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种陆续出版的历史文化读物,它以记述一个小人物生死与档案的文字,以今天的视角来追怀与审视过去,并为当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我们需要温故,是因为我们的健忘,从温故中而知新则是我们温故的目的。从《温故》中,细心的读者都能感悟到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温故。

1951年到甘肃
小引
我因找到了半个多世纪前参加土地改革时的笔记本,回忆和反思那一段经历就有些依据了。
1947年9月,中共**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我们当时在“蒋管区”,却也在(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民联小组内学习讨论过。那时我已知道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因此,认为毛泽东讲过新民主主义就是新三民主义,然则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也只是实现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遗愿而已。没有实际政治经验,也没有政治头脑,虽置身于国共两党决死斗争的格局之中,却没有了解此时此刻解决土地问题的现实政治意义,根本没想到这是给同盟者以实际利益的重大举措,借以动员广大的贫雇农团结在保卫胜利果实的旗帜下,从兵源和物资两个主要方面支援前线,同时结束抗战中止于减租减息、容纳地主**联合抗战的局面,划清**阵线,孤立并打击封建地主**,巩固后方政权。
我生于城市,在1947年以前没有下过乡,没有农村生活的直接经验,有关农村生活的见闻都是从书本上看来或辗转得于传说。我想象中的地主,已经不是鲁迅笔下的赵太爷和鲁四老爷们,而是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里的人物,还有古元、彦涵木刻里的形象。我们在讨论封建剥削的时候,一时对利滚利“驴打滚”叫不顺嘴,有人就解释说,就像欠人一头骡子,还债时得算成大骡子下了小骡子,小骡子又下小骡子,加倍翻番;我们这些城市中学生闹不清骡子是**的。我们热烈地讨论,要理解《土地法大纲》及其指导下的实践将比减租减息远为彻底地消灭封建剥削,消灭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过幸福生活。
我们的理解,在一般原则层面上是不错的。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试点已有的实践,特别是群众发动起来的后果,预计达到的目的和始料不及的局面中出现过哪些问题,这个背景不清,我们始终只能停留在理论上的欢呼拥护。偶尔听到学校里或社会上对农村土(地)改(革)负面现象的议论,条件反射地断定为造谣诬蔑;有一个功课不错待人也无可挑剔的同学,家在良乡,经过土改,似是划为地主的家庭遭到“扫地出门”,家里便有成年人集结为还乡团反攻骚扰,他本人也因此仇恨八路军,并走**,投向特务(或特务外围)组织。我起初因对他印象较好,不相信他这一选择,证实无误以后,对他是惋惜加上警惕,但我却没有从另一方面想想,土改中具体政策的制订或执行,是否发生了什么偏颇,在消灭封建剥削性质的土地制度时,对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有没有加以区别,对地主分子和地主**一般家庭成员有没有切实给予生活出路,不使他们铤而走险,从而*大限度地减少革命的阻力,减少革命运动的后遗症。这都是后来直到今天回首往事时一些“事后诸葛亮”式的想法;这些想法其实也是中共领导群众运动曾经总结过的经验教训,曾经提示过的政策性和策略性考虑,当时我们这些置身于事外者根本没有想到,而当时党的各级干部本来是应该想到,有些重大的偏差是应该防范于前、补救于后的。
而除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毛泽东1948年4月在晋绥的讲话中稍涉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以外,多少年来公开的著述中,土改也如其他���何一次政治运动一样,只有成绩方面的正面陈述,而曾有的弯路、偏差、错误倾向直至侵犯了不该侵犯的人的利益,杀害了不该杀害的人,都很少提及,因而汲取教训也就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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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 1951年到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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