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用30年时间,查理大帝就把从父亲皮皮诺手中接过来的王国领土扩大了一倍。无数的教堂、修道院和大主教教堂,形成了西欧*早的前城市网络。加洛林帝国的结构,完全是非集权的结构,这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情,它是不同于集权主义罗马的日耳曼新世界的必然发展。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帝国已具有一种超封建的组织能力,使早期分散的封建秩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集中化。现在,在我们正在回溯漫长的欧洲之路上,我们正处在两头同样距离的中间路段上:一头是5世纪日耳曼**阶段的欧洲;另一头是两千年纪上半叶末(14和15世纪)从罗马一日耳曼混合体中产生各个国族一**的欧洲。
因此,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从一千年纪进入两千年纪。当时的变化,其激烈程度与目前从两千年纪进入三千年纪的变化一样大。目前,由中世纪形成并在现代得到发展的国族一**也处在沸腾状态,好在人们现已设想出一种超越纯粹国族的单位和认同。不过,如同任何大规模历史过程一样,这还需要时间才能看清楚。但是,不管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所有欧洲公民今天都应质朴地想到:“��切都得慢慢来”。在我们人类的眼睛里,任何运动过程都是缓慢的。但是,我们的期望愈少,得到的会愈多。一千年纪末的欧洲市民,当时也可能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没有思想准备。
加洛林帝国当时没有任何政治决策**或日首都,这就如同19世纪中叶德意志**帝国期间日耳曼人的发展情形一样。查理大帝在他的不同宫廷里或日“**”里进行统治,它们都是国王的住处,遍布整个帝国。他特别喜欢住在有温泉的罗马古城阿瓜埃,也就是现在的阿吉斯格拉;他也喜欢到现在德国西部边界的茵格莱姆、马冈西亚和尼姆维根等**居住。 本书原文版问世于1998年,原名是《迈向21世纪欧洲中的西班牙人:站在三千年纪门槛的思考》。根据本书内容,中文版译名现改为《欧洲一体化进程——过去与现在》。这是因为本书的**并不是谈西班牙人在欧洲的地位与作用,而是从欧洲和世界的视野出发,谈“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和存在的问题,故改为现在的译名。我曾与作者讨论过此书的内容与书名译名问题,他接受了我的建议。
我是1999年在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进行访问研究时得到该书的,读后受益匪浅,遂产生把它译成中文的念头。经与作者联系,他很高兴无偿授予版权,并与我结下了良好的关系。2001年,我再次到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访问,与作者几次电话交谈后,他专程从德国赶到巴塞罗那与我讨论他的著作。我们谈到了欧盟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欧盟建设面临的问题、欧盟东扩的前景、欧盟的历史意义和世界影响、多民族中国的统一与多国族欧盟的一体化等。作者对欧盟一体化的目标,对一体化建设的现状,对欧盟建设的未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于作者的观点和本书的内容,译者在此不作过多评论,只想说一说我为什么要组织翻译这本书。
作者是一位西班牙的年轻学者,我为他的犀利笔锋,为他的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独立思考所感动。中国学者对欧盟一体化研究的著述不少,但大多数作者都着墨于欧盟的积极意义和成就,很少谈存在的问题;即使谈问题,也是一带而过,而且结论往往是模棱两可。本书作者不然,而是深入研究了欧盟建设面临的难题,并为此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观点鲜明。欧盟是一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互碰撞的产物,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是欧盟建设中的主要课题。任何社会问题的研究,其宗旨就是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我认为,本书作者做到了这一点。
本书洋洋洒洒50多万言,堪称鸿篇巨制。如果我个人翻译,没有充裕的时间是翻译不完的。何况本职工作要求我不可能专事翻译此书。于是,我通过北京外国语大学夏丽仙教授,陆续约请了几位同行参加翻译。除前五章、两个序言、两个引言和结束语为笔者所译外,其他各章的译者分别是:第六章和中文版前言,邓颖洁;第七章,夏丽仙;第八章,严大维、卢红梅;第九章,严大维、朱新华;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王耀增;第十二章,张海洋。全书由笔者统校。
在本书的翻译和校订中,如何正确表达一些概念的含意是一件难事,也易引起学界的争议,在此做如下说明。
汉语是一种表意文字,容易引起望文生义的理解,因此在与西方表音文字互译时,既要注意体现汉语的表意特点,又要了解西方语言符号的内涵,避免误读误译。因此,翻译西方人的著作,特别是翻译其中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要对一些基本概念特别敏感,体会这些概念所属事物的本质,并以恰当的词语进行表达。如果没有现成的相应词汇,那就要进行创造;如果认为前人的译名有问题,那就要提出改进。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本书讲的是欧洲人从分到合的历史过程。在历史和现实中,欧洲人分为不同的人们共同体形态。对此,欧洲人和本书作者是以nation、nationality、people和ethnos等概念加以表达的。然而,把这几个概念翻译为汉语,以往常常都译成“民族”,从字面上已看不出它们之间的区别了。如果这些概念分别出现在不同著作中,问题不大;但如出现在同一部作品中,都译为“民族”,就有问题了。因此,本书不得不对这些人们共同体概念做出译名区别,将nation、nationality、people和ethnos分别译为“国族”、“民族”、“人民”和“族类”。这些概念虽然都指的是“人们共同体”,但含义有别。
关于nation概念的翻译。国内通常的译名是“民族”,但我在本书中将其译为“国族”。与nation相应的概念如nation-state、national identity、nationalism, 相应地译为“国族—**”、“国族认同”、“国族主义”。据有关专家考证,国内以往把nation译为“民族”是从日语转借过来的。但“民族”一词在我国使用过程中已被泛化,内涵不定,而不仅仅指nation这种“人们共同体”了。例如“阿拉伯民族”、“汉民族”、“少数民族”、“土著民族”、“原始民族”、“现代民族”、“濒危民族”等等,这里所说的这些“民族”,与nation的概念完全是两码事。Nation是现代政治领土概念,也就是以主权**为单位的人们共同体。在国际社会中,只有“联合国”成员才能称为nation,联合国的名称就是United Nations。因此,把nation译为“国族”,首先旨在从汉语字面上避免把它与“民族”混淆,其次它可以体现nation的本质特征,即它是与“国”字相连的人们共同体。
关于nationality概念的翻译。这个词是多义词,它在国际社会中也被用来指称像我国的汉族、藏族和彝族,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加泰罗尼亚人和加利西亚人这样的人们共同体。Nationality是个派生概念,它于1870年代在西方语言中产生时,是相对于nation而言的,指的是处在一个主权**内的地方性人们共同体。我国在对外正式翻译我国的56个“民族”时,一般也都译为“nationality”。基于这个原因,考虑到我国官方、学术界、公共媒体和公众已习惯于称我国的56个次级人们共同体为“民族”,我在本书的翻译中也以“民族”来对译nationality。
关于people概念的翻译。在西方语言中,这是一个广泛使用的中性的人们共同体概念,任何一种人们共同体,都可称为“people”;而且,它还可以用来指称由不同的peoples组成的更大的人们共同体。所以,我在本书中便把people这个概念译为“人民”。但是,在中文语境中,“人民”有时又是与“统治者”相对的概念,这给我们以“人民”一词来翻译people这个概念造成了一定的顾忌。但在西方语言和观念中,people既包括大众也包括统治者,它是一个人们共同体概念而不是社会**或**概念。所以,国内翻译界有时又不得不把“people”翻译为“民族”。如此一来,就造成了汉语“民族”一词有nation、nationality和people三种译法。但是,这三个概念在西方语言和观念中绝不是等同的。不过,要说清楚三者之间的区别,需要专门讨论,这里不作赘述。
关于ethnos概念的翻译。我们所熟悉的“民族学”(ethnology),就源于这个概念。我在本书中把它译为“族类”,与这个概念有关的“ethnic group”则译为“族群”。Ethnos一词,原是古希腊人对周围所谓野蛮落后的异教徒的称呼,近代欧洲人借用它来指称殖民地人民,并由此建立了研究海外殖民地人民的学科,这就是所谓“民族学”的由来。从翻译之“信”的角度说,ethnology实应译为“异族学”;中性化一点,也只能译为“族类学”。我国在引入这门学问时也曾经有不同的译名,如“民种学”、“人种志”等,但自蔡元培先生起,汉语逐渐把它译为“民族学”了。但是,作为ethnology的研究对象的ethnos,与上述nation、nationality和people三个主要是政治学、历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的人们共同体概念,完全是两回事。
上述四个基本概念,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生活中不可随便替换使用,否则会产生严重的争议。然而,作为译者,我又不能不承担译者的责任,不能不对西方不同的人们共同体概念作出语言符号上的区别,以利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少受概念误导。如果这些不同的译名能引起读者产生“为什么”的思考,那就是意外之喜了;如果有读者把这几个不同译名连同它们所代表的事物的本质令人信服地说清楚,更是我们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