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诊以来,数十年中,治病人无数。受惠者,口口声声称门诊的医生为“A先生”,即为病人献爱心的医生。门诊开设多年以来,一直受到里委、街道、浦东新区领导的表彰与嘉奖。为更好地为百姓服务,我们的义诊也按政府的有关规定在完善之中。
1999年刊印的《小草首集汇编》是中医秘方集藏专业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的纪念刊。刊中所介绍的秘方以“效、便、廉”为宗旨,所收多为研究会内外同仁与先贤的验证秘方。刊行后,颇受大家欢迎。
《小草》是研究会会刊。而她的创刊却先于中医秘方集藏专业研究会。这本小册子原是“杏林友社”的社刊,也是笔者的自称。社刊定名为“小草”,是取其在中药名中之义,“小草”是“远志”的别名,以此离志;“小草”比之名贵药材,则属贱陋之辈,会刊则取其不颜贱陋,不畏严寒烈日,一往无前能染绿旷野之精神以师之;而集方者又多无可观学历、文凭,也多无渊源家学之传,非名医大家**。故研究会会员也多以“小草医生”自喻之。我们这些“小草医生”,似墙边、石缝中的小草,以顽强的意志茁壮成长。
“小草医生”的成长是艰辛的,因为我们存在着诸多的“先天不足”与“营养欠缺”。就拿笔者本人来说,我是个连中等教育都没系统接受过的人,家境又贫,困难就更多。不管主观上是多么的努力,但客观上的机会对我来说太少太难了。记得1978年,**恢复高考。由于十年动乱,许多大学师资断层,于是抓住高考的机会,向社会广招人才。我通过考试拿到了中医学院师资培训班的录取通知书,三年毕业后,相当于研究生。那时,像我这样年纪的大学生都是带薪读书,所以要原单位同意。但单位不放,领导知道我家庭经济状况不好,为了留住我,就以离职为条件,答应放我去深造。迫于生活压力,我只得放弃了这个自小追求的机会,真是遗恨终身。
但我还是幸运的。在高考之前,我以自己的真诚,感动了一位同情我的老中医。他收我为人室弟子。那是1968年夏天,****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向纵深发展,席卷全国每个角落,触及每个人的灵魂。老中医是东昌医院的创建者、业务院长,在那年月,是当然的走资派。有**,他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造反派把他当作牛鬼蛇神,批斗、检查、交代、“逼供信”齐下。他的家也被抄了,珍贵的书籍被撕了一地,足有一尺多高。值此大难之际,昔日的朋友怕连累自己,对他敬而远之;带教的学生怕划不清界线,对他避而离之。老中医精神上突遭凌辱,肉体上又被摧残,身心的不断伤害,使他渐渐地支撑不住了。造反派还要叫他坚持上班,不能病假休息,要他随时接受“组织审查”。就在这动乱的岁月中,我不怕有陪斗、检查、抄家的危险,还是一如既往地陪随在老中医左右。
我是在1965年,走到老中医的诊桌边的,就像墙外边的��草一样,整整站了三年。不论是春暖秋凉,夏暑冬寒,我工作之余的休息时间,多数“泡”在这里,很少“缺席”。三年来,我目睹着老中医带教的学生一批一批进来,又一批一批离开。我总是默默地。“偷偷”地记下老中医对学生传授的“经”。同时,有的学生也成了我的朋友;时间一长,老中医也“以医会友”认我为朋友,有时也让我为他做点事。时光在流逝,我的笔记在**。
奇怪的是,老中医成了“牛鬼蛇神”,被批斗后,请他治病的病人不仅依然不减,而且还时有增多,这可把老中医累得不能动弹,不思饮食。**午餐时间,别人都用餐去了,室内只剩下我与老中医,我递上为其蒸熟的饭盒,回顾四周见无人,就恳切地说:“老师,您太辛苦了,要多保重啊,身体是*重要的。总有**乌云会散去的。如果可以的话,下午让我帮你抄方。”在那非常岁月里的一声“老师”和“保重”,让身心备受摧残的老中医感动不已。若干年后,老中医重提此事,深情地对我说:“当时真像在荒旱的沙漠中遇到了清泉,自称小草的你支撑着我,给了我活下去的力量。你执着追求学医的精神,令我感动;你的诚恳为人是我所欣赏的。”此后,我便成了他的入室弟子。一个月后,老中医送我一帧照片,背面用宋代杨时、游酢拜师程颐的典故写下:“立雪程门下,所求唯真理,中医奥秘处,寓藏旦字一”这首诗。成了老中医的弟子后,他问我:“你跟着我学医,是想当‘名医’还是‘明医’。”我明白老中医问话的用意,答曰:“我是小草,本无名可求,只求明白医理,能惠民务实则幸。”恩师很满意我的回答。他对我的满意,不仅是我为人诚恳,学习认真,而且还因为他和我经历差不多。原来他从医也是“半路出家”,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他更理解自学医术的艰辛与不易。
老中医名叫王怡康,生于1904年。早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攻习文学,毕业后,考入沈阳邮电局工作。后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调来上海邮电局供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