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庞德的思想观念与诗学建构:国际主义历史主义比较诗学
小引 庞德形象
1914年漩涡派艺术家戈蒂尔(Gaudier)为他的诗人朋友雕琢了一座胸像,命名为“埃兹拉·庞德圣僧头像”。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个圣僧头像逐渐形成读者心目中的庞德形象。这一形象不但没有被时间销蚀,反而随现代西方的庞德研究变得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美国庞德研究的发起人Hugh·Ken-ner教授1971年出版了他的专著《庞德时代》(The Pound Era)之后。虽然这两个指涉庞德的字眼“圣僧”、“时代”听起来相当夸张,庞德批评家对其隐喻却保持缄默。庞德主导了英美现代派高峰时期(1912~1922)的诗歌,��且是诸多现代派和后现代派诗人的导师。San Juan Jr.这样评道:“英语现代诗歌主要是庞德的创造,这其实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庞德为叶芝修改他晚期的诗歌,为艾略特修改《荒原》,为乔伊斯**他的创作,筹资出版他的小说。对当时淹没人世的天才作家艾略特和乔伊斯,庞德可以说是英美批评界独具慧眼的伯乐。此外,庞德不断支持新思潮,发掘新诗人,曾为杜莉特尔(H.D.)、奥尔丁顿、弗洛斯特、马斯特斯、威廉斯、莫尔等作家撰文传名。许多当年像海明威默默无闻的新手庞德都给予支持,热心帮他们在文坛扬名。在现代派文学的高峰时期,庞德扮演了示范作家、评论家、编辑、青年作家的联络人和宣传家的角色。庞德为英美文学现代主义的兴起摇旗呐喊,并在短期内将美国和英国的作家联结在一起,故被称为“伦敦和格林威治的桥梁”。所以说,就庞德时代而言,即英美现代派文学的鼎盛时期,20世纪10年代至50年代,庞德是执其牛耳之人。
庞德是个多产作家。他的论文、诗集、译作,对许多无缘与他交往的人有深刻影响。艾略特曾说:“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中写诗的人(如果写得还算好),学了庞德而没有提高,这样的人我还想不出来。”帕金(D.Perkins)在他的《现代诗歌史》中评道:“庞德是英国和美国影响*大,一定意义上也是*好的诗歌批评家。”尽管如此,经庞德用心修改的现代长诗《荒原》,自1922年发表以后,艾略特的影响却远远超过庞德:“《荒原》的阴影可以从任何一种语言中辨认出来。”庞德继续埋头写作自1915年开始的长诗《诗章》,一直写到1969年,以此证明自己诗歌的生命力和诗学的持久力。事实证明,庞德诗歌同威廉斯的一样,为反对象征派另辟蹊径的作家提供了更为有助的指导。庞德不仅影响了现代派的**代和第二代诗人,而且还影响了很多第三代诗人,诸如:R.Creeley,R.Dul
…… 经历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原子弹轰炸广岛,经历了“古拉格群岛”、文化大革命等无可言状的精神苦难,人类曾梦想21世纪将是一个和平发展的美好的世纪;然而没有想到头一年就发生了9.11这样的恐怖袭击。战乱、暴动、屠杀仍然随处可见。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当然多种多样,然而,深刻的文化冲突不能不说是众多原因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目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冲突无疑已给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前者企图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强行推广他们的意识形态,以图覆盖甚至泯没其他民族文化;后者则采取文化隔绝封闭的孤立政策,不惜以恐怖灭绝手段,维护其停滞与不变,并与一切和他们的看法相悖的力量拼死抗争。随着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日益增强的武器杀伤力及其对自然生态无可挽回的破坏,这种冲突所带来的灾难还会越来越严重。
目前,全世界的有识者都在考虑如何才能化解这一场有可能将人类引向毁灭的冲突。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曾指出:策划和平要比策划战争困难得多。同样,实行引向战争的“对抗”,也比实行引向和平的“对话”困难得多!事实告诉我们,“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死硬派”,恐怕是很难对话,也不大可能“化干戈为玉帛”的。但是,希望仍在于两者之间的、极其广大的、不同层次的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人民。他们对文化冲突的遏制和对文化共存的自觉将决定世界的前程。
西方已有学者提出必须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之外,寻求另一种全球化,即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共生”不是“融合”,也不是简单的和平共处,而是各自保持并发扬自身的特点,相互依存,互相得益。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反对以一种文化打压或覆盖另一种文化,主张多种文化保持“共生”互利的状态,以收和平共处、相得益彰之效。多元文化共生的前提就是各民族对自身的文化有充分的自觉。