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普鲁士”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人们熟悉那个在19世纪威震天下，用“铁与血”统一德意志的欧洲强权，也知道一种叫作“普鲁士蓝”的颜色——来自普鲁士的深蓝色军服。然而翻开现代欧洲地图，却根本无法找到这个名字，不同于伦巴第、勃艮第、萨克森这类政权消失后地名依然延续的前**，曾经叱咤风云的普鲁士仿佛从地球上蒸发了。 二战结束后，盟国认为，为了一劳永逸地在德国消除战争的危险，作为军国主义化身的普鲁士必须被废除。于是，普鲁士——一个几百年来在欧洲举足轻重的**——自1947年2月25日起彻底不复存在。 但是，正如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钢铁王国》中所揭示的，普鲁士的遗产要比这复杂得多，人们对它的争议也从未停止。尽管现在普鲁士在欧洲的**地带已成为逐渐消失的记忆，但它的真实故事却能让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欧洲**蓬勃崛起的历史。 在书中我们会发现，这个**在约400年前是由支离破碎的领土拼凑而成的，既没有丰富的资源，也没有连贯的文化，各组成部分缺乏认同感。但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普鲁士奋发踔厉，通过有效的改革措施、开明的文化政策、灵活的外交手段、精锐的新式军队，从一个贫穷、被忽视的中世纪

德意志的召唤
1848年是属于民族主义者的一年。纵观欧洲，革命所引发的政治及社会动荡全都与民族主义诉求纠缠到了一起。民族主义就好像流行病一样大肆传播。1847年，瑞士的自由派击败了保守的独立联盟，不仅为**次瑞士联邦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同样也给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树立了榜样。在南德意志诸国，共和派的民族主义者甚至还成立了志愿旅，与信奉新教的瑞士诸邦并肩作战。意大利的革命民族主义反过来又激发了克罗地亚人的民族主义诉求，而由于克罗地亚人没有统一的文学语言，所以总部设在杜布罗夫尼克、使用意大利语刊文的期刊《奇遇》（L’Avventura）便成了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舆论阵地。此外，德意志民族主义也促进了捷克人的爱国主义运动。民族主义理念表现出了强大的感召力，让欧洲各国的国民变得对其他欧洲民族的民族主义诉求感同身受。在德意志诸国、法国、英国，自由派成了波兰人、希腊人、意大利人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的狂热支持者。民族主义之所以会成为一股潜在的激进力量，其原因有二。**，民族主义者与自由派、激进派一样，也宣称自己是在为“人民”发声，并不是君权的代言人。在自由派看来，“人民”是由受过教育、有能力纳税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在民族主义者看来，“人民”标志着由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所定义的民族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意识形态上的近亲。实际上，由于自由主义的涵盖范围十分有限，支持者不仅全都是受过教育的富人，还大都是居住在城市中的精英，所以与之相比，民族主义反倒在某些方面更具有包容性。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会把属于同一民族的所有成员都包含在内——至少在理论上的确如此。就这一点而论，民族主义与19世纪中期时激进派的民主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许多德意志的激进派之所以会变成立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有其内在原因，并非出于偶然。第二，民族主义是一股颠覆性的力量，原因是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想要让民族主义的愿景变成现实，就意味着政治地图必须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想要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民族联合体，独立建国；伦巴第和威尼斯的爱国者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极其不满；波兰人做着复国的美梦，想要让祖国恢复1772年时的版图——一些波兰民族主义者竟然提出了让普鲁士“归还”波美拉尼亚的要求。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则梦想着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枷锁。
民族主义一方面意味着哈布斯堡君主国会在政治上分崩离析，另一方面又能起到推动德意志诸国一体化进程的作用，原因是德意志民族主义提出了认为德意志诸国原本是一个统一的祖国的假说，其目标是让四分五裂的祖国天下一统。至于新成立的统一的德意志到底会采取何种具体的**形式，就不得而知了。既然全新的德意志将会是一个统一的**，那么到底应当如何协调**与诸多传统君主国各自拥有的权利及权力之间的关系呢？到底应当把多大的权力集中到**政府的手中？在这个统一的德意志**中，***的角色到底是应当由奥地利人扮演，还是应当由普鲁士人承担？这个新**的国**应当如何划定？1848年的革命爆发后，上述问题一直都得不到解决，引发了不知多少争议与辩论。德意志诸国的首相官署、立法机构全都讨论了上述民族问题，但这场辩论的主会场是1848年4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大教堂开幕的国民议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由德意志诸国以全国选举的方式产生的代表组成，其任务是为新成立的统一的德意志起草宪法。议会大厅是一座椭圆形的圆顶建筑，其内部装饰精美，墙面上不仅挂有代表德意志的黑、红、金三色旗，还在*显眼的位置悬挂着由画家菲利普·法伊特创作的巨幅画作《日耳曼尼亚》（Germania）。《日耳曼尼亚》悬挂在议会主厅管风琴楼厢的正前方，是一幅意义深远的寓言油画。画作的主角是一位头戴橡树叶头冠的女性，她肃然伫立，脚边是一副砸碎了的枷锁，而她身后则是一轮光芒万丈的旭日，照亮了代表德意志的三色旗。
在面对民族主义者建立统一**的计划时，普政府的态度必然是自相矛盾的。民族主义者在原则上挑战了德意志诸国割据一方的君主手中的权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普政府肯定会把他们视为一股具有颠覆性的危险力量。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普政府之所以会发起打击“煽动者”的行动，其背后的原因正是这种把民族主义者等同于颠覆势力的逻辑思维。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只要有利于柏林当局的权力政治利益，普政府在原则上就不会反对那些有可能令德意志诸国的政治机构变得更紧密、更具凝聚性的措施。普政府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做出了支持德意志关税同盟、支持德意志邦联建立更为强大的国防机构的决定。与拿破仑战争刚刚结束的那段时间相比，到了1840年代的时候，普政府如果想要一以贯之，继续实施这种以加强德意志诸国间凝聚力为手段来为本国获得更多利益的政策，就必须在应对民族主义的时候更加注重对细节的处理：如果能够诱导民族主义情绪，促使民族主义势力与普鲁士的**机构建立起某种合作关系，那么民族主义热情就有可能转变成一股值得培养和利用的力量。当然，想要让这一套政策取得成果，就必须首先说服相关的民族主义者，让他们认为普鲁士的利益与全体德意志人的利益完全一致。
在1840年代的十年间，认为应当在普鲁士的政府当局与自由派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建立起盟友关系的观点变得越来越具有可行性。无论是在1840—1841年的战争危机留下的余波中，还是在1846年，石勒苏益格公国、荷尔斯泰因公国这两块民族成分复杂且与丹麦接壤的土地的归属问题引发危机的时候，德意志诸国的温和自由派全都越来越依靠普鲁士，认为德意志邦联的国防机构很不成熟，必须由普鲁士作为代理人来维护邦联的利益。1843年，海德堡大学的教授格奥尔格·戈特弗里德·格维努斯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指出，“普鲁士必须成为德意志的领头羊”，但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即柏林当局应当首先完成宪政改革。《德意志报》（DeutscheZeitung）于1847年5月创刊，是一份自由派的报纸。该报毫不隐讳地提出，应当利用积极主动的对外政策来实现德意志的统一，而这样一套政策成形的前提条件则是，普鲁士的**当局必须与民族主义运动建立起盟友关系。
在1848年3月，即革命刚刚爆发的那段时间，普鲁士国王在应对革命造成的乱局时所采用策略的一大特点是，请求民众考虑民族大义。3月21日上午，也就是起义爆发、军队被迫撤出首都的两天后，弗里德里希·威廉授权政府印发海报，向民众发布了一段好似神谕一般的宣言：
今天，一段全新的、光荣的历史在你们的面前展开了画卷！从此往后，你们又成了一个统一的伟大民族，一个屹立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强大而自由的民族！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相信你们肯定会像英雄一样支持民族统一的事业，相信你们的精神已经重获新生——他决定领导这场救赎德意志民族的运动。今天，你们将会看到他骑着骏马、高举着代表德意志的伟大旗帜来到你们中间。
弗里德里希·威廉说到做到，在当天中午的时候出现在了民众的面前。他戴着三色袖章（某些记录宣称他腰间系着一条黑、红、金的三色腰带），身后跟着一个高举德意志三色旗的柏林射击俱乐部成员。国王率领游行队伍，漫步于首都的大街小巷，德意志民族成了街头巷尾的议题，场面好不奇怪。沿途的学生高呼弗里德里希·威廉是德意志帝国的新皇帝，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则时不时地停下游行队伍的脚步，向围观群众发表演讲，告诉他们局势目前的发展对德意志民族的未来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为了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弗里德里希·威廉当天晚上命人在王宫的圆顶上升起了一面红、黑、金的三色旗。他向陆军大臣签发了内阁令，这道命令表示，考虑到今后国王将会全身心地致力于解决“德意志问题”，而普鲁士则将会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国王希望普军士兵的军帽上“除了要有普鲁士的徽记，也要有德意志的徽记”。
*令人吃惊的是，3月21日晚，弗里德里希·威廉发表了一份题为《致我的人民和德意志民族》的宣言。宣言首先回顾了1813年的那段危机四伏的日子，指出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把普鲁士和德意志从耻辱中拯救了出来”，之后又提出，在现在的这场危机中，德意志诸国的君主必须在统一的领导下共同行动，这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我挑起了***的重担……我的人民不惧危险，一定不会弃我于不顾，德意志诸国一定会本着信任的精神加入我领导的行列。今天，我举起了代表古德意志的三色旗，将会与我的人民一起，在德意志帝国伟大的旗帜下并肩前行。普鲁士从今天起并入了德意志。
如果仅仅把这一连串夸张的举动等同于一位四面楚歌的君主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做出的投机行为，可就错了。早在1848年的革命爆发之前，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德意志狂热”就已经真实存在。他是霍亨索伦王朝的历史上**位真正从德意志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君主——这一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科隆大教堂是一座宏伟的哥特式建筑，其修建工作于1248年启动，一直持续到了1560年，之后便因故停工，始终都没有彻底完工。弗里德里希·威廉深度参与了大教堂修建工作的重启计划。早在世纪之交时，认为应当完成大教堂修建工作的设想就已经引起了讨论，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则一直都为这一设想发声，是其狂热的支持者。1842年，刚刚即位两年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前往莱茵兰，参加了庆祝修建工作重启的仪式。他不仅分别参加了按照新教和天主教的礼仪举行的宗教仪式，还主持了修建工作的奠基仪式，在仪式上发表精彩绝伦的即兴发言，夸赞大教堂的修建工作体现了“德意志的团结精神和力量”，令围观仪式的群众又惊又喜。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他致信梅特涅，表示自己决定投身于“确保德意志的伟大、强大、荣耀”的工作。
弗里德里希·威廉所说的德意志“统一”，所指的并不是一个政治上统一的民族**，而是中世纪的德意志帝国在文化和宗教领域包罗万象的统一性。因此，他虽然围绕着德意志的统一问题发表了言论，但这并不一定等同于他向奥地利对德意志诸国的传统领导地位发起了挑战。在1840—1841年的战争危机期间，尽管弗里德里希·威廉支持在南德意志诸国的国防问题上增加普鲁士影响力的做法，但他却仍然不愿把与维也纳当局发生直接对抗的可能性纳入考虑范围。在1848年春季的那几个月，从本质上讲，普鲁士国王对德意志诸国未来的认知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4月24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向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汉诺威的自由派人士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达尔曼指出，他认为德意志的未来应该是一个重获新生的神圣罗马帝国，其***应当是由重新成立的选帝侯团体选出的“德意志人的国王”（也许可以由普鲁士人担任），而国王的职责则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罗马皇帝”的名誉领导下行使行政权。弗里德里希·威廉既是浪漫主义者，又是支持君主制度的正统主义者，认为单方面的夺权行为会危害到其他德意志**的君主按照历史传统所应享有的权利，对这样的做法嗤之以鼻。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得知刚刚上任的自由派外交大臣（海因里希·亚历山大·冯·阿尼姆-苏科，于3月21日就职）提出，普鲁士的国王应当接受皇冠，成为新“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之后宣称自己惊恐不已。他对一位深受信任的保守派近臣大倒苦水，宣称：“［阿尼姆-苏科］不顾我表达得已经很清楚的良好意愿，竟然想要让我接受皇帝的头衔！！！……我决不会戴上这顶皇冠。”

**序 引 言 勃兰登堡 - 普鲁士的历史 第 一 章 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王朝 第 二 章 毁灭 第 三 章 非同寻常的德意志之光 第 四 章 王权 第 五 章 新教 第 六 章 乡土势力 第 七 章 逐鹿欧洲 第 八 章 敢于求知！ 第 九 章 傲慢与报应：1789—1806 第 十 章 官僚创造的世界 第十一章 钢铁时代 第十二章 上帝的历史征途 第十三章 事态升级 第十四章 普鲁士革命的辉煌与苦难 第十五章 四场战争 第十六章 并入德意志 第十七章 落幕 致 谢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