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坤便尽己所能,在批评医界无序的同时,采取了具体措施来。改善积弊。万历二十一年,吕坤在山西巡抚任上,针对有司不重医道,使民众受疾病所困的状况,主张振举医学,提出了读医书的方法和可选读的医书的建议。当年他还重刊了有关眼科的《重订明目至宝》。万历三十二年,时六十九岁、已经致仕的吕坤针对当时行医者不分疹痘的问题,以孔弘擢《疗疹》为基础,综合各家之说,汇编成了《疹科》一书,以纠正对痘重疹轻的误解,强调了疹毒日益严重的形势。
直至七十岁,吕坤还为雍丘(今河南杞县)刘伋辑录的《太素脉经》撰序,申明对世医不德、行医无术等问题的感言。从这份吕坤晚年对医界的反思看,他早年发现的行医者的问题仍然存在,为官时提出的“振举医学”措施,也不见有广泛收效,但他仍希望刘伋能“每遇同术,即以余言相告”,为提高行医者的医术、医德作微薄的努力。这一事情与他早年对医学的关注,恰能形成一个彼此吻合相扣的回环。
*初对医学感兴趣,缘自孝亲疗母;由一己切肤之痛演成对社会上从医者德行、技术的失望和批评,则是为官职责使然;晚年撰序再次申述昔日观点,’并希望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尽可能的传播,以为改善行业性弊端之法,就已然包含了对此社会痼疾有心无力的无奈。这过程与吕坤社会责任的养成轨迹合辙,也与他思想的成熟历程相吻合。其间人仕为官的经历,令他接触社会的方面渐广,程度日深,对早有关心的问题,便容易生出感慨,且这感慨愈来愈切,有利于从识见、思想的一个侧面,构筑他经世致用的完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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