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同意只站在一方的立场上否定另一方的观点,事实上双方各有其作用和局限。启蒙主义的文化批判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救国论”,它虽然在颠覆历史的文化障碍方面有其独特的功效,但其空想主义的历史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其空想主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批判的武器确实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它无法完成只有救亡才能完成的任务;二是需要启蒙的现实并没有提供可以实现启蒙目的的历史条件,被启蒙者不具备可以接受启蒙的文化基础,对话不能实现。它所起的作用,只是在知识者范围或日在作为社会文化核心的知识者话语内改变价值取向和基本结构,从而引导历史的发展。救亡相对于启蒙来说,则是更直接有效地改变**或民族现实生存状况的实践性力量。如果说启蒙使用的武器是西方文化的话,那么救亡所依赖的则是社会集团的力量。但也正因如此,在其调动社会集团力量时,就必然向**的或民族的本位文化认同,而与启蒙主义相对立。由此可以看出,启蒙和救亡各以其历史不可缺失的一面,支撑着历史,这或者也可以看做中国历史在特殊前提下以特殊方式进入和推进近、现代化过程时,所必然呈现的**可能的现实性结构。历史可以评价,但不能假设。
应该说,这种独特的结构,造成了独特的效应。**,对峙双方各自向**���的强调,强化了历史的双重需要,保证历史以补偿的方式实现总体上的综合发展。第二,对峙双方均以功利主义的现实性历史目的为行为目标,强化并突出了本世纪社会行为的历史性内涵,同时也保证了历史性目的对文化价值系统的全面笼罩。第三,由悖论性对峙所造成的紧张,使历史参与者们经常处于自觉、警醒的精神状态,强化了历史参与者主体性能力的发挥,并由此形成了本世纪历史的精神性特色。第四,对峙双方之间所产生的疏离性空间,也使一些非历史功利主义的文化和文学艺术派别有了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