创作带来消极的影响。 蒲松龄一生著作很丰富,除《聊斋志异》外,还有文四百余篇,诗九百余首,词一百余阕,杂著数种,戏三出,通俗俚曲十几种。《聊斋志异》是他的代表作,四十岁左右已基本完成,此后不断增补修改。《聊斋志异》的素材多数来自口头的传说,它们流传于劳动人民和中下层知识分子中间。蒲松龄说自己“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聊斋自志》)。《聊斋志异》的许多故事就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此外,还有一些故事是作者亲身的见闻和经历,如《地震》《上仙》;有的是从旧有的故事衍化出来的,如《续黄粱》;还有许多是作者自己的创造,如《狐梦》《绛妃》等。 《聊斋志异》在作者生前已有抄本传世,乾隆十六年(1751)铸雪斋抄本是今存较早的一种。1765年始有湖南王氏刻本。1766年严州太守赵起杲又刊于浙江,这就是通行的青柯亭本,共收四百三十一篇。解放初在东北发现手稿上半部共四卷二百三十七篇。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会校会注会评本采录较为完备,共四百九十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