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漏斗模型是说明一个人在某一或长或短时期中,形成意见的*简单过程。漏斗横轴代表时间面向,漏斗的尖(顶)端代表*后分析时所持的意见,起点是椭圆形的大口通道。每个人在某段时间内,对所选择议题发表的意见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的知识范围、自信、信仰、偏见以及文化等个人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人们一开始考虑问题越多开口处越宽,反之越窄。从漏斗的开口到顶端,事件一个一个持续而来,宛如因果链,按照程序,先后连接,从通道的口部向内部推进。漏斗内的复杂事件大多数是原先各种因素促成的结果,每种事件也因而影响别的事件。斜边代表个人对政治感知范围的限制,影响意见的因素在意见形成的过程中或结合或消失。人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常随着时间的推移,衡量事件的本末始终轻重缓急,那些比较不重要的,不再考虑;关键性的因素仍然是决定的依据。焦点愈来愈明显,只有具决定性的重要因素受到重视,所以,图形逐渐减去不必要的变项,开始变窄。到了做决定时所考虑的因素可能只有少数一两个,成为图形的顶端。这就是漏斗形成的过程,也是聚合效果。
漏斗型是用来解释意见形成的逻辑,漏斗的变化因人而异,有人一开始考虑的因素不多,开口较小,随着时间的流逝迟迟不作决定,使漏斗的斜边没有明显变窄,成为长瘦型;有人一开始时考虑的因素很多,开口处很宽,然而一下子就过滤了许多因素,淘汰不重要的变项,很快作出决定,漏斗变成很短的形状。 从1994年起,侯东阳就在河南一所大学讲授舆论学和传播学。十五年后的今天,她出版了《舆论传播学教程》一书。这可以称为厚积薄发,功到自然成了吧。编教材与写专著相比,有它特别的难处,那就是教材的规范性、公认度和普适性。在中国大陆,规范性较强的舆论学教材尚是紧缺之项。本书的问世,的确需要酝酿和积淀一些年头儿的。
但本书已非纯粹的舆论学著述,而是舆论学与传播学的交叉之作了。传播学传人中国大陆,已经过了30多个春秋。30年的时日,说短也不算短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不就才30年的岁月吗?期间有无数崭新学说传入华夏大地,由此成就的学业、事业、伟业难以胜数。传播学与其他许多新兴学科一起,乘改革开放的春风传人中国大陆,30年间结出的果实或许可以称为丰硕,但它早该穿过介绍和套用的初始阶段,尽力避免或减少牵强附会、强词夺理、拿术语作标签儿到处贴的弯路,及早把传播学的科学原理当作认识工具和方法,回答时代的和历史的、世界的和民族的信息传播中的种种疑难和现实问题。这当然是有难处的,正如作者所说的:“舆论学借鉴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尚不熟练,有待进一步加强。”
本书从篇章结构到**问题的论述,见不到对传播学概念的生搬硬套和有意炫耀,而是着意把舆论形态当作一种过程加以研究和阐述。传播学注重揭示社会行为的内在结构和结构要素之间的互动过程,用这种方法研究舆论行为的性质和规律,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实践证明也是行之有效的。
大家公认,李普曼是舆论学的创始人。他的《舆论学》一书出版于1922年。可在此书出版前的近20年间,中国人梁启超就通过一系列论著,阐发出相当系统的舆论学思想。当然,从总体上说,李普曼的舆论思想比梁启超先进,但梁启超的许多有关舆论的见解,其思想的深刻透彻和表述的尖锐准确,在当时的中外学者中的确是胜人一筹的。这当然是因为梁启超学习了西方的舆论思想,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继承了中国几千年的舆论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