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合作始于1992年启动的三个项目:AVE(地球未来项目)。D1V(文化间项目)和APM(农民农业、社会与现代化)。当时的目标是与欧洲的两个基金会取得初步接触(跨文化研究院Transcultura和人类进步基金会FPH),之所以没有选择美国基金会,是想了解美国之外的地区怎样看待中国?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有着怎样的地位?中国怎样才能借鉴其他**的经验以便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农村地区的改革与发展?FPH和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政府改革中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由此,中方决定参加AVE、DIV和APM三个项目。中方合作人员关非没有隐忧。人类进步基金会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听起来顺耳”,可它会不会把自己的理念(我们并不担心方法)强加给中方人员?另外,微小的不慎(一句或是一篇未被媒体妥善报道的讲话)会不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因为我们的中国朋友们不是在世外桃源悠然读书的文人,也不是独自冥思或是三五成群谈天论道的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着多方正式机构。当时陈越光和谢杨主持的SECM(中国农业现代化网络)——APM在中国有联系的全国性机构就有5个:
——中国文化书院
——中国农业科技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
——中国农村杂志社和700名乡村干部
——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方的期望非常明确:增进利于长期共同发展的深层互信。
本文是为作者在2003年休整年期间举行的基金会中国合作伙伴北京会议《论文集》所写的序言。它试图从本书的材料出发+归纳出基金会在中国参与的本义。
主题关键词:历史;跨文化
地理关键词:中国;欧洲;法国
角色关键词:大学;非政府组织;**;基金会
方法关键词:思想与提案传播;经验积累
本书是关于一个事件的记忆。这一事件,便是由中国文化书院乐黛云教授主持的中国合作伙伴与基金会历年参与这一合作的主要角色之间的一次聚会。聚会发生在基金会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刻,即在2002--2003年休整年期间。
何为基金会休整年(sabbatiale)?
那是每隔十年重复一次的时刻,期间基金会与合作伙伴一起共同回顾刚刚经历过的历史,在经年累月的紧张活动之后,从容地进行长时间——18个月——的思考,以便总结教训,并在确定新方向的同时获得一种新的冲力。
如果基金会确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把社会变迁的长远历史作为她工作的切人点,那么是否还真需要每隔十年变换方向。当然,变化并非为变而变,而是因为社会在演变,因为我们本身通过与合作伙伴的接触,每天学到很多东西,并应利用这些所学内存,去与新的合作伙伴接触交往。或使我们的行动方式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